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七·志第四十五下·食货五

◎食货五 
　　食货前志，据《经世大典》为之目，凡十有九，自天历以前，载之详矣。若夫元统以后，海运之多寡，钞法之更变，盐茶之利害，其见于《六条政类》之中，及有司采访事迹，凡有足征者，具录于篇，以备参考；而丧乱之际，其亡逸不存者，则阙之。 
　　海运 
　　元自世祖用伯颜之言，岁漕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历、至顺，由四万石以上增而为三百万以上，其所以为国计者大矣。历岁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岁运之恒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脚价不以时给，收支不得其平，船户贫乏，耗损益甚。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由是岁运之数，渐不如旧。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计江南三省所运，止得二百八十万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财赋总管府，拨赐诸人寺观之粮，尽数起运，仅得二百六十万石而已。及汝、颍倡乱，湖广、江右相继陷没，而方国珍、张士诚窃据浙东、西之地，虽縻以好爵，资为藩屏，而贡赋不供，剥民以自奉，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矣。 
　　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由海道至庆元，抵杭州。时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中书省丞相，张士诚为太尉，方国珍为平章政事，诏命士诚输粟，国珍具舟，达识帖睦迩总督之。既达朝廷之命，而方、张互相猜疑，士诚虑方氏载其粟而不以输于京也，国珍恐张氏掣其舟而因乘虚以袭己也。伯颜帖木儿白于丞相，正辞以责之，巽言以谕之，乃释二家之疑，克济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兴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转以达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后抵澉浦，乃载于舟。海滩浅涩，躬履艰苦，粟之载于舟者，为石十有一万。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户部尚书王宗礼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运粮赴京，如上年之数。九月，又遣兵部尚书彻彻不花、侍郎韩祺往征海运一百万石。二十二年五月，运粮赴京，视上年之数，仅加二万而已。九月，遣户部尚书脱脱欢察尔、兵部尚书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运粮十有三万石赴京。九月，又遣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儿、监丞赛因不花往征海运。士诚托辞以拒命，由是东南之粟给京师者，遂止于是岁云。 
　　钞法 
　　至正十年，右丞相脱脱欲更钞法，乃会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共议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尝建言云：“钞法自世祖时已行之后，除拨支料本、倒易昏钞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来，失祖宗元行钞法本意。不与转拨，故民间流转者少，致伪钞滋多。”遂准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于总库转支。至是，吏部尚书偰哲笃及武祺，俱欲迎合丞相之意。偰哲笃言更钞法，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众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语，惟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独奋然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上料为母，下料为子。比之达达人乞养汉人为子，是终为汉人之子而已，岂有故纸为父，而以铜为过房儿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诚又曰：“钱钞用法，以虚换实，其致一也。今历代钱及至正钱，中统钞及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若下民知之，藏其实而弃其虚，恐非国之利也。”偰哲笃、武祺又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尔。”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尔，交钞若出，亦有伪者矣。且至元钞犹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识之矣。交钞犹新戚也，虽不敢不亲，人未识也，其伪反滋多尔。况祖宗成宪，岂可轻改。”偰哲笃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诚曰：“汝辈更法，又欲上诬世皇，是汝又欲与世皇争高下也。且自世皇以来，诸帝皆谥曰孝，改其成宪，可谓孝乎？”武祺又欲钱钞兼行，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道听途说，何足以行，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偰哲笃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诚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听此言。如向日开金口河，成则归功汝等，不成则归罪丞相矣。”脱脱见其言直，犹豫未决。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言曰：“吕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当坐庙堂高声厉色。若从其言，此事终不行耶！”明日，讽御史劾之，思诚归卧不出，遂定更钞之议而奏之。下诏云：“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爰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十一年，置宝泉提举司，掌鼓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盐法 
　　大都之盐：元统二年四月，御史台备监察御史言：“窃睹京畿居民繁盛，日用之中，盐不可阙。大德中，因商贩把握行市，民食贵盐，乃置局设官卖之。中统钞一贯，买盐四斤八两。后虽倍其价，犹敷民用。及泰定间，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于钤束，致有短少之弊。于是巨商趋利者营属当道，以局官侵盗为由，辄奏罢之，复从民贩卖。自是钞一贯，仅买盐一斤。无籍之徒，私相犯界，煎卖独受其利，官课为所侵碍。而民食贵盐益甚，贫者多不得食，甚不副朝廷恤小民之意。如朝廷仍旧设局，官为发卖，庶课不亏，而民受赐矣。” 
　　既而大都路备三巡院及大兴、宛平县所申，又户部尚书建言，皆如御史所陈。户部乃言，以谓“榷盐之法，本以裕国而便民。始自大德七年罢大都运司，令河间运司兼办。每岁存留盐数，散之米铺，从其发卖。后因富商专利，遂于南北二城设局，凡十有五处，官为卖之。当时立法严明，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因局官纲船人等多有侵盗之弊，复从民贩卖，而罢所置之局。未及数载，有司屡言富商高抬价直之害。运司所言纲船作弊，盖因立法不严，失于关防所致。且各处俱有官设盐铺，与商贾贩卖并无窒碍，岂有京城之内，乃革罢官卖之局。宜准本部尚书所言，及大都路所申，依旧制于南北二城置局十有五处。每局日卖十引，设卖盐官二员，以岁一周为满，责其奉公发卖。每中统钞一贯，买盐二斤四两，毋令杂灰土其中，及权衡不得其平。凡买盐过十贯者禁之，不及贯者从所买与之。如满岁无短少失陷及元定分数者，减一界升用之；若有侵盗者，依例追断其合卖盐数。令河间运司分为四季，起赴京廒，用官定法物，两平称收，分给各局。其所卖价钞，逐旬起解，委本部官轮次提调之。仍委官巡视，如有豪强兼利之徒，频买局盐而增价转卖于外者，从提调巡督官痛治之。仍令运司严督押运之人，设法防禁，毋致纵令纲船人等作弊。其客商盐货，从便相参发卖。”四月二十六日，中书省上奏，如户部所拟行之。 
　　至元三年三月，大都京廒申户部云：“近奉文帖，起运至元二年京廒发卖食盐一万五千引，令两平称收，如数具实申部。除各纲淹没短少盐计八百四十八引，本廒实收一万四千一百五十有二引，已支一万一百引付各局发卖，见存盐四千五十有二引，支拨欲尽。所据至元三年食盐，宜依例于河间运司起运一万五千引赴都，庶民间食用不阙。”户部准其所言，乃议：“京廒食盐，今岁宜从河间运一万五千引，其脚价席索等费，令运司于盐课钱内通算支用。仍召募有产业船户，互相保识，每一千引为一纲，就差各该场官一员，并本司奏差或监运巡盐官，每名管押一纲，于大都兴国等场见收盐内验数，分派分司官监视，如数两平支收，限三月内赴京廒交卸，取文凭赴部销照。但有杂和沙土，湿润短少数，并令本纲船户、押运场官、奏差监运诸人，如数均赔，依例坐罪。”中书如户部所议行之。 
　　至正三年，监察御史王思诚、侯思礼等建言：“京师自大德七年罢大都盐运司，设官卖盐，置局十有五处，泰定二年以其不便罢之，元统二年又复之，迨今十年，法久弊生。在船则有侵盗渗溺之患，入局则有和杂灰土之奸。名曰一贯二斤四两，实不得一斤之上。其洁净不杂，而斤两足者，唯上司提调数处耳。又常白盐一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每岁以四月起运，官盐二万引，用船五十艘，每岁以七月起运，而运司所遣之人，擅作威福，南抵临清，北自通州，所至以索截河道，舟楫往来，无不被扰。名为和顾，实乃强夺。一岁之中，千里之内，凡富商巨贾之载米粟者，达官贵人之载家室者，一概遮截，得重贿而放行，所拘留者，皆贫弱无力之人耳。其舟小而不固，渗溺侵盗，弊病多端。既达京廒，又不得依时交收，淹延岁月，困守无聊，鬻妻子、质舟楫者，往往有之。此客船所以狼顾不前，使京师百物涌贵者，实由于此。窃计官盐二万引，每引脚价中统钞七贯，总为钞三千锭，而十五局官典俸给，以一岁计之又五百七十六锭，其就支赁房之资，短脚之价，席草诸物，又在外焉。当时置局设官，但为民食贵盐，殊不料官卖之弊，反不如商贩之贱，岂忍徒费国家，而使百物贵也。宜从宪台具呈中书省，议罢其盐局，及来岁起运之时，出榜文播告盐商，从便入京兴贩。若常白盐所用船五十艘，亦宜于江南造小料船处如数造之。既成之后，付运司顾人运载，庶舟楫通而商贾集，则京师百物贱，而盐亦不贵矣。”御史台以其言具呈中书，而河间运司所申，亦如前议。 
　　户部言：“运司及大都路讲究，即同监察御史所言，元设盐局，合准革罢，听从客旅兴贩。其常白盐系内府必用之物，起运如故，宜从都省闻奏。”二月初五日，中书省上奏，如户部所拟行之。 
　　河间之盐：至正二年，河间运司申户部云：“本司岁办额余盐共三十八万引，计课钞一百一十四万锭，以供国用，不为不重。近年以来，各处私盐及犯界盐贩卖者众，盖因军民官失于禁治，以致侵碍官课，盐法涩滞，实由于此。乞转呈都省，颁降诏旨，宣谕所司，钦依规办。”本部具呈中书省，遂于四月十七日上奏，降旨戒饬之。 
　　七月，又据河间运司申：“本司办课，全藉郡县行盐地方买食官盐。去岁河间等路旱蝗阙食，累蒙赈恤，民力未苏，食盐者少。又因古北口等处，把隘官及军人不为用心诘捕，大都路所属有司，亦不奉公巡禁，致令诸人装载疙疸盐于街市卖之，或量以斗，或盛以盘，明相馈送。今紫荆关捕获犯人张狡群等所载疙疸盐，计一千六百余斤。自至元六年三月迄今犯者，将及百起。若不申闻，恐年终课不如数，虚负其咎。”本部具呈中书省，照会枢密院给降榜文禁治之。 
　　三年，又据河间运司申：“生财节用，固治国之常经；薄赋轻徭，实理民之大本。本司岁额盐三十五万引，近年又添余盐三万引，元签灶户五千七百七十四户，除逃亡外，止存四千三百有一户。每年额盐，勒令见在疲乏之户勉强包煎。今岁若依旧煎办，人力不足。又兼行盐地方旱蝗相仍，百姓焉有买盐之资。如蒙矜闵，自至正二年为始，权免余盐三万引，俟丰稔之岁，煎办如旧。”本部以钱粮支用不敷，权拟住煎一万引，具呈中书省。正月二十八日上奏，如户部所拟行之。 
　　既而运司又言：“至元三十一年，本司办盐额二十五万引，自后累增至三十有五万。元统元年，又增余盐三万引，已经具呈。蒙都省奏准，住煎一万引。外有二万引，若依前勒令见户包煎，实为难堪。如并将余盐二万引住煎，诚为便益。”户部又以所言具呈中书省，权拟余盐二万引住煎一年，至正四年煎办如故。四月十二日上奏，如户部所拟行之。 
　　山东之盐：元统二年，户部呈：“据山东运司准济南路牒，依副达鲁花赤完者、同知阇里帖木儿所言，比大都、河间运司，改设巡盐官一十二员，专一巡禁本部。详山东运司，岁办钞七十五万余锭，行盐之地，周围三万余里，止是运判一员，岂能遍历，恐私盐来往，侵碍国课。本司既与济南路讲究便益，宜准所言。”中书省令户部复议之，本部言：“河间运司定设奏差一十二名，巡盐官一十六名，山东运司设奏差二十四名，今既比例添设巡盐官外，据元设奏差内减去一十二名。”具呈中书省，如所拟行之。 
　　三年二月，又据山东运司备临朐、沂水等县申：“本县十山九水，居民稀少，元系食盐地方，后因改为行盐，民间遂食贵盐，公私不便。如蒙仍旧改为食盐，令居民验户口多寡，以输纳课钞，则官民俱便，抑且可革私盐之弊。”运司移文分司，并益都路及下滕、峄等州，从长讲究，互言食盐为便。及准本司运使辛朝列牒云：“所据零盐，拟依登、莱等处，铨注局官，给印置局，散卖于民，非惟大课无亏，官释私盐之忧，民免刑配之罪。”户部议：“山东运司所言，于滕、峄等处增置十有一局，如登、莱三十五局之例，于钱谷官内通行铨注局官，散卖食盐，官民俱便。既经有司讲究，宜从所议。”具呈中书省，如所拟行之。 
　　至元二年，御史台据山东肃政廉访司申：“准济南路备章丘县申‘见奉山东运司为本司额办盐课二十八万引，除客商承办之外，见存十三万引，绝无买者，将及年终，岁课不能如数。所据新城、章丘、长山、邹平、济南俱近盐场，与大、小清河相接，客旅兴贩，宜依商河、滕、峄等处，改为食盐，权派八千引，责付本处有司自备席索脚力，赴已拟固堤等场，于元统三年依例支出，均散于民’等事，窃照山东运司，初无上司明文，辄擅散民食盐，追纳课钞，使民不得安业。今于至元元年正月、二月，两次奉到中书户部符文，行盐食盐地分已有定例，毋得桩配于民。本司不遵省部所行，寝匿符文，依前差人驰驿，督责州县，临逼百姓，追征食盐课钞，不无扰害。据本司恣意行事，玩法扰民，理应取问，缘系办课之时，宜从宪台区处。又据监察御史所呈，亦为兹事。若便行取问，即系办课时月，具呈中书省区处。”户部议呈：“行盐食盐已有定所，宜从改正。若准御史台所呈，取问运司，却缘盐法例应从长规画，似难别议。”中书省如所拟行之。 
　　陕西之盐：至元二年九月，御史台准陕西行台咨备监察御史帖木儿不花建言：“近蒙委巡历奉元东道，至元元年各州县户口额办盐课，其陕西运司官不思转运之方，每年豫期差人，分道赍引，遍散州县，甫及旬月，杖限追钞，不问民之无有。窃照诸处运司之例，皆运官召商发卖，惟陕西等处盐司，近年散于民户。且如陕西行省食盐之户，该办课二十万三千一百六十四锭有余。于内巩昌、延安等处认定课钞一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锭，庆阳、环州、凤翔、兴元等处岁办课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五锭，其余课钞，先因关陕旱饥，民多流亡，准中书省咨，至顺三年盐课，十分为率，减免四分，于今三载，尚有亏负。盖因户口凋残，十亡八九，纵或有复业者，家产已空，尔来岁颇丰收，而物价甚贱，得钞为艰。本司官皆勒有司征办，无分高下，一概给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一引收价三锭，富家无以应办，贫下安能措画？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之价，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纵引目到手，力窘不能装运，止从各处盐商，勒价收买。旧债未偿，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赋无穷。又宁夏所产韦红盐池，不办课程，除巩昌等处循例认纳乾课，从便食用外，其池邻接陕西环州百余里，红盐味甘而价贱，解盐味苦而价贵，百姓私相贩易，不可禁约。以此参详，河东盐池，除捞盐户口食盐外，办课引数，今后宜从运官设法，募商兴贩。但遇行盐之处，诸人毋得侵扰韦红盐法。运司每岁分轮官吏监视，听民采取，立法抽分，依例发卖，每引收价钞三锭。自黄河以西，从民食用，通办运司元额课钞。因时夹带至黄河东南者，同私盐法罪之，陕西兴贩解盐者不禁。如此庶望官民两便，而课亦无亏矣。” 
　　又据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胡通奉所陈云：“陕西百姓，许食解盐，近脱荒俭，流移渐复，正宜安辑，而盐吏不察民瘼，止以恢办为名，不论贫富，散引收课，或纳钱入官，动经岁月，犹未得盐。盖因地远，脚力艰涩。今后若令大河以东之民，分定课程，买食解盐，其以西之民，计口摊课，任食韦红之盐，则官不被扰，民无荡产之祸矣。且解盐结之于风，韦红之盐产之于地，东盐味苦，西盐味甘，又岂肯舍其美而就其恶乎？使陕西百姓，一概均摊解盐之课，令食韦红之盐，则盐吏免巡禁之劳，而民亦受惠矣。”本台详所言盐法，宜从省部定拟，具呈中书省，送户部议之。本部议云：“陕西行台所言盐事，宜从都省选官，前赴陕西，与行省、行台及河东运司官一同讲究，是否便益，明白咨呈。” 
　　三年，都省移咨陕西行省，仍摘委河东运司正官一员赴省，一同再行讲究。三月初二日，陕西行省官及李御史、运司同知郝中顺会巩昌、延安、兴元、奉元、凤翔、邠州等官，与总帅汪通议等，俱称当从御史帖木儿不花及廉使胡通奉所言，限以黄河为界，令陕西之民从便食用韦红二盐，解盐依旧西行，红盐不许东渡。其咸宁、长安录事司三处未散者，依已散州县，一体斟酌，认纳乾课，与运司已散食盐引价同。见纳乾课，办钞七万锭，通行按季输纳，运司不须散引。如此则民不受害，而课以无亏矣。郝同知独言：“运司每岁办课四十五万锭，陕西该办二十万锭，今止认七万锭，余十三万锭，从何处恢办？”议不合而散。本省检照运司逐年申报文册，陕西止办七万二千六十余锭，郝遂称疾不出，其后讫无定论。 
　　户部参照至顺二年中书省尝遣兵部郎中井朝散，与陕西行省官一同讲究，以泾州白家河永为定界，听民食用。仍督所在军民官严行禁约，毋致韦红二盐犯境侵课。中书如所拟行之。 
　　两淮之盐：至元六年八月，两淮运司准行户部尚书运使王正奉牒：“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创立，当时盐课未有定额，但从实恢办，自后累增至六十五万七十五引。客人买引，自行赴场支盐，场官逼勒灶户，加其斛面，以通盐商，坏乱盐法。大德四年，中书省奏准，改法立仓，设纲攒运，拨袋支发，以革前弊。本司行盐之地，江浙、江西、河南、湖广所辖路分，上江下流，盐法通行。至大间，煎添正额余盐三十万引，通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客商运至扬州东关，俱于城河内停泊，听候通放，不下三四十万余引，积叠数多，不能以时发放。至顺四年，前运使韩大中等又言：‘岁卖额盐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客商买引，关给勘合，赴仓支盐，雇船脚力，每引远仓该钞十二三贯，近仓不下七八贯，运至扬州东关，俟候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恃以盐主不能照管，视同己物，恣为侵盗，弊病多端。及事败到官，非不严加惩治，莫能禁止。其所盗盐，以钞计之，不过折其旧船以偿而已，安能如数征之？是以里河客商，亏陷资本，外江兴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价以买不洁之盐，公私俱受其害。’窃照扬州东关城外，沿河两岸，多有官民空闲之地。如蒙听从盐商自行赁买基地，起造仓房，支运盐袋到场，籍定资次，贮置仓内，以俟通放。临期用船，载往真州发卖，既防侵盗之患，可为悠久之利，其于盐法非小补也。” 
　　既申中书户部及河南行省，照勘议拟，文移往复，纷纭不决。久之，户部乃定议，令运司于已收在官客商带纳挑河钱内，拨钞一万锭，起盖仓房，仍从都省移咨河南行省，委官与运司偕往，相视空地，果无违碍，而后行之。 
　　两浙之盐：至元五年，两浙运司申中书省云： 
　　本司自至元十三年创立，当时未有定额。至十五年始立额，办盐十五万九千引。自后累增至四十五万引，元统元年又增余盐三万引，每岁总计四十有八万。每引初定官价中统钞五贯，自后增为九贯、十贯，以至三十、五十、六十、一百，今则为三锭矣。每年办正课中统钞一百四十四万锭，较之初年，引增十倍，价增三十倍。课额愈重，煎办愈难，兼以行盐地界所拘户口有限。前时听从客商就场支给，设立检校所，称检出场盐袋。又因支查停积，延祐七年，比两淮之例，改法立仓，纲官押船到场，运盐赴仓收贮，客旅就仓支盐。始则为便，经今二十余年，纲场仓官任非其人，惟务掊克。况淮、浙风土不同，两淮跨涉四省，课额虽大，地广民多，食之者众，可以办集。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盐亭灶，散漫海隅，行盐之地，里河则与两淮邻接，海洋则与辽东相通，番舶往来，私盐出没，侵碍官课，虽有刑禁，难尽防御。盐法隳坏，亭民消废，其弊有五： 
　　本司所辖场司三十四处，各设令、丞、管勾、典史，管领灶户火丁。用工之时，正当炎暑之月，昼夜不休。才值阴雨，束手彷徨。贫穷小户，余无生理，衣食所资，全籍工本，稍存抵业之家，十无一二。有司不体其劳，又复差充他役。各场元签灶户一万七千有余，后因水旱疫疠，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余。即今未蒙签补，所据抛下额盐，唯勒见户包煎而已。若不早为签补，优加存恤，将来必致损见户而亏大课。此弊之一也。 
　　又如所设三十五纲监运纲司，专掌召募船户，照依随场日煎月办课额，官给水脚钱，就场支装所煎盐袋，每引元额四百斤，又加折耗等盐十斤，装为二袋，纲官押运前赴所拨之仓而交纳焉。客人到仓支盐，如自二月至于十月河冻之时，以运足为度，其立法非不周密也。今各纲运盐船户，经行岁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场装盐之时，私属盐场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两，装为硬袋，出场之后，沿途盗卖，杂以灰土，补其所亏。及到所赴之仓，而仓官司秤人又各受贿，既不加辨，秤盘又不如法。在仓日久，又复消折。袋法不均，诚非细故。不若仍旧令客商就场支给，既免纲运俸给水脚之费，又盐法一新。此弊之二也。 
　　本司岁办额盐四十八万引，行盐之地，两浙、江东凡一千九百六万余口。每日食盐四钱一分八厘，总而计之，为四十四万九千余引。虽卖尽其数，犹剩盐三万一千余引。每年督勒有司，验户口请买。又值荒歉连年，流亡者众，兼以濒江并海，私盐公行，军民官失于防御，所以各仓停积累岁未卖之盐，凡九十余万引，无从支散。如蒙早降定制，以凭遵守，赏罚既明，私盐减少，户口食盐，不致废弛。此弊之三也。 
　　又每季拘收退引，凡遇客人运盐到所卖之地，先须住报水程及所止店肆，缴纳退引。岂期各处提调之官，不能用心检举，纵令吏胥坊里正等，需求分例钱，不满所欲，则多端留难。客人或因发卖迟滞，转往他所，水程虽住，引不拘纳，遂有埋没，致容奸民藏匿在家，影射私盐，所司亦不检勘拘收。其懦善者，卖过官盐之后，即将引目投之乡胥。又有狡猾之徒，不行纳官，通同盐徒，执以为凭，兴贩私盐。如蒙将有司官吏，明定黜降罪名，使退引尽实还官，不致影射私盐。此弊之四也。 
　　本司自延祐七年改立杭州等七仓，设置部辖，掌收各纲船户，运到盐袋，贮顿在仓，听候客人，依次支盐，俱有定制。比年以来，各仓官攒，肆其贪欲，出纳之间，两收其利。凡遇纲船到仓，必受船户之贿，纵其杂和灰土，收纳入仓。或船户运至好盐，无钱致贿，则故生事留难，以致停泊河岸，侵欺盗卖。其仓官与盐运人等为弊多端，是以各仓积盐九十余万引，新旧相并，充溢廊屋，不能支发，走卤消折，利害非轻。虽系客人买过之物，课钞入官，实恐年复一年，为患益甚。若仍旧令客商自备脚力，就场支装，庶免停积。此弊之五也。 
　　五者之中，各仓停积，最为急务。验一岁合卖之数，止该四十四万余引，尽卖二年，尚不能尽，又复煎运到仓，积累转多。如蒙特赐奏闻，选委德望重臣，与拘该官府，从长讲究，参酌时宜，更张法制，定为良规，惠济黎元，庶望大课无亏。见为住煎余盐三万引，差人赍江浙行省咨文赴中书省，请照详焉。 
　　户部详运司所言，除余盐三万引别议外，其余事理，未经行省明白定拟，呈省移咨，从长讲究。六年五月，中书省奏，选官整治江浙盐法，命江浙行省右丞纳麟及首领官赵郎中等提调，既而纳麟又以他故辞。 
　　至正元年，运使霍亚中又言：“两淮、福建运司，俱有余盐，已行住免。本司系同一体，如蒙依例住煎三万引，庶大课易为办集。”中书省上奏，得旨权将余盐三万引倚阁，俟盐法通行而后办之。 
　　二年十月，中书右丞相脱脱、平章铁木儿塔识等奏：“两浙食盐，害民为甚，江浙行省官、运司官屡以为言。拟合钦依世祖皇帝旧制，除近盐地十里之内，令民认买，革罢见设盐仓纲运，听从客商赴运司买引，就场支盐，许于行盐地方发卖，革去派散之弊。及设检校批验所四处，选任廉干之人，直隶运司，如遇客商载盐经过，依例秤盘，均平袋法，批验引目，运司官常行体究。又自至元十三年岁办盐课，额少价轻，今增至四十五万，额多价重，转运不行。今户部定拟，自至正三年为始，将两浙额盐量减一十万引，俟盐法流通，复还元额，散派食盐，拟合住罢。”有旨从之。 
　　福建之盐：至元六年正月，江浙行省据福建运司申：“本司岁办额课盐，十有三万九引一百八十余斤，今查勘得海口等七场，至元四年闰八月终，积下附余增办等盐十万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看详，既有积攒附余盐数，据至元五年额盐，拟合照依天历元年住煎正额五万引，不给工本，将上项余盐五万，准作正额，省官本钞二万锭，免致亭民重困。本年止办额盐八万九引一百八十余斤，计盐十有三万九引有奇，通行发卖，办纳正课。除留余盐五万余引，预支下年军民食盐，实为官民便益。”本省如所拟，咨呈中书省。送户部参详，亦如所拟。其下余盐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二引，发卖为钞，通行起解。回咨本省，从所拟行之。 
　　至正元年，诏：“福建、山东表卖食盐，病民为甚。行省、监察御史、廉访司拘该有司官，宜公同讲究。”二年六月，江浙行省左丞与行台监察御史、福建廉访司官及运使常山李鹏举、漳州等八路正官讲究得食盐不便，其目有三：一曰余盐三万引，难同正额，拟合除免。二曰盐额太重，比依广海例，止收价二锭。三曰住罢食盐，并令客商通行。 
　　福建盐课始自至元十三年，见在盐六千五十五引，每引钞九贯。二十年，煎卖盐五万四千二百引，每引钞十四贯。二十五年，增为一锭。三十一年，始立盐运司，增盐额为七万引。元贞二年，每引增价十五贯。大德八年，罢运司，并入宣慰使司恢办。十年，立都提举司，增盐额为十万引。至大元年，各场煎出余盐三万引。四年，复立运司，遂定额为十三万引，增价钞为二锭。延祐元年，又增为三锭，运司又从权改法，建、延、汀、邵仍旧客商兴贩，而福、兴、漳、泉四路桩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余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贫，民不加多，盐额增重。八路秋粮，每岁止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余石，夏税不过一万一千五百余锭，而盐课十三万引，该钞三十九万锭。民力日弊，每遇催征，贫者质妻鬻子以输课，至无可规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漳寇扰攘，亦由于此。运司官耳闻目见，盖因职专恢办，惠无所施。如蒙钦依诏书事意，罢余盐三万引，革去散卖食盐之弊，听从客商八路通行发卖，诚为官民两便。其正额盐，若依广海盐价，每引中统钞二锭，宜从都省区处。 
　　江浙行省遂以左丞所讲究，咨呈中书省，送户部定拟，自至正三年为始，将余盐三万引，权令减免，散派食盐拟合住罢。其减正额盐价，即与广海提举司事例不同，别难更议。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脱脱、平章帖木儿达失等，以所拟奏而行之。 
　　广东之盐：至元二年，御史台准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咨备监察御史韩承务建言：“广东道所管盐课提举司，自至元十六年为始，止办盐额六百二十一引，自后累增至三万五千五百引，延祐间又增余盐，通正额计五万五百五十二引。灶户窘于工程，官民迫于催督，呻吟愁苦，已逾十年。泰定间，蒙宪台及奉使宣抚，交章敷陈，减免余盐一万五千引。元统元年，都省以支持不敷，权将已减余盐，依旧煎办，今已三载，未蒙住罢。窃意议者，必谓广东控制海道，连接诸蕃，船商辏集，民物富庶，易以办纳，是盖未能深知彼中事宜。本道所辖七路八州，平土绝少，加以岚瘴毒疠，其民刀耕火种，巢颠穴岸，崎岖辛苦，贫穷之家，经岁淡食，额外办盐，卖将谁售。所谓富庶者，不过城郭商贾与舶船交易者数家而已。灶户盐丁，十逃三四，官吏畏罪，止将见存人户，勒令带煎。又有大可虑者，本道密迩蛮獠，民俗顽恶，诚恐有司责办太严，敛怨生事，所系非轻。如蒙捐此微利，以示大信，疲民幸甚。”具呈中书省，送户部定拟，自元统三年为始，广东提举司所办余盐，量减五千引。十月初九日，中书省以所拟奏闻，得旨从之。 
　　广海之盐：至元五年三月，湖广行省咨中书省云：“广海盐课提举司额盐三万五千一百六十五引，余盐一万五千引。近因黎贼为害，民不聊生，正额积亏四万余引，卧收在库。若复添办余盐，困苦未苏，恐致不安。事关利害，如蒙怜悯，闻奏除免，庶期元额可办，不致遗患边民。”户部议云：“上项余盐，若全恢办，缘非元额，兼以本司僻在海隅，所辖灶民，累遭劫掠，死亡逃窜，民物凋弊，拟于一万五千引内，量减五千引，以舒民力。”中书以所拟奏闻，得旨从之。 
　　四川之盐：元统三年，四川行省据盐茶转运使司申：“至顺四年，中书坐到添办余盐一万引外，又带办两浙运司五千引，与正额盐通行煎办，已后支用不阙，再行议拟。卑司为各场别无煎出余盐，不免勒令灶户承认规划，幸已足备。以后年分，若不申覆，诚恐灶户逃窜，有妨正课。如蒙怜悯，备咨中书省，于所办余盐一万引内，量减带办两浙之数。”又准分司运官所言云：“四川盐井，俱在万山之间，比之腹里、两淮，优苦不同，又行带办余盐，灶民由此而疲矣。”行省咨呈中书省，上奏得旨，权以带办余盐五千引倚阁之。 
　　茶法 
　　至元二年，江西、湖广两行省具以茶运司同知万家闾所言添印茶由事，咨呈中书省云：“本司岁办额课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余锭，除门摊批验钞外，数内茶引一百万张，每引十二两五钱，共为钞二十五万锭。末茶自有官印筒袋关防，其零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该钞二万九千八十余锭。茶引一张，照茶九十斤，客商兴贩。其小民买食及江南产茶去处零斤采卖，皆须由帖为照。春首发卖茶由，至于夏秋，茶由尽绝，民间阙用。以此考之，茶由数少课轻，便于民用而不敷，茶引课重数多，止于商旅兴贩，年终尚有停闲未卖者。每岁合印茶由，以十分为率，量添二分，计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五十八斤。算依引目内官茶，每斤收钞一钱三分八厘八毫八丝，计增钞七千二百六十九锭七两，比验减去引目二万九千七十六张，庶几引不停闲，茶无私积。中书户部定拟，江西茶运司岁办公据十万道，引一百万，计钞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余锭。茶引便于商贩，而山场小民全凭茶由为照，岁办茶由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斤一钱一分一厘一毫二丝，计钞五千八百一十六锭七两四钱一分，减引二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张。茶引一张，造茶九十斤，纳官课十二两五钱。如于茶由量添二分，计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五十八斤，每斤添收钞一钱三分八厘八毫八丝，计钞七千二百六十九锭七两，积出余零钞数，官课无亏，而便于民用。”合准本省所拟，具呈中书省，移咨行省，如所拟行之。 
　　至正二年，李宏陈言内一节，言江州茶司据引不便事云：“榷茶之制，古所未有，自唐以来，其法始备。国朝既于江州设立榷茶都转运司，仍于各路出茶之地设立提举司七处，专任散据卖引，规办国课，莫敢谁何。每至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处提举司官吏，关领次年据引。及其到司，旬月之间，司官不能偕聚。吏贴需求，各满所欲，方能给付据引。此时春月已过。及还本司，方欲点对给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处验户散据卖引。每引十张，除正纳官课一百二十五两外，又取要中统钞二十五两，名为搭头事例钱，以为分司官吏馈饣尽之资。提举司虽以榷茶为名，其实不能专散据卖引之任，不过为运司官吏营办资财而已。上行下效，势所必然。提举司既见分司官吏所为若是，亦复仿效迁延。及茶户得据还家，已及五六月矣。中间又存留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户消乏为名，转卖与新兴之户。每据又多取中统钞二十五两，上下分派，各为己私。不知此等之钱，自何而出，其为茶户之苦，有不可言。至如得据在手，碾磨方兴，吏卒踵门，催并初限。不知茶未发卖，何从得钱？间有充裕之家，必须别行措办。其力薄者，例被拘监，无非典鬻家私，以应官限。及终限不能足备，上司紧并，重复勾追，非法苦楚。此皆由运司给引之迟，分司苛取之过。茶户本图求利，反受其害，日见消乏逃亡，情实堪悯。今若申明旧制，每岁正月，须要运司尽将据引给付提举司，随时派散，无得停留在库，多收分例，妨误造茶时月；如有过期，别行定罪。仍不许运司似前分司自行散卖据引，违者从肃政廉访司依例纠治。如此，庶茶司少革贪黩之风，茶户免损乏之害。”中书省以其言送户部定拟，复移咨江西行省，委官与茶运司讲究，如果便益，如所言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