卷七十五 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第四十五 （眭弘，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 【原文】 眭弘字孟，鲁国蕃人也。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至符节令。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陰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外。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袄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子为郎。 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陰陽，先言柏梁台灾曰，至期日果灾。时，昌邑王以少子爱，上为选师，始昌为太傅。年老，以寿终。族子胜亦以儒显名。 夏侯胜字长公。初，鲁共王分鲁西宁乡以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后更名东平，故胜为东平人。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蕳卿，又从欧陽氏问。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善说礼服。征为博士、光禄大夫。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袄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陰，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十余日，光卒与安世白太后，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胜用《尚书》授太后。迁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以与谋废立，定策安宗庙，益千户。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遗德，承圣业，奉宗庙，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循，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巨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宣如诏书。”长信少府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义，御史大夫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献纳，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皆立庙，如高祖、太宗焉。 胜、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经，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讲论不怠。 至四年夏，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动，或山崩，坏城郭室屋，杀六千余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吊问吏民，赐死者棺钱。下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托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术士，有以应变，补朕之阙，毋有所讳。”因大赦。胜出为谏大夫、给事中，霸为扬州剌吏。 胜为人质朴守正，简易亡威仪。见时谓上为君，误相字于前，上亦以是亲信之。尝见，出道上语，上闻而让胜，胜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朝廷每有大议，上知胜素直，谓曰：“先生通正言，无惩前事。” 胜复为长信少府，迁太子太傅。受诏撰《尚书》、《论语说》，赐黄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 始，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 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陽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自颛门名经，为议郎、博士，至太子少傅。胜子兼为左曹太中大夫，孙尧至长信少府、司农、鸿胪，曾孙蕃郡守、州牧、长乐少府。胜同产弟子赏为梁内史，梁内史子定国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为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梁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好钟律，知音声。初元四年以孝廉为郎。 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陰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私、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房同经，论议相非。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习、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 房罢出，后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雍塞。”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元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 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内与石显、五鹿充宗有隙，不欲远离左右，及为太守，忧惧。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已来，蒙气衰去，太陽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守陽平侯凤欲见未得，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房未发，上令陽平侯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当遂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房至陕，复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强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己丑夜，有还风，尽辛卯，太陽复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星亡之异可去。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远，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房去月余，竟征下狱。 初，淮陽宪王舅张博从房受学，以女妻房。房与相亲，每朝见，辄为博道其语，以为上意欲用房议，而群臣恶其害己，故为众所排。博曰：“淮陽王上亲弟，敏达好政，欲为国忠。今欲令王上书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无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荐士，何为不可？”房曰：“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君相与合同，巧佞之人也，事县官十余年；及丞相韦侯，皆久亡补于民，可谓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见，劝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书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郑弘代之，迁中书令置他官，以钩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从房记诸所说灾异事，因令房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淮陽王。石显微司具知之，以房亲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显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语在《宪王传》。初，房见道幽、厉事，出为御史大夫郑弘言之。房、博皆弃市，弘坐免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死时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人也。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学不仕，好律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诸儒荐之，征待诏宦者署，数言事宴见，天子敬焉。 时，平昌侯王临以宣帝外属侍中，称诏欲从奉学其术。奉不肯与言，而上封事曰：“臣闻之于师，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人诚乡正，虽愚为用；若乃怀邪，知益为害。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陰贼而后动，陰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陰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礼经》避之，《春秋》讳焉。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已酉主之。二陽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诗》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属陰，戌丑属陽，万物各以其类应。今陛下明圣虚静以待物至，万事虽众，何闻而不谕，岂况乎执十二律而御六情！于以知下参实，亦甚优矣，万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风从西南来。未主奸邪，申主贪狼，风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气也。平昌侯比三来见臣，皆以正辰加邪时。辰为客，时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诚不敢以语邪人。” 上以奉为中郎，召问奉：“来者以善日邪时，孰与邪日善时？”奉对曰：“师法用辰不用日。辰为客，时为主人。见于明主，侍者为主人。辰正时邪，见者正，侍者邪；辰邪时正，见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见，侍者虽邪，辰时俱正；大邪之见，侍者虽正，辰时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时邪辰正，见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时正辰邪，见者反正。辰为常事，时为一行。辰疏而时精，其效同功，必参五观之，然后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进退，参之六合五行，则可以见人性，知人情。难用外察，从中甚明，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故曰：‘显诸仁，臧诸用。’露之则不神，独行则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学者莫能行。” 是岁，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上乃下诏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税；损大官膳，减乐府员，损苑马，诸官馆稀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少府减食谷马，水衡省食肉兽。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刘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复震。上曰：“盖闻贤圣在位，陰陽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今朕共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豸原>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厌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动，天惟降灾，震惊朕躬。治有大亏，咎至于此。夙夜兢兢，不通大变，深怀郁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因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朕甚闵焉，憯怛于心。已诏吏虚仓廪，开府臧，振救贫民，群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姓者，各条奏。悉意陈朕过失，靡有所讳。”因赦天下，举直言极谏之士。奉奏封事曰： 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陰陽，《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说，伤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于灭亡。今陛下明圣，深怀要道，烛临万方，布德流惠，靡有阙遗。罢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贫，赋医药，赐棺钱，恩泽甚厚。又举直言，求过失，盛德纯备，天下幸甚。 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臣闻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脏六体，五脏象天，六体象地。故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申动于貌。今年太陰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历以甲午从春。历中甲庚，历得参陽，性中仁义，情得公正贞廉，百年之精岁也。正以精岁，本首王位，日临中时接律而地大震，其后连月久陰，虽有大令，犹不能复，陰气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亲亲，必有异姓以明贤贤，此圣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亲而易进，异姓疏而难通，故同姓一，异姓五，乃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僣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陰气之盛，不亦宜乎！ 臣又闻未央、建章、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数，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园，其已御见者，臣子不敢有言，虽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诸侯王园，与其后宫，宜为设员，出其过制者，此损陰气应天救邪之道也。今异至不应，灾将随之。其法大水，极陰生陽，反为大旱，甚则有火灾，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财察。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奉自以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际地震之效，曰极陰生陽，恐有火灾。不合明听，未见省答，臣窃内不自信。今白鹤馆以四月乙未，时加于卯，月宿亢灾，与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胜拳拳，愿复赐间，卒其终始。” 上复延问以得失。奉以为祭天地于云陽汾陰，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又宫室苑囿，奢泰难供，以故民困国虚，亡累年之畜。所繇来久，不改其本，难以末正，乃上疏曰： 臣闻昔者盘庚改邑以兴殷道，圣人美之。窃闻汉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徭役。其时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宫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台，度用百金，重民之财，废而不为，其积土基，至今犹存，又下遗诏，不起山坟。故其时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后嗣。 如令处于当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应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后能立非常之功。臣愿陛下徙都于成周，左据成皋，右阻黾池，前乡崧高，后介大河，建荥陽，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娱；东厌诸侯之权，西远羌胡之难，陛下共已亡为，按成周之居，兼盘庚之德，万岁之后，长为高宗。汉家郊兆寝庙祭祀之礼多不应古，臣奉诚难亶居而改作，故愿陛下迁都正本。众制皆定，亡复缮治宫馆不急之费，岁可余一年之畜。 臣闻三代之祖积德以王，然皆不过数百年而绝。周至成王，有上贤之材，因文、武之业，以周、召为辅，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犹作诗、书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书》则曰：“王毋若殷王纣。”其《诗》则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监于殿，骏命不易。”今汉初取天下，起于丰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后世奢侈，国家之费当数代之用，非直费财，又乃费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胜数。有天下虽未久，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虽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东方连年饥馑，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动，天气混浊，日光侵夺。繇此言之，执国政者岂可以不怀怵惕而戒万分之一乎！笔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徙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能延长而亡穷也。今汉道未终，陛下本而始之，于以永世延祚，不亦优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顺太陰以东行，到后七年之明岁，必有五年之余蓄，然后大行考室之礼，虽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详察万世之策。 书奏，天子异其意，答曰：“问奉：今园庙有七，云东徙，状何如？”奉对曰“昔成王徙洛，般庚迁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圣明，不能一变天下之道。臣奉愚戆狂惑，唯陛下裁赦。” 其后，贡禹亦言当定迭毁礼，上遂从之。及匡衡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议皆自奉发之。 奉以中郎为博士、谏大夫，年老以寿终。子及孙，皆以学在儒官。 李寻字子长，平陵人也。治《尚书》，与张孺、郑宽中同师。宽中等守师法教授，寻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进，方进亦善为星历，除寻为吏，数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厚遇寻。是时多灾异，根辅政，数虚己问寻。寻见汉家有中衰厄会之象，其意以为且有洪水为灾，乃说根曰： 《书》云“天聪明”，盖言紫宫极枢，通位帝纪，太微四门，广开大道，五经六纬，尊术显士，翼张舒布，烛临四海，少微处士，为比为辅，故次帝廷，女宫在后。圣人承天，贤贤易色，取法于此。天官上相上将，皆颛面正朝，忧责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败之机，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说諓々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几亡。悔过自责，思惟黄发，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祸福如此，可不慎哉！ 夫士者，国家之大宝，功名之本也。将军一门九候，二十朱轮，汉兴以来，臣子贵盛，未尝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贤友强辅，庶几可以保身命，全子孙，安国家。 《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侯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谣俗，以制法度，考祸福。举措悖逆，咎败将至，征兆为之先见。明君恐惧修正，侧身博问，转祸为福；不可救者，即蓄备以待之，故社稷亡忧。 窃见往者赤黄四塞，地气大发，动土竭民，天下扰乱之征也。彗星争明，庶雄为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颇效矣。城中讹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惊骇，女孽入宫，此独未效。间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宫阙仍出。月、太白入东井，犯积水，缺天渊。日数湛于极陽之色。羽气乘宫，起风积云。又错以山崩地动，河不用其道。盛冬雷电，潜龙为孽。继以陨星流彗，维、填上见，日蚀有背乡。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征也。不忧不改，洪水乃欲荡涤，流彗乃欲扫除；改之，则有年亡期。故属者颇有变改，小贬邪猾，日月光精，时雨气应，此皇天右汉亡已也，何况致大改之！ 宜急博求幽隐，拔擢天士，任以大职。诸阘茸佞谄，抱虚求进，乃用残贼酷虐闻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坏天文，败地理，涌跃邪陰，湛溺太陽，为主结怨于民，宜以时废退，不当得居位。诚必行之，凶灾销灭，子孙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犹铁炭之低卬，见效可信者也。及诸蓄水连泉，务通利之。修旧堤防，省池泽税，以助损邪陰之盛。案行事，考变易，讹言之效，未尝不至。请征韩放，掾周敞、王望可与图之。 相于是荐寻。哀帝初即位，召寻待诏黄门，使侍中卫尉傅喜问寻曰：“间者水出地动，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仍重，极言毋有所讳。”寻对曰： 陛下圣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惧变异，不忘疏贱之臣，幸使重臣临问，愚臣不足以奉明诏。窃见陛下新即位，开大明，除忌讳，博延名士，靡不并进。臣寻位卑术浅，过随众贤待诏，食太官，衣御府，久污玉堂之署。比得召见，亡以自效。复特见延问至诚，自以逢不世出之命，愿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几万分有一可采。唯弃须臾之间，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经》，揆之圣意，以参天心。夫变异之来，各应象而至，臣谨条陈所闻。 《易》曰：“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众陽之长，辉光所烛，万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将旦，清风发，群陰伏，君以临朝，不牵于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进，不蔽障。日中辉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将入，专以一，君就房，有常节。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暗昧亡光。各有云为：其于东方作，日初出时，陰云邪气起者，法为牵于女谒，有所畏难；日出后，为近臣乱政；日中，为大臣欺诬；日且入，为妻妾役使所营。间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夺失色，邪气珥蜺数作。本起于晨，相连至昏，其日出后至日中间差愈。小臣不知内事，窃以日视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伤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执乾刚之德，强志守度，毋听女谒邪臣之态。诸保阿乳母甘言悲辞之托，断而勿听。勉强大谊，绝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赐以货财，不可私以官位，诚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则星辰放宽。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间者太白正昼经天。宜隆德克躬，以执不轨。 臣闻月者，众陰之长，销息见伏，百里为品，千里立表，万里连纪，妃后大臣诸侯之象也。朔晦正终始，弦为绳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间者，月数以春夏与日同道，过轩辕上后受气，入太微帝廷扬光辉，犯上将近臣，列星皆失色，厌厌如灭，此为母后与政乱朝，陰陽俱伤，两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窃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为寒心。唯陛下亲求贤士，无强所恶，以崇社稷，尊强本朝。 臣闻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应王者号令为之节度。岁星主岁事，为统首，号令所纪，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为，未得其节也。又填星不避岁星者，后帝共政，相留于奎、娄，当以义断之。荧惑往来亡常，周历两宫，作态低卬，入天门，上明堂，贯尾乱宫。太白发越犯库，兵寇之应也。贯黄龙，入帝庭，当门而出，随荧惑入天门，至房而分，欲与荧惑为患，不敢当明堂之精。此陛下神灵，故祸乱不成也。荧惑厥弛，佞巧依势，微言毁誉，进类蔽善。太白出端门，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时解，其忧凶。填、岁相守，又主内乱。宜察萧墙之内，毋急亲疏之微，诛放佞人，防绝萌牙，以荡涤浊濊，消散积恶，毋使得成祸乱。辰星主正四时，当效于四仲；四时失序，则辰星作异。今出于岁首之孟，天所以谴告陛下也。政急则出早，政缓则出晚，政绝不行则伏不见而为彗茀。四孟皆出，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讳。今幸独出寅孟之月，盖皇天所以笃右陛下也，宜深自改。 治国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则不达。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加以号令不顺四时，既往不咎，来事之师也。间者春三月治大狱，时贼陰立逆，恐岁小收；季夏举兵法，时寒气应，恐后有霜雹之灾；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湿奥，恐后有雷雹之变。夫以喜怒赏罚，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设上农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然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民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枹鼓之相应也。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诸侍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设群下请事；若陛下出令有谬于时者，当知争之，以顺时气。 臣闻五行以水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纪，终始所生。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偏党失纲，则踊溢为败。《书》云“水曰润下”，陰动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则河出图，洛出书，故河、洛决溢，所为最大。今汝、颍畎澮皆川水漂踊，与雨水并为民害，此《诗》所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属。唯陛下留意诗人之言，少抑外亲大臣。 臣闻地道柔静，陰之常义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应妃、后不顺；中位应大臣作乱；下位应庶民离畔。震或于其国，国君之咎也。四方中央连国历州俱动者，其异最大。间者关东地数震，五星作异，亦未大逆，宜务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闭绝私路，拔进英隽，退不任职，以强本朝。夫本强则精神折冲，本弱则招殃致凶，为邪谋所陵。闻往者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弘，汉之名相，于今亡比，而尚见轻，何况亡弘之属乎？故曰朝廷亡人，则为贼乱所轻，其道自然也。天下未闻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语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贤，不务于通人，故世陵夷。 马不伏历，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虚言也。陛下秉四海之众，曾亡柱干之固守闻于四境，殆闻之不广，取之不明，劝之不笃，传曰：“士之美者善养禾，君之明者善养士。”中人皆可使为君子。诏书进贤良，赦小饼，无求备，以博聚英隽。如近世贡禹，以言事忠切蒙尊荣，当此之时，士厉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后，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诛灭，智者结舌，邪伪并兴，外戚颛命，君臣隔塞，至绝继嗣，女宫作乱。此行事之败，诚可畏而悲也。 本在积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渐，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也。先帝大圣，深见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统，欲矫正之也。宜少抑外亲，选练左右，举有德行道术通明之士充备天官，然后可以辅圣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从官，行能亡以异，又不通一艺，及博士无文雅者，宜皆使就南亩，以视天下，明朝廷皆贤材君子，于以重朝尊君，灭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诛，唯财留神，反复复愚臣之言。 是时，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贵，祖母傅太后尤骄恣，欲称尊号。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执政谏争，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语在《丹传》。上虽不从寻言，然采其语，每有非常，辄问寻。寻对屡中，迁黄门侍郎。以寻言且有水灾，故拜寻为骑都尉，使护河堤。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诏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 哀帝久寝疾，几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于是诏制丞相御史：“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言大运一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俱焉，战战兢兢，唯恐陵夷。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后月余，上疾自若。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亡验，遂下贺良等吏，而下诏曰：“朕获保宗庙，为政不德，变异屡仍，恐惧战栗，未知所繇。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几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久旱为灾。以问贺良等，对当复改制度，皆背经谊，违圣制，不合时宜。夫过而不改，是为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它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与御史中丞、廷尉杂治，当贺良等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贺良等皆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陰陽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枢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白话文】 眭弘字孟，鲁国蕃人。年轻时尚气任侠，喜欢斗鸡跑马，后来却作风大变，跟嬴公学习《春秋》。因为通晓经术而做了议郎，官至符节令。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之南发出了像是有几千人在一起的喧闸之声，老百姓去看，衹见有块大石自己竖了起来，有一丈五尺高，四十八人合围那么粗，入地有八尺深，另有三块石头作为大石的脚。大石自立后，有几千只白色的乌鸦飞下来聚集在它旁边。与此同时，昌邑社庙中已经枯死倒地的树居然又活了过来，而且上林苑中原已折断枯萎倒卧在地的大柳树竟自己竖了起来，重新获得了生机，有许多虫子吃逭棵树的叶子，吃剩的树叶的形状像这样几个字：“公孙病已立”。眭弘于是推衍《春秋》大意，认为：“石头和柳树都是陰物，象征着处在下层的老百姓，而泰山是群山之首，是改朝换代以后皇帝祭天以报功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它们并非人力所为，造就说明要有普通老百姓成为天子了。社庙中已死的树木复生，造就表示以前被废的公孙氏一族要复兴了。”眭弘也不知道逭公孙氏所在何处，就说：“我的先师董仲舒曾经说过，即使有继皇帝位并且遵守文德的君主，也不会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汉家是尧的后代，有传国给他姓的运势，漠帝应该普告天下。征求贤能的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而自己退位封得百里之地，就像殷周二王的后代那样，以顺从天命。”眭弘请他的担任内官长的朋友赐替他奏上此书。当时，昭帝还很年幼，由大将军霍光管理朝政，霍光很讨厌此事，就把眭弘的奏书交给廷尉。霍光上奏赐和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两人都判处死刑。五年后，孝宣帝从民间兴起，即位，就征召眭弘的儿子为郎。 夏侯始昌，是鲁人。精通《五经》，讲授《齐诗》和《尚书》。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很器重夏侯始昌。始昌通晓陰陽之道，他曾经预言过柏梁台发生火灾的日期，结果到那天果然发生了火灾。当时昌邑王因为年纪最小而得到宠爱，武帝给他挑选老师，始昌就做了太傅。始昌年老而死。他的同族兄弟之子夏侯胜也是以儒者而有名。 夏侯胜字长公。当初，鲁共王把鲁西的宁乡封给他的儿子节侯时，宁乡属于大河。大河后来改名为束平，所以夏侯胜是束平人。夏侯胜少年丧父，但他很好学，跟随始昌学习《尚书》和《洪范五行传》，论说灾异。后来师从简卿，又问学于欧陽氏。夏侯胜做学问精细纯熟，他所师从的不衹一个人。夏侯胜擅长讲述礼服典制。被征召为博士、光禄大夫。这时恰逢昭帝驾崩，昌邑王继位，昌邑王经常出游。有一次夏侯胜挡着昌邑王坐的车子上前进谏道：“天久陰而不下雨，造就要有臣下图谋皇帝的事发生了，陛下还要出门到哪儿去呢？”昌邑王大怒，说夏侯胜是妖言惑众，就把他绑起来交付官吏处置。那个官吏把这件事报告给大将军霍光，霍光没有对夏侯胜施以刑罚。这时，霍光和车骑将军张安世正商量着要废掉昌邑王。霍光责备张安世露了口风，而实际上安世并没有泄露。于是就审问夏侯胜，夏侯胜回答道：“《洪范传》中说‘帝王没有统治的准则就会被恒常的陰惩罚，这时就会有地位在下的讨伐他的事发生，，衹是因为忌讳这么明显地说，所以衹说有臣下图谋皇帝的事发生。”霍光、安世都大吃一惊，从此就更加看重经学家了。十多天后，霍光终于和安世一起上奏太后，废掉昌邑王，立了宣帝。霍光认为群臣向东宫上奏政事，太后视察政务，应该了解经术，于是就让夏侯胜给太后讲授《尚书》。夏侯胜后改任长信少府，并被赐予关内侯，他以参与谋划废立之事和决定宗庙社稷的重大决策，后又被增加了千户的食邑封地。 宣帝刚刚即位，就想要褒扬武帝的功业，宣韶丞相御史说：“我以卑微的身份，蒙受祖先的恩德，继承圣人的事业，奉祀宗庙，日夜不敢忘。孝武皇帝自己躬行仁义，而又威武迅猛，北上征讨匈奴，单于逃得远远的，南下平定氐羌、昆明、瓯骆两越，向东平定了菱、貉、朝鲜，开拓我们的疆土，设立了郡县，各个蛮夷之国也都臣服，通好的使臣不请自至，珍贵的贡物陈列在宗庙中；协调音律，改造乐府之歌，荐享上帝，封泰山，建立明堂，改以建寅之月为岁首，又改订了车马祭牲的颜色；开创了圣人的功业，尊重贤能的人而赏赐有功之人，复兴衰败灭亡的诸侯和贵族世家，赞美周的后代；用完备隆重的礼物祭祀天地，使道术之路更加光明正大。上天对他也有报答赏赐，各种吉符和祥瑞一起得到应验，从地下出土了宝鼎，又获得了白麟，从海裹又钓到了大鱼，神仙和圣人都出现了，连群山也在称呼万岁。功德是那么的广大，这裹不能一齐说出，然而他的庙乐却与此盛功伟业不符，我实在为此而感到难过。所以把这件事提出而与列侯、二千石、博士们商议。”于是群臣就在廷中热烈地讨论起来，都说：“应该像诏书那样。”这睁睦独长信少府夏侯胜说道：“武帝虽然确实有打败四夷开拓疆土的功绩，但是他杀了许多大臣和百姓，使老百姓的财力穷竭，挥霍无度，天下已被消耗得很虚弱，百姓流离失所，死去的人超过一半。蝗灾四起，赤地数千里，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原先的储备积累至今还未恢复。所以武帝对老百姓没有恩泽，不能另为他立庙乐。”公卿一起责难夏侯胜说：“这是韶书啊。”夏侯胜说：“此韶书不可以用。为人臣下，应该实话实说，而不能曲意迎奉别人的意旨。我想说的已经说了，就是死我也不会再后悔。”于是丞相义、御史大夫广明弹劾夏侯胜对韶书胡说八道，诋毁先帝，大逆不道，而且丞相长史黄霸也因为纵容夏侯胜而不弹劾他，两个人都被投进了监狱。于是主事的官吏就请把武帝庙尊为世宗庙，进行《盛德》、《文始》、《五行》的乐舞表演，以后世世供奉，以彰明盛德。而武帝所巡行过的四十九个郡国也都立了庙，就像高祖、太宗一样。 夏侯胜、黄霸已经被关在牢裹很久了，黄霸想跟夏侯胜学习经术，夏侯胜以已获死罪为由拒绝了他。黄霸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夏侯胜觉得他说得很好，于是就教他学习经术。这样又过了一个冬天，而讲论如故。 到宣帝本始四年夏天，关东四十九郡同曰地震，或者山崩，城墙房屋倒塌，死了六千多人。宣帝穿着素服，不在正殿上朝，派遣大臣慰问官员和百姓，并赐给死者入棺的费用。宣帝下诏书说：“发生灾异，是天地对我们的警告。我承继祖上的功业，在士民之上，但却没有让他们好好地生活。从前北海、琅邪发生地震，损坏祖宗庙，我也很是畏惧，诸位列侯、中二千石中的博学之士们，如果能有办法应付灾变、弥补我的缺漏的，不要有忌讳。”于是大赦天下，夏侯胜被赦而担任谏大夫给事中，黄霸担任扬州剌史。 夏侯胜为人质朴刚正，平易近人而没有威仪。朝见宣帝时称宣帝为君，又在宣帝前对同僚以字相称，这些做法都是不合礼仪的，但宣帝反而因为这些而对他更加亲近信任了。有一次夏侯胜被接见后，出去把宣帝的话告诉别人，宣帝听说后就责备夏侯胜，夏侯胜回答说：“陛下说得很好，所以我就宣扬它。尧的话散布于天下，至今仍被诵读。我认为这些话可以传颂，就传布开了。”朝廷上海次有大事情要商议时，因为宣帝一直知道夏侯胜很率直，宣帝就会对夏侯胜说：“先生您尽避直话直说，不要因为以前的事而有畏惧之心。” 夏侯胜再次做了长信少府，又升任太子太傅。他受宣帝诏撰写《尚书》、《论语说》，赐给一百斤黄金。夏侯胜九十岁时在任上去世，被赐给墓地，安葬在平陵。太后赐予他二百万，并为夏侯胜穿了五天孝服，以报答师傅之恩，儒者引以为荣。 以前，夏侯胜讲课时常对学生说：“儒者最怕不懂经术，经术如果能通晓了，要取得高官就像捡起地上的小草一样简单。学经不精，还不如回家种地。” 夏侯胜的叔伯辈的孩子中有名建字长卿的，自从师事夏侯胜和欧陽高后，经常采问有疑义之处，又问学于研究《五经》的各位儒士，向他们询问与《尚书》不同之处，排列比次章句，然而衹是徒具形式，而长卿却又修饰其说。夏侯胜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夏侯建是那种衹求章句文辞的小儒，把儒道搞得支离破碎。”夏侯建对夏侯胜也不以为然，他认为夏侯胜做学问粗疏，难以应敌。夏侯建终于在经学上自成一家之学，他做过议郎博士，官至太子少傅。夏侯胜的儿子夏侯兼担任左曹太中大夫，孙子夏侯尧官至长信少府、司农、鸿胪，曾孙夏侯蕃担任郡守、州牧、长乐少府。夏侯胜的同母兄弟之子夏侯赏做了梁内史，夏侯赏的儿子定国做了豫章太守。而夏侯建的儿子千秋也担任了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束郡顿丘人。研究《周易》，师从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焦赣出身贫贱，因为好学而得到梁王的礼遇，梁王供给他所需的费用，让他安心学习。学成之后焦赣担任郡史，并被选拔补小黄县令。因为焦赣常常能预先知道奸邪之事，使得那些盗贼不敢作案。焦赣又十分关心体恤下层官吏和老百姓，因此小黄县的风气很好。结果他的政绩在考课时得分很高，按规定应当升任他官。但是小黄县的三老一齐上书表示希望能留下焦赣，结果诏书下来允许小黄县留下焦赣，增加了他的俸禄。焦赣在小黄县去世。焦赣常说：“能得到我的道但却因此而身亡的人，一定是京房吧。”焦赣最擅长说灾变，他把六十四卦与每天要做的事联系起来，又以风雨寒温等气象变化作为征候，各有各的占算和应验。京房尤其精通此道。京房好钟律，叉通晓音律。初元四年时，以举孝廉为郎官。 永光、建昭年间，西羌造**，不久发生了日食，接着天老是黑黑的不见陽光，陰雾满天一点亮色也没有。京房好几次上书，预言将要发生某事某事，近则几个月，远则一年，所说的屡次应验了。元帝对此很高兴，于是经常把京房召来询问他，京房回答说：“古代的帝王都是凭功绩来选举贤能，于是万物得到生育，祥瑞也出现了，而到了衰败之世衹凭赞扬的话来选人才，所以功业就被废置，灾异也就出现了。这时最好让百官各自考察一下自己的业绩，这样灾异就会平息了。”于是元帝下韶让京房来做遣件事，京房就上奏了具体考察官吏业绩的方法。元帝让公卿朝臣和京房一起到温室殿去商议这件事，他们都认为京房说的太琐碎，让上级下级互相监察，这是不可以的。皇上心裹也这样想。当时部刺史到京师来报告一些事情，元帝召见各位刺史，让京房告诉他们要考察官吏们政绩的事，刺史们也认为不可以实行。衹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开始说不可以，后来认为很好。 这时中书令石显专权，石显的朋友五鹿充宗担任尚书令，他与京房学的是同一经，但议论却相差很大。二人当权，有一次京房在元帝闲宴时被召见，就问元帝说：“像幽王、厉王这样的君主为什么会灭亡？他们任用的是什么人呢？”五帝回答说：“幽王厉王统治昏庸，他们任用的也是花言巧语迎奉谄媚之人。”京房说：“幽王厉王是知道这些人是巧佞之人后任用他们的呢，还是以为他们是贤能的人才任用他们的呢？”元帝答道：“是认为他们贤能才任用的。”京房说：“那么今天又是怎么知道他们不是贤人呢？”元帝说：“因为当时的社会很乱而且君主失败所以可以知道。”京房说：“像这样，任用贤能之人国家就治理得好，任用不肖的人国家就乱，这是一定的道理。幽王厉王为什么不觉悟而去用贤能之人，却终于任用那些不肖之人，以至于最后到那种地步？”元帝说：“身临乱世的国君各以其臣为贤，假使他们都觉悟了，天底下哪裹会有身危国亡之君呢？”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听说过幽厉二君的事并且取笑过他们，但他们自己也还是任用了竖刁、趟高这样的人，政治一天比一天混乱，各个山头都有盗贼，为什么不把幽王厉王作为鉴戒而觉悟呢？”元帝说：“衹有有道的才能惩前毖后啊。”京房于是脱掉帽子叩首说：“《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灾异以给后代的君主借鉴。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明亮，星辰也逆着运行，又有山崩，洪水泛滥，大地震动，天落陨石，夏天下霜，冬天打雷，春天万物凋零秋天反而繁荣，下霜却没有肃杀之气，水灾旱灾频繁，螟虫横行，老百姓挨饿，瘟疫流行，盗贼猖獗，屡禁不止，满街都是受刑之人，《春秋》记载的灾异已经全都具备了。请问陛下看今El天下是治呢，还是乱呢？”元帝说：“是太乱了。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京房说：“如今您任用谁呢？”元帝说：“毕竟现在的灾异比以前要好多了吧，这应该跟任用的人没关系吧。”京房说：“以前的君主也是这么认为的呀，我恐怕后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前代一样哦。”过了好久，元帝说：“如今行乱的是谁呢？”京房说：“圣明的君主应该自己知道。”元帝说：“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了，为什么还用他呢？”京房说：“您最信任的，能与您一起在帷幄之中谋划大事，并且可以任用罢免天下读书人的那个人 就是。”京房指的就是石显，元帝也知道，就对京房说：“我明白了。” 京房已然出来，后来元帝命令京房推举弟子中通晓考察官吏政绩的，想要试用他们。京房推荐中郎任良、姚平，说：“希望任用他们为刺史，试着实行考察官吏政绩的方法，我可以进入殿中，为他们上奏情况，以防止下情不能上达。”石显、五鹿充宗都很痛恨京房，想让他离得皇上远远的，就建议任用京房为郡守。元帝于是任命京房担任魏郡太守，俸禄八百石，使他能够用考察官吏政绩的方法来治理魏郡。京房自己申请，希望能够不受制于刺史，能够任用别的郡的人，能够亲自考察千石以下的官吏等次，岁末时能够坐着驿传的马车上奏事情。元帝答应了。 京房自己知道他屡次议论时政而被大臣们非议，在朝中又与石显、五鹿充宗有嫌隙，因此他不想远离皇上左右，等到做了太守，十分忧虑。京房在建昭二年二月初一，向元帝上奏一封密封的奏章说：“辛酉那天以来，蒙气衰退离去，太陽变得光明，我暗自高兴，认为陛下您有所作为了。然而臣下的卦象仍比君主要强。我猜想陛下虽然能做这事，但好像不能够如愿，我私下裹很是担心忧惧。我本来想请求陽平侯凤转达想要进见之意却没有能够，到己卯那天被任命为太守，造就说明陛下虽然圣明但您的臣下仍然比您更厉害。我出了朝廷后，担心您一定被掌权之人所蒙蔽，人死了而功业却没有完成，所以希望岁未能乘着驿传的车马上奏事情，得到您的怜爱和允许。到了辛巳那天，蒙气重又在太陽卦之上，太陽为色所侵，这表明上大夫掩蔽陽而陛下正犹疑不决。己卯、庚辰这两天中，一定有阻隔我不让我坐着驿传的马车向您禀告事情的人。” 京房还未出发，元帝命令陽平侯凤向京房宣诏，不让他入朝奏事。京房更加恐惧了，走到新丰时，就向元帝邮寄了一封密封的奏章说：“我以前在六月中旬讲的《避卦》没有应验，法说：‘有道术的人刚刚离去时，就会天气寒冷，会有水涌出来而为灾。’到了七月，水涌出来了。我的弟子姚干对我说：‘京房可以说知道道，不能说是相信道。京房说灾异，没有没说中的，如今已经涌出水来，有道之人应该避开死亡，还要再说什么呢？’我说：‘陛下十分仁爱，对我尤其厚爱，虽然说了会死，但我仍要说。，姚平又说：“京房是小忠，但不能说是大忠。从前秦朝时赵高当权，有个叫正先的，因非议趟高而死，趟高的婬威从此立了起来，所以秦的乱，是正先促成的。，如今我出朝担任郡守，要尽力报效，很担心还未效功就死去。衹请陛下不要让我来担当涌水之异的责任，像正先那样死去，而被姚平耻笑。” 京房到了陕县，又奏上了一封密封的奏章说：“丙戌那天下小雨，丁亥那天陰气离去，但是少陰合力遮住了太陽，戊子那天更厉害了，到这天中的第五十分时，陰气重又兴起。这时陛下您想要正定消息，而那杂卦的同党合力来争，消和息的气不能战胜它们。强弱安危的时候不可以不细察。己丑这天晚上，有暴风，到辛卯那暴风停息，太陽重又被遮住，到癸巳那天，曰月相近，这是邪陰合力而太陽为之所惑的缘故。我以前曾经说过如果九年没有变化，一定会有看不见星的灾异。我愿意推荐任良试行考察官吏政绩的方法，我能够居住在陛下您那儿，那么看不见星的灾异就可以去除。那些人知道这样的话对他们自己不利，而且我是不会被他们蒙蔽的，所以他们说与其使用弟子不如用老师。而如果我做刺史就应该向陛下奏事，所以又说做刺史担心我不能和太守同心，不如让我担任太守，他们就是像这样隔绝我和陛下的。陛下不违背他们的话而听任他们这么做，造就是陰气一直不离开而太陽无光的原因。我离朝廷越远，太陽被蒙蔽就越厉害，希望陛下不要以让我回来为难而轻易违背天意。在人间邪说虽然能够安稳，但天气一定会有变化，所以人可以被欺骗，天是不可以被欺骗的，希望陛下明察。”京房离开一个多月后，终于被投进大牢。 当初，淮陽宪王的舅舅张博跟着京房学习，把他女儿嫁给京房。京房和张博很要好，每次朝见后，总是把皇上的话告诉张博，以为皇上原本是想要采用京房的意见的，但是群臣害怕这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京房被众人排挤。张博说：“淮陽王是皇上的亲弟弟，敏捷通达喜欢从政，想要为国尽忠。如今我想请淮陽王上书请求入朝，以辅助您。”京房说：“恐怕不可以吧。”张博说：“以前楚王就曾入朝荐举士人，淮陽王为什么不可以？”京房说：“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充宗互相勾结，他们是奸佞的小人，事奉天子已十多年；还有丞相韦侯，他们都已很久对百姓没有办什么好事，可说是没有功劳了。这些就是尤其不愿实行考察官吏政绩制度的人。淮陽王如果能朝见，劝皇上实行考察官吏的制度，这是最好。如果不行，衹说丞相、中书令做事已很久但却没有治理好，可以罢免现在的丞相，让御史大夫郑弘来代替，让现在的中书令改任另外的官职，用钩盾令徐立代替他，这样，我的考察官吏的建议就可以施行了。”张博完全听从京房所说的各种灾异事，于是让京房为淮陽王作朝见皇上的奏章，将这些都写信给淮陽王。石显暗地裹伺察，这些事都被他知道了，衹是因为京房和皇上比较亲近，所以不敢说。等到京房出任郡守，石显诬告京房和张博合谋，诽谤朝政，说皇上的坏话，连累诸侯王，这些已在《宪王传》中说过了。当初，京房被召见，说幽王厉王之事，出来后曾把这些向御史大夫郑弘说过。京房、张博都在闸市被执行死刑，并被陈尸街头示众，郑弘也受连累而被罢官成为平民。京房本来姓李，后来按照律自己推算改姓京，死的时候才四十一岁。 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人。研究《齐诗》，和萧望之、匡衡师从同一个老师。三个人对经术都很精通，匡衡是后辈，望之把经术应用到政事上，而翼奉勤奋学习不愿做官，喜欢历法陰陽占卜之术。元帝即位不久，许多儒者就推荐他，他被征召在待诏宦者署中，多次上书言事并在皇上闲暇时被召见，天子很尊敬他。 这时，平昌侯王临凭着是宣帝的外戚为侍中，称诏要跟随翼奉学习经术。翼奉不肯和他说，就上了一封密封的奏章说：“我从老师那儿听说，治道最要紧的在于知道人的正邪。如果那人确实追求品性端正，那么即使那人愚笨也是有用的；如果他怀着奸邪之心，那么他的知识越多，危害也就更大。知人的方法，有六情十二律。北方之情是喜爱；有了喜爱就会贪得无厌像狼一样，申子主持这一方。东方之情是愤怒；有了怒气就会以陰气贼害它物，亥卯主持这一方。贪婪的狼一定要等待陰贼而后才动，陰贼也一定要等待贪婪的狼而后才会作用，这两个陰并行，因此为王的忌讳子卯。《礼经》避开它们，《春秋》也忌讳它们。南方之情是憎恨；有了憎恨就会精专严整，寅午主持遣一方。西方之情是高兴；高兴了就会做事宽大，巳酉主持这一方。这两个陽一齐运行，因此为王的以午酉为吉利。《诗经》中说：‘庚午是吉曰。’上方之情是快乐；有了快乐就会有奸邪之事，辰未主持这一方。下方之情是哀伤；哀伤就会公正，戌丑主持这一方。辰未属于陰，戌丑属于陽，万物都以自己所属的类与之相应。如今陛下圣明谦虚安静以等待事物到来，世事虽多，可没有什么不能被了解的，何况是用十二律来驾驭六情呢！陛下如果能知人并且参考实际来统治，这已经是很好的了，而如果能用自然之道来治理天下，就会万无一失了。在正月的癸未那天加上了申，有暴风雨来自西南面。未主管奸邪，而申主管贪狼，风在大陰底下到了建的前面，这是皇上的身边有邪臣之气。平昌侯连着三次来看我，三次都在正辰那天加上邪时，辰是客，而时是主人。用律来理解人情，这是王者的秘术，我实在不敢将它告诉邪恶之人。” 元帝拜翼奉为中郎，有一次召见翼奉并问他说：“来的人在善曰邪时好呢，还是邪曰善时好？”翼奉回答说；“按照老师的方法用辰不用日。辰是客人，时是主人。被圣明的皇帝在内廷接见，侍奉皇帝左右的人就是主人。辰正时邪，那么朝见的人是正直的，侍奉皇帝左右的人是邪的；如果辰邪时正，那么朝见的人是邪的，而侍奉皇帝左右的人是正直的。忠心正直的人去朝见，即使侍奉皇帝左右的人是邪的，仍然辰、时俱正；大邪的人去朝见，那么即使侍奉皇帝左右的人是正直的，辰、时仍然都是邪的。如果已经自己知道侍奉皇帝的人是邪的，那么时是邪的、辰是正的，被接见的人反受邪气所侵；如果已经知道侍奉皇帝左右的人是正直的，那么时是正的辰是邪的，被接见的人也会被正气所染。辰是恒常的状态，而时是一时的状态。辰疏略而时精密，它们的功效是一样的，一定要错综交互着来看，然后才可以知道。所以说：观察它的来源，弄清楚它的经过，参考六合五行，就可以了解人性，知道人情。由外面来观察是困难的，从内部就很清楚了。所以诗歌的学问，顺着情性而已。五性互相不抵触，六情互相更替兴废。以日历来观察五行，以十二律来观察六情，是圣明的君主应该独自使用的，很难与第二人一起使用。所以说：‘表现出仁义，隐藏它的使用。，显露出来就不灵验了，独自使用就自然了，衹有奉能够使用它，学我的人不能够实行。” 这一年，关束发生大水灾，十分之一的郡国发生了饥荒，瘟疫尤其盛行。元帝于是下韶那些属于少府的江海湖泊园林池子用来资助那些贫穷的老百姓，不征收税；减损太官负责供给的御膳，裁减乐府中的成员，减少苑中马匹的数量，皇帝很少临幸的各个宫殿馆合不再修缮；太仆少府减少喂马的谷物，水衡少吃肉类食物。第二年二月戊午那天发生了地震。夏天，齐地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七月己酉那天，又发生地震。元帝说：“听说圣贤之君在位，陰陽和谐，风调雨顺，日月光明，星辰安静，百姓安康宁静，老人能够寿终正寝。如今我供奉天地，位在公侯之上，而光明不能俯照，德行不能安绥百姓，灾异并至，连年不息。今年二月戊午那天，在陇西郡发生大地震，使得太上庙殿壁上的木饰掉了下来，毁坏了螈道县城郭中的官府建筑和民屋，砸死了很多人，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之中发生两次地震。上天降下灾祸，我自己感到震惊。治理国家有很大缺陷，以致招来这么多灾难。我整夜战战兢兢，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大的变故，深怀忧郁哀伤，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好几年没有好的收成，平民饥困贫乏，受不了饥饿寒冷，以至于触犯法律受到处罚，我很同情他们，心裹忧伤痛苦。已经下诏让官吏打开仓库，救济贫穷的老百姓。各位官员们也要好好想想天地的告诫，有可以免除减少节省而方便老百姓的，可以上奏给我。尽心指出我的过失，不要有所顾忌。”于是大赦天下，选拔直言敢谏的人。翼奉上奏了一封密封的奏章说：臣听老师说，天地定位，上悬曰月，布列星辰，划分陰陽，确定四时，排列五行，这些是给圣人看的，如果给一个名称就叫做道。圣人看到了道，然后知道王道的特征，所以划定疆界，建立君臣制度，制定历法，总结成败的经验，以给贤能的人看，给它一个名称叫经。贤能的人看到经，然后知道人道的要务，就是《诗》、《书》、《易》、《春秋》、《礼》、《乐》。《周易》讲究陰陽，《诗经》讲究五际，《春秋》讲究灾异，皆列出结束开始，推求得失，考察天意，用来说明王道的安危。到秦代时，就不喜欢《诗》、《书》等经，用法令来禁毁它们，因此大道不能通畅，终于灭亡。如今陛下圣明，深怀治国要术，照临天下广布德惠，没有遗漏的。废止省掉不急需的费用，赈济救助困乏贫穷的人，给他们安排医生和良药，赐予买棺材的费用，恩德泽惠已经很大了。又推举直言，求人指出自己的过失，德行纯贞完备，天下很幸运啊。 臣奉自己学习《齐诗》，知道五际的要点在于《十月之交》这篇，日食地震的效验就知道得十分清楚了，就好像住在树上对风敏感，住在洞穴中对雨敏感一样，这也并不值得赞美，衹是习惯罢了。我听说人的气在体内逆行，天地就会有感应运动；天的变化表现在星气和日食上，地的变化表现在奇物和地震上。之所以这样，因为陽用它的精，陰用它的形，就好像人有五脏六腑，五脏象天，六腑象地。所以五脏有病气色就会表现在脸上，六腑有病就会表现在打哈欠和伸懒腰等动作上。今年太陰建在甲戌，按律应该在庚寅初行事，按历甲午就立春了。历中的甲庚，按律是三陽，品性仁义，感情能够公正贞廉，是一百年中最好的年头。正因为是好年份，本来是首王之位，但太陽在接近正中间时碰到律而发生大地震，以后连着好几个月一直陰天，虽然有皇上的许多补救措施，但仍然不能恢复，陰气太盛了。古时候朝廷中一定有与皇帝同姓的大臣表示亲近之意，也一定有与皇帝不同姓的大臣表示尊重贤能的人，这是圣明的皇帝之所以能天下大治的原因所在。同姓之人因为与皇帝亲近而容易仕进，异姓之人与皇帝疏远而难以仕进，所以同姓一人，异姓有五人，这就平均了。如今皇上身边没有同姓之人，衹是把太后和皇后的家族当成亲信，异姓的大臣又被疏远。太后和皇后二家的党羽充斥朝廷，不仅身处高位，威势更是奢侈无度，吕、霍、上官的遭遇足以预测他们的下场，这远不是爱护他们的方式，也不是留给后人的长久之策。陰气这么盛行，不也是应该的吗？我又听说未央、建章、甘泉宫的才人各有几百个，都不能与皇上有男女之事。像杜陵园，已经被御见的，臣子不敢说什么，即使如此，也是太皇太后的事。至于诸侯王的园林和他们的后宫，最好设定限额，遣出那些超过制度的人，这是消损陰气回应上天治邪的方法。如今怪异的事发生而不改正，灾难就会随之而来。按占验之法逢“大水”时，陰到了极点就会生陽，反会有大旱，甚至有火灾，春秋时宋国的伯姬就是这样。愿陛下裁夺。第二年夏天四月乙未这天，孝武园白鹤馆发生火灾，翼奉自认为被他说中了，就上疏说：“我以前上奏《诗经》、《十月之交》五际关于地震之说，陰到了极点就生出陽，恐怕有火灾。这与完美的德性不相合，也不见回答，我也不敢自以为是。如今白鹤馆在四月乙未这天，时加在卯，月位在亢而发生火灾，和以前的地震是同一个规则。我才深知道应该被相信。实在忍不住恳切忠谨之心，愿陛下能赐予我一段时间以研究透它的来龙去脉。” 元帝又向翼奉请教得失之事。翼奉认为在云陽汾陰祭祀天地，以及各个寝庙不因为亲疏而毁掉一部分，都要花费很多，这是违背古代制度的。而且宫室苑囿，奢侈豪华难以供给，搞得百姓穷困国库空虚，失去了这么多年的积蓄。这些由来已久，如果不改变根本，很难使末正常，于是就上疏说：我听说从前盘庚迁都以复兴殷朝，圣人赞美他。我又听说汉的德业兴隆旺盛，在于孝文皇帝带头节俭，减免徭役。那时没有甘泉、建章以及上林中各个可供皇上随时游处的离宫别馆。未央宫也没有高门、武台、麒麟、凤皇、白虎、玉堂、金华这些宫殿，衹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罢了。孝文想要造一个台，估计要用一百斤黄金，于是乎以民为重，就不再兴建，那个用土砌成的地基，至今还在。他又留下遣诏，不建高大坟墓。所以那时天下安定，百姓和睦富足，德业流传给后世子孙。 如果让他处在当今，因袭这种制度，一定不能成就功名。天道常在，王道无常，无常的王道是用来回应常在的天道的。一定要有不同寻常的君主，然后才建立不同寻常的功业。我希望陛下迁都到成周，左面依有成皋，右面可以阻池作为阻隔，前面面向嵩山，后有黄河，营建荣陽，佐助河东，从南到北的千里之地都可以作为关隘，而进入敖仓；方圆百里的地方有八九个，足够用来自娱；向东可以压制诸侯的权力，向西可以远离羌胡的发难，陛下自己庄重无为，定居在成周，兼有盘庚的德业，万年之后，能够长久地成为高宗。汉家郊祀祭坛的界域以及寝庙祭祀的礼节很多与古制不合，我认为如果衹是凭照旧居于长安而进行改革是很困难的，所以希望陛下迁都以正根本。各种制度都制定了，不再有修治宫馆这些不急需的费用，到年底可以多一年的积蓄。 我听说三代的先祖积累德性而称王天下，但是都不过几百年就结束了。周到了成王，有最优秀的贤能的人才，依仗文王武王的功业，以周公、召公为辅佐之人，官吏们各自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在职位上的也都是合适的人选。天下刚传了两代，然而周公仍然写诗书深深地告诫成王，担心失去天下。《周书》上说：“大王不要像殷王纣那样。”《诗》上说：“殷还没有失去天下时，能够配天而行；应该以殷为戒，知道帝王之业来之不易。”如今汉当初夺取天下时，从丰沛起事，用武力征伐，德业教化没有融洽，后世子孙奢侈挥霍，国家的花费相当于几代的费用，不衹是耗费财力，也耗费人才。孝武帝时，在四夷暴露尸骨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拥有天下虽然还不长久，到陛下也共有八代九个皇帝了，虽然有成王那样的圣明，但是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人的辅佐。如今东方连年闸饥荒，又加上疾病瘟疫，百姓饥馑，甚至人吃人。大地接连震动，天气浑浊，曰光不明。由此说来，国家中执政的人怎么可以不怀着惊惧而警戒那万分之一呢？所以我希望陛下因为天变而迁都，所谓和天下重新开始。天道到了终点又重新开始，到了尽头就返回根本，所以能够延长而没有穷尽。如今汉的气运还没有终结，陛下能够务本而让它重新开始，从而世代相传，不也是很好的吗？如果能乘着丙子的盂夏，顺着太陰而向东行，到以后七年的第二年，一定有五年的积蓄，然后隆重地举行考室之礼，即使周这样兴隆昌盛，也不会超过这。愿陛下留意，仔细地考虑万世长久之策。书奏上之后，天子觉得翼奉的意见与众不同，就批答道：“问奉：如今皇帝墓地所在的宗庙有七个，说要向东迁徙，怎么办？”翼奉回答说：“以前成王迁到洛，盘庚迁于殷，其事情的原委，都是陛下清楚知道的。不是有圣明之德，不能改变天下。我刚直愚昧狂妄昏惑，凭陛下裁断赦免。” 其后，贡禹也说应定下宗庙制度，元帝于是听从了他的意见。到匡衡做丞相，上奏迁到南北郊，他们的议论都是从翼奉开始发起的。 翼奉从中郎做到博士、谏大夫，年老而终。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凭学问而当上了学官。 李寻字子长，平陵人。研究《尚书》，和张孺、郑宽中同一个老师。宽中等人遵守师法教授门徒，惟独李寻喜欢《洪范》灾异之说，又学习天文月令和陰陽。事奉丞相翟方进，方进也擅长研究星历，任命李寻担任吏，李寻几次对翟侯谈论政事。皇上的舅舅曲陽侯王根做丁大司马骠骑将军，对李寻很好。这时灾异很多，王根辅助朝政，几次虚心向李寻请教。李寻看到漠家有中衰困厄交会之象，认为将会有洪水为灾，就劝说王根道：《书》上说“天聪明”，是说紫宫中的北极星在迥转，它与天帝是通为一体的，太微有四门，广开大路，五经和六纬，尊重经术，使士显贵，翼张漫布，普照四海，少微主管未仕或不仕的士人，是太微的辅佐。所以皇帝宫廷的次序，女子之宫在后。圣人秉承天意，尊贤轻色，就是取法于此。天宫中的上相上将都是专管一面而正确处理天朝之事，忧虑和责任都很重大，关键在于能得到合适的人才。得人的功效如何是成败的关键，不可以不勉励呀。从前秦穆公爱听巧言善辩，任用勇壮之士，而自己受到很大的耻辱，国家也几乎灭亡。悔过自责，想想衹有老人，于是任用百里奚，终于在西边称伯，德业也被列在王道。二者祸福相差造么大，可以不谨慎吗？人才是国家的宝贝，是成就功名的根本。将军您一门当中有九人封侯，二十人成为高官，汉朝以来，臣子尊贵兴盛，还没有到这样的。事物盛极必衰，这是自然的道理，衹有有了贤者相助强者相辅，才可以保全陆命、保全子孙，使国家安宁。《尚书》说“历象曰月星辰”，这是说可以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曰月的运行，望星辰的排列，度量山JII的变动，考察民谣民俗，用来制定法度，考求祸福。实行政策如果违背这些，灾祸就会降临，相应的征兆会预先出现，圣明的君主发现征兆就恐惧而改正过失，侧身倾听，广泛求问，转祸为福；不可以拯救的，就积蓄储备以等待，所以社稷就没有忧虑了。我看到以前到处都是赤气黄气，地气很厉害地发作，震动土地耗尽民力，这是天下大乱的征兆。彗星与曰月争明，平民成为英雄豪杰，这是大乱的开始。这两点已经很有效验了。城中又讹传要发大水，人们都跑到城墙上，朝廷惊骇，女孽进入宫中，这还没有应验。这期间地下水大量涌出，附近的宫殿也频频出水。月亮、太白进入东井，冒犯了积水，擦过天渊。太陽屡次沉没在极陽之色当中，羽气乘到了宫的上面，大风起来云层积厚。又夹杂有山崩地震，黄河也改道了。隆冬时打雷闪电，潜伏着的龙作怪。接着又出现陨石和彗星，维、填这样的妖星也在上空出现了。日食有不同的方位。这也是高和下要交换地位，发生洪水的征兆。如果不因此而忧虑改变，那么洪水就将冲垮一切，彗星将要为害，如果有改变，就能禳除灾异。所以最近颇有一些变革，贬低邪猾之人，曰月大放光明，雨下得及时天气也来帮助，这是上天保佑漠不灭亡，何况进行大改革呢！ 应该急切地广泛征求幽隐之士，而且选拔破格提升懂得天道的人，使他们担任重要的职位，那些卑贱奸佞谄媚的人，一心想往上爬的人，以及用残酷的手段迫害虐待别人的人，像这些人，都是妒嫉善行憎恨忠良，败坏天象，破坏地理，争着涌入邪陰，而使太陽沉溺，让君主与百姓结下怨恨，应该这时把他们废掉辞退，不能占居官位。如果真的能这么做，凶灾就会消失，子孙的福佑不几时就能到来。政事与陰陽感应，就好像铁和炭的一低一高，效果是可以被相信的。那些蓄水池和连着的水源，务必疏通利导。修理旧的堤防，免去池泽的税收，以此来消耗邪陰的盛行。查考做的事，考求变化，讹传不卜定就不会应验。请征用韩放，掾用周敞、王望，可以与他们一起谋划事情。王根于是推荐李寻。哀帝即位不久，召李寻为待诏黄门，派侍中卫尉傅喜问李寻说：“前些时候地震水涌，日月不按常规运行，星辰紊乱，灾异频频发生，愿您畅所欲言，不要有所顾忌。”李寻回答说： 陛下圣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警惕灾变异常之事，不忘记离得很远和地位卑贱的臣子，派遣重臣来询问我，我不足以接奉圣明的诏书。我看到陛下M9即位，就广开言路，免除忌讳，博求名士，无不并进。我地位卑微道术浅薄，却很不好意思地能与众多的贤人一起待诏黄门，吃太官做的饭菜，穿御府做的衣服，长久地在玉堂官署中。等到得到召见，自己却没有什么可效劳。又特别召见我，请教问题实在真诚，我自己认为碰到了不世出的君主的命令，希望能竭尽我的心力，不敢有所逃避，也许其中有万分之一可以被采纳吧。希望您能给出一点时间，听听我的没有见识的胡说八道，参考天象地理，用《五经》核查，测度圣意，以知道天意。灾变异事发生，是各自应验征兆而出现的，我这裹恭谨地呈上我所知道的。 《易》上说：“悬象着明，莫大乎曰月。”太陽是众陽之首，陽光所照，万里同辉，是人君的象征。所以曰将要升出时，清风吹起，群陰躲避，人君临朝，不被美色牵累。日出时，炎热如火，人君登朝，奸佞不能出行，忠直之人进奏，不被障碍蒙蔽。曰到了中天光辉灿烂，人君德业盛明，大臣奉公守法。曰将要下山，单纯专一，人君入椒房，不失常礼。如果人君不修习大道，那么曰就会失去法度，暗淡而无光。各有感应表现。当日从东方兴起初升时，陰云邪气也起来了，根据占验常法知道这是君王受妻妾请托，有所畏难之象；日出之后，如发生上述异象，则知其近臣扰乱朝政；曰到当中，如发生上述异象，则知其为大臣欺诬；日将要下山时，被妻妾奴仆所纠缠。近来日尤其不光明，它的光明被侵夺失去了亮色，邪气珥霓几次出现，本来自晨起身，相连一直到黄昏，日出之后到曰在当中这中间差别较大。我不知道朝廷内的事，但私下裹用日来看陛下的志气和节操，日M0出就有些衰弱的现象比较多。造就会有过错，恐怕有因为持守正道而敢于直言进谏得罪皇上的事，以致伤害他的后嗣子孙，不可以不谨慎啊。希望陛下能坚持干刚的德性，用坚强的意志遵守法度，不要听从女子的请求和奸臣的话。那些守卫之臣和乳母的美言悲哀之辞，断绝而不要听。尽力去做最应该做的事，不要去做小仁小义的事；实在不得已，可以赐给他们一些钱财货物，不可以私下赐给他们官位，这些真正是上天的禁令啊。曰失去了它的光，星辰就放任自流。陽不能制陰，陰中的杰出者就能兴起。这期间太白正定白昼而统治天。应该使德业隆盛而自己努力，以驾驭不合法度之人。 我听说月是众陰之首，消长盈缺，百里之内数度相同，千里立其影，万里连纪，是妃后大臣诸侯的象征。朔晦确定一个月的始终，月半圆是作为规矩和法度，月圆就成就君王的德性，春天夏天在南边，秋冬在北边。近来，月亮几次在春夏和太陽在同一条轨迹上，经过轩辕上后星宿时受气所染，进入太微皇帝宫廷发扬光辉，冒犯上将和近臣，各星都暗淡，蔫蔫地好像要熄灭了，这是皇帝母后参与政事扰乱朝政，陰陽两者都受损伤，两者不融洽。外臣我不知道朝廷中的事，但我相信天象就是这样的，近臣已经不能够依仗了。屋子很大梁柱却很细，令人担心。希望陛下亲自征求贤能的人，不要因为讨厌而不用他，以国家为重，使本朝尊贵强大。 我听说金、木、水、火、土五星是五行的精华，五帝和司命神回应王者的号令并进行节制调度。岁星主管一年的事，是统领，是王者的号令所依据的准绳，如今失去节度而十分盛行，这表明人君想要有所作为，在l没有得到节制。而且镇星不避开岁星，这表明帝、后共同执政，互相滞留在奎、娄，应当以义来决断。荧惑来去没有一定的规律，经历紫微和太微两宫，故意作势高低起伏，进入天门，登上明堂，贯穿尾而扰乱后宫。太白速度很快冒犯了奎，这是兵灾之象。大白通贯黄龙，进入帝庭，遇到门就出来，跟随荧惑进入天门，到了房就分开，想要和荧惑一起作乱，终于不敢抵挡明堂的精气。这是因为陛下神明，所以祸乱没有形成。荧惑动摇，佞巧之人依势，密谋诽谤善行而称誉恶行，大进其同党而排斥贤良。太白从太微正南门出来，这表明有臣下犯上的事。荧惑进入营室，太白进入房星，如果不及时解开，恐怕有凶灾。填、岁相守，又会有内乱。应该注意内部潜在的祸害，不要疏忽亲疏之间的小事，诛杀流放奸佞之人，预防杜绝事情的萌芽，从而洗尽污秽，消除积累的恶行，不要让它成为祸乱。辰星主管正定四时，应当在四仲上得到应验；四时失去了次序，那么辰星就会作怪。如今出于一年之首的孟，就是上天用来告诫陛下的。政令紧急就出得早，政令宽缓就出得晚，政令不行就隐藏不出现而成为彗星。四孟都出来，就会改变王命；四季都出来，是占星家非常忌讳的。如今幸运的是衹出来了寅孟之月，这大概是皇天厚佑陛下的结果，应该自己好好反省一下了。 治国不可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经典上说：“三年考察官吏政绩，三次考察之后，决定官吏降职还是升职。”加上号令不顺应四时，对以往的过错不再责备追究，它们是以后做事的借鉴。以前春天三月时治理大的讼案，当时贼陰起来阻隔，恐怕会减少一年的收成；夏末举兵，当时天气寒冷与之相应，恐怕以后会有霜雹之灾；秋月裹实行封爵，那个月裹土气温湿，恐怕以后会有雷雹的灾变。根据喜怒来实行赏罚，却不顾时节的禁令，虽然有尧舜的心，仍然不能使天下和畅。善于论说天的人，一定对人们有益处。假设一个优秀的农民却想在冬天种田，袒着胸精耕细作，汗流浃背地种着，然而仍然不能使庄稼生长，这不是人的心意不到，而是由于不得天时啊。《易》说：“时候到了该停止时就停止，时候到了该进行时就进行，动静不违背天时，这样做前途很光明。”《书》说：“恭敬地授给老百姓四时之命。”所以古代的王者，尊崇天地，重视陰陽，敬重四时，严守月令。顺从时令再加上良好的统治，和畅之气就可以立刻获得，就好像抱鼓那样互相应和。如今朝廷在时令月令上有疏忽，各个侍中尚书以及皇上亲近之臣都应该通晓知道月令的意思，设立臣下请事的制度；如果陛下发出诏令有违背时令的，应当有臣下知道并进谏，从而能顺从时令和节气。 我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它的星是玄武的婺女星，它是天地的法度，是陰陽终始所生发的地方。水性平，如王道公正圣明，那么百川就会理顺，经络通畅；如果王道偏爱私党失去纲纪，那么水就会涌出而为灾。《书》说“水能够润下”，陰动而地位卑微，但不迷失其道。天下如果有道，黄河就会出《河图》，洛水就会出《洛书》，如果天下无道，河、洛就会决溢，所以河、洛所做的是最大的。如今汝水水系、颖水水系都水流汹涌，和雨水一起成为老百姓的祸害，造就是《诗》上说的“闪光的雷电，不安宁也不和善，百川沸腾”啊。过错在于我们有皇甫卿士这类人。希望陛下留意讲诗的人的话，稍微抑制外戚大臣。 我听说地道柔和宁静，这是陰的常义常理。地有上中下之分，它的上位震动，对应后妃不顺从，中位震动，对应大臣作乱，下位震动，对应百姓背叛。如果国都地震，那就是该国国君的过错。四方中央连绵诸国家以及各州都震动起来，这个灾异是最大的。以前关东几次发生地震，五星也作怪，终究还没有大碍，应该努力崇尚陽抑制陰，以弥补过错；坚定志向建立威，杜绝私路，选拔任用英才，斥退不称职的官吏，从而使本朝强大。如果根本强大那么精神就会去折挫冲突危害，如果根本衰弱就会招致灾殃和祸害，被邪恶欺凌。听说从前淮南王谋反时，他难以对付的，衹有汲黯，认为公孙弘等人不值一提。公孙弘，是汉的名相，到今天也没有人能比得上，尚且显得力量轻微，何况连公孙弘这样的人都没有呢？所以说朝廷上没有贤人就会被作贼为乱之人所轻视，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天下人没有听说陛下有用奇策来守国之人。有人问，怎么知道朝廷的衰弱？每个人都自己认为自己很贤能，不向贤达之人请教，所以世道颓靡。 马如果不吃草，就不可以行路；人如果平时不看重知识分子，就不可以使国家强盛。《诗》说“因为有众多的贤士啊，文王得以安享天下”，孔子说“衹有十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信之人”，这些都是实话呀。陛下拥有天下这么广大的领土，怎么会没有栋梁之材可以固守四境呢？原因大概在于人才仕进之路开得不广，选拔任用不明，勉励又不笃厚。传上说：“好的土质善于养育禾苗，圣明的君主善于供养人才。”中等资质的人都可以让他们成为君子。陛下应下诏书选拔贤良，赦免小的过错，不要求全责备，从而广聚英才。如近世的贡禹，因为论事恳切而得到了尊荣，于是这时士人中磨砺自身成就功名的人就有了很多。贡禹死后，就一天天不振了。等到京兆尹王章牵涉议论国事犯罪被诛灭族时，明白的人都结舌不再有言论，所以邪佞奸伪的风气并兴，外戚党徒专权，君臣相互隔绝，直到断了子嗣，终于京城发生趟飞燕姊妹之乱。这件事的失败，实在是可畏可悲。 根本在于长久放任母亲和皇后之家，这不是一天形成的，过去的事就算了，但将来的事可还要慎重。先帝很圣明，深知天意十分明白，让陛下继承天统，是想要矫正它啊。应该稍微抑制一下外戚，选拔训练左右亲近之人，任用有德行道术的通达之士来充任百官，这样才可以辅佐圣德，永保帝位，继承大宗。下面的郎吏从官，做事没有特别之处，又不通一经的，以及博士中没有文才的，应该都遣归，让他们从事农业，以此昭示天下，表明朝廷上都是贤人君子，从而让百姓重视朝廷尊崇国君，消灭凶灾安宁祥和，这是根本啊。我自己知道我所说的对自己很有害，但我仍然冒死进言，希望您能听进我的意见，反复考虑一下我的话。 这时哀帝刚刚即位，成帝外戚王氏还没有被废黜，而哀帝的外戚丁、傅又刚尊贵起来，祖母傅太后尤其骄纵，想要自称尊号。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执政，极力劝谏，过了很久，皇上不得已罢免了孔光、师丹而尊奉傅太后。这件事记在《师丹传》。皇上虽然没有按照李寻的话去做，但采纳了他的话，每当遇到特别的事，就会去询问李寻。李寻的回答屡次被应验，升任黄门侍郎。根据李寻的话将会有水灾，所以拜李寻为骑都尉，让他守护河堤。 当初，成帝时，齐地人甘忠可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家正逢天地的末日，应当重新受命于天，天帝派真人赤精于，下天界来教我逭一道术。”忠可因此教授重平夏贺良、容丘丁便世、东郡郭昌等人，中垒校尉刘向上奏忠可假藉鬼神欺君罔上迷惑众人，于是被投入监狱定为死罪，还未执行时就病死了。贺良等人也受连累，因为学习忠可书而以不敬罪论处，后来贺良等人重又私下里互相讨论讲授。哀帝刚即位，司隶校尉解光也因为精通经术通晓灾异之事而得到宠幸，上书说贺良等人还藏着忠可书。这件事下达奉车都尉刘歆那里，刘歆认为不合《五经》，不可以施行。而李寻也喜好这些。解光说：“以前刘歆的父亲刘向上书使忠可下狱，刘歆怎么肯给他们开这个方便呢？”当时郭昌是长安的县令，劝李寻也帮助贺良等人。李寻于是上书让贺良等人都待韶黄门，几次被召见，陈说“漠的命运中衰，应当重新受命。成帝不合天命，所以绝后。如今陛下已长久地生病，变故灾异也很频繁，这是天在告诫人们啊。应该马上改元易号，才能够延年益寿，皇子一出生，灾异就平息了。知道道而不能实行，一定有殃咎，将会灭亡，不然洪水就将来临，火灾等灾难也将发生，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哀帝长期卧病在床，希望它真的有益处，于是听从了贺良等人的议论。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听说《尚书》中有句话‘五日考终命，，这是说天命大运一旦终了，就要重新记载天地之始和人世之始，考之以文献而正之以事理，推求历法制定纪元，其规律就好像六十甲子。朕以微渺之身继承了太祖的大业，承奉皇天之命，统领王侯公卿，抚育黎明百姓，却没有得到顺应天心的效验。即位将近三年，灾异变故多次降临，曰月失去常规，星辰运行紊乱，山崩而水枯竭，大的灾异频频发生，盗贼纷起。朕很是忧惧，战战兢兢，惟恐国家渐渐衰弱灭亡。想到汉从兴起到今天已有二百年，享国之运重新开始，皇天降恩保佑不才我，国家又重新获得承受天命的符瑞，朕虽然没有圣德，怎么敢不顺应接受天之大命。一定和天下臣民一起除旧布新。兹命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作为太初元年，朕的号是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壶刻度共分为一百二十度。宣告天下，让大家都清楚知道。”这以后过了一个多月，皇上卧病如故。贺良等人又想乱改政事，大臣们向皇上谏静认为不能允许。贺良等人上奏说大臣们都不知道天命，应当斥退丞相御史，用解光、李寻来辅政。皇上因为他们以前所说的话没有效验，便把贺良等人交给执法官吏，下诏书说：“朕能继位保守宗庙，但为政不善，灾异频频发生，我忧惧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待诏贺良等人建议说改元易号，增加漏壶刻度，可以使国家长久安定。朕对圣人之道信之不笃，误听了他们的话，期望为百姓求得福佑。但是终于没有好的效验，长久干旱成灾。以此质问贺良等人，回答说应当再改制度，所言都背离经义，违背圣人的制度，不合时宜。犯了过错又不肯改正，才是真正的过错。六月甲子日所下的诏书除了大赦天下令以外其他各项都废除。贺良等人离经叛道，妖言惑众，其作奸犯科之事要彻底追究。”他们都被关进了监狱，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和御史中丞、廷尉共同审理此案，判决贺良等人使用邪门歪道，扰乱朝政，颠覆国家，欺君罔上，大逆不道。贺良等人都被杀了。李寻和解光罪减一等，流放到敦煌郡。 赞曰：能够深刻阐明神祇灵异，贯通天人之道的，当首推《周易》、《春秋》。然而子贡还是说：“夫子的文章我们能够听到，夫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我们却听不到”。汉建立以来推究陰陽谈论灾异的人，孝武帝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帝时则有眭孟、夏侯胜，元、成帝时则有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帝时则有李寻、田终术。这是其中其说被当时君主采纳的一些著名人物。考察他们所讲的那一套，仿佛如出一辙。假藉经书，依托天象异常附会政事得失，有时也不免“猜度屡中”。仲舒曾入狱吏之手，夏侯被关进监狱，眭孟惨遭杀戮，李寻被流放，这些都是学者要引为大戒的。京房以小小郎官，不顾深浅安危，直言讽刺时政，得罪当权奸臣，杀身之祸固然迅速降临，也是由于他说话不周密而致惨死，真是可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