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进用

元丰八年（神宗在位之第十八年），公居洛已十五年，春秋六十七矣。三月，神宗崩，哲宗立。年幼，太皇太后高氏同听政。公闻孙固（字和父，郑州管城人）、韩维（字持国，开封雍丘人）皆集阙下。时程颢在洛，亦劝公行。乃赴阙，卫士见公入，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 太皇太后遣使劳公，问所当先者。公言：“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闾阎愁苦于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宜下诏首开言路。” 公元丰末来京师，都人叠足聚观，即以相公目之，马至不能行。谒时相于私第，市人登树骑屋窥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愿识者司马公之丰采耳。”呵叱不退，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其得人心如此。 公上疏言新法之害，曰：“先帝励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仰副圣志，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边鄙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又有生事之臣，建议置保甲、户马、保马，以资武备，变茶监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钱，以供军糈，皆非先帝本意也。先帝升遐，奔丧至京，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诇逻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货物等场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之事，皆当今之急务，厘革所宜先者。” 哲宗起公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县），帝冲幼，太皇太后临政，锐意用公。御前札子催赴阙廷，使者劳问，相望于道。公至京，拜门下侍郎。公固辞不拜，兄旦引大义语之曰： “生平诵尧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时可而违，非进退之正也。”公乃幡然就位。 时苏轼自登州（今山东登县）召还，所过处，人相聚呼号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如是者，千余里不绝。 时公有书与侄云：“近蒙圣恩，除门下侍郎，举朝忌者甚众，而以愚直处其间，如黄叶在烈风中，几何不坠？是以受命以来，有惧无喜，汝辈当识此意。” 时有诏求直言，而大臣有不以此为便者，设六语云：“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邀宠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公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诏乃改行之，于是上封事者以千数起。 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公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变，可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患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遂定。 公既改新法，或谓公曰：“元丰旧臣，如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宋史》入《奸臣传》）、吕惠卿辈，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意间上，则朋党之祸起矣，不可不惧。”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批评】 温公对客之语，张南轩尝论之曰：“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说已是好。温公乃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更不论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养，故临事发言能如是中理，虽圣人不过如此说，近于终条理者矣。” 专制之朝，病在壅塞，言路通则壅塞去矣。民主之国，万机决于公谕，议院之外，又有报纸，为民口之机关，壅塞之病，似可绝矣。然而人图其私，是非难断。昔之以断绝言路为壅塞者，今又以大开言路为壅塞也，言者愈多而听者愈难矣。 神宗末年，王安石虽罢，而其徒党如蔡确、章惇、韩缜、张璪等，尚把持朝纲。温公初进，周旋于群小之中，不顾一切，毅然请开言路，罢新法。如旭日朝升，云雾俱消，此何等快意事。然毁城掘社，本非与狐鼠为仇，而狐鼠以失其凭依之故，恨之刺骨矣。非公之名望，不能奏扩清之功，亦非公之忠勇，不能有坚决之心也。 元丰八年（宋神宗在位的第十八年），司马光住在洛阳已经十五年了，时年他已六十七岁。这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登基。宋哲宗当时年纪很小，太皇太后高氏和他一起主持朝政。司马光听说孙固（字和父，郑州管城人）、韩维（字持国，开封雍丘人）都在朝廷做官。当时程颢在洛阳，也劝说司马光去做官。于是司马光便去了京城，卫兵们看见司马光回到朝廷都非常高兴，说：“这是司马宰相。”百姓拦路高喊：“您不要再回洛阳了，留下来帮助皇上拯救百姓吧。”当时有几千人在迎接司马光的归来。 太皇太后派人来慰问司马光，问他现在首先应该做什么。司马光说：“近年来士大夫们说话都十分小心，民间生活非常困苦但朝廷却不知，圣明的君主在朝廷辛勤工作但民间百姓的苦难却没有地方申诉，之所以这样都是大臣的过错，但是百姓却不知道，因此就把怨恨都归到了刚刚去世的皇帝身上，现在应该下旨首先扩大向朝廷进言的途径。” 司马光在元丰末年来到京城，京城里的人都出来围观，想看看司马宰相是什么样子，导致司马光的车队不能正常前进。别人来司马光的住处拜见他的时候，市民们就爬在树上或蹲在房顶上来观看。有人制止他们，他们则说：“我不是看你的，想看的是司马光的风度容貌。”大声呵斥他们，他们也不离开，屋顶的瓦片都被踩碎了，树枝也被踩断了，可见他是多么得人心啊。 司马光向朝廷写奏折论述新法的危害，说：“先帝一直振奋精神，尽力设法去治理好国家，求得天下太平。不幸的是，他所托付的官员，不足以完成皇上的嘱托，经常根据自己的看法轻易去改变以前的制度，并说这是新法。守护边境的大臣，冒险行事以便能够获得名利，轻易就挑起战争，深入到敌人的领地。此外，还有一些制造麻烦的大臣，建议设置保甲、户马、保马这些制度，用来扩充军事装备，改变茶监和冶铁的方法，让百姓实行家庭生产，侵占店铺商家的税收钱财，用来提供粮食和军费，这些都不是先帝的本来意愿。先皇去世的时候，我从外地赶回京城参加丧事，得到太皇太后和皇上的信赖，让我作为使者去查访国家政事的得失情况。不久，听到朝廷下旨，遣散了修理京城的劳工，撤消了监视官员和百姓的诇逻兵，停止了宫中的一些器物制造，驱逐了宫中奴才里的小人。告诫各个部门，对于那些遵守的法令不恰当的，而且给百姓造成很大困扰的，废除货物场等场以及百姓养户马的制度，又放宽了收买保马的年限，天下百姓没有不歌颂朝廷恩德的。新法的害处，天下人中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穷苦百姓，无论是聪明的人还是愚笨的人都知道，因此皇上稍微对新法进行一点改变，你们天下人都互相庆贺。然而还是存在一些对百姓和国家只有害处而没有好处的制度，如保甲制度、免役钱以及对将官的规定，这些都是当前急切应该解决的事情，也是改革应该先做的事情。” 宋哲宗任用司马光做陈州（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的知州，当时皇上还很年幼，太皇太后亲自处理朝政，坚决要任用司马光。朝廷下了通知文书催促司马光回到京城，并派使者去慰问，在道路旁等待司马光。司马光到了京城，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司马光推辞不接受这个官职，他的哥哥司马旦用做人讲究正义的道理来劝说他，说：“你一辈子都读尧、舜的治国道理，想要报效朝廷，现在时机正好而你却要放弃，这不符合做官和隐退的道理。”?于是司马光很快便接受这个官职。 当时苏轼从登州（今天山东省登县）被朝廷召回，他路过的地方，人们都聚在一起大喊：“替我们向司马宰相说一声谢谢，让他不要离开朝廷，要保重自己，造福百姓。”像这样的情况，在几千多里的路程上都没有断绝。 当时司马光给他的侄子写了一封信，说：“最近承蒙皇上恩宠，任命我做门下侍郎，整个朝廷里嫉妒我的人非常多，而我只能表现出愚笨的样子才能在官场待下去，就好像枯黄的树叶在暴风中，能坚持多长时间不掉下去呢？因此接受这个任命以来，只有担心而没有欢喜，你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当时朝廷下旨要寻找敢于说实话的人，然而一些大臣却在阻碍这一措施，列出了六种不得当言论情况：“内心对其他人有所褒贬想法，超出自己的职权，煽动国家政事出现危机，迎合已经推行的命令，寻求皇上的恩宠来加官进爵，迷恋下层百姓的平庸粗俗。像这样的都要惩罚，不能宽恕。”司马光说：“这不是寻找敢于说实话的人，这是在拒绝说实话的人。大臣除了不向君主提出劝谏，只要提出劝谏，那么就触犯了这六种情况。”于是诏书才改了这些内容，于是向君主提出劝谏的人便成百上千地出现了。 这个时候天下百姓，都热切期盼朝廷能够推行新政，但是反对的人仍然说三年内不能改变之前的治国方法，只要大概地列举一下小事，就能堵塞别人向朝廷提出劝谏。司马光说：“先帝治国，其中好的方法，即使过了一百年也不能改变，这是对的。但是像王安石、吕惠卿他们提出的新法，扰乱天下百姓，改变它们应该像救火和拯救溺水人一样急迫，何况太皇太后的变法是母亲改变儿子的治国方法，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治国方法。”于是大家的议论才平定下来。 司马光改变新法后，有人对他说：“元丰年间的老臣，如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宋史》把他放在《奸臣传》）、吕惠卿他们，都是一些小人。哪一天他们利用恩宠向皇上挑拨离间，那么政见不同的党派争斗就会出现，不能不担心啊。”司马光正色说：“上天如果保佑大宋，那么一定不会发生这样事的。” 【评论】 对于温公的待客之语，张南轩曾评论说：“如果是别人来回答，必定会说：‘如果有利于江山社稷，还管其他的干什么呢。’如果仅仅只是这样说已经是好的了。但温公却说：‘上天如果保佑我大宋，必定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更不会只议论自己的利害，想着自己平日的所需了，所以面对事情发言能这么中理，即使圣人也不过如此，几乎接近于真理了。” 在专制国家，治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蔽塞，如果进谏之路通畅，那么壅塞也就不存在了。在民主国家，各种国家事务决断于公众意见，除议院之外，还有报纸等，成为民众意见的窗口，壅塞的问题，似乎可以杜绝。但是因为人心谋私，所以仍是非难断。过去是因为言路断绝而壅塞，现在又变成了因为言路大开、意见难以统一而壅塞，发言的人越多而听者就越难以决断。 神宗末年时，王安石虽然被罢免，但是他的门徒，如蔡确、章惇、韩缜、张璪等，还在把持着朝政。司马温公刚刚进入朝廷，周旋在一群小人之中，不顾一切，毅然请求广开言路，取消新法。他的进言如旭日朝升，云雾俱消，这是多么令人快意的事。然毁坏城市、社坛，本来不是要与狐鼠为仇，但狐鼠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凭依之所，所以对毁坏者恨之入骨。当时如果不是司马温公的名望，也不能达到肃清言路的功效；如果不是司马温公的忠勇，也不会有这么坚定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