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名父之后有名子

国之强弱，岂不系乎人哉。定远开西域五十余国，断匈奴右臂，绝汉边患，其功大矣。既殁，而西域又叛，乃有承家之令子出，而继其贤父之绪。虽功烈不逮，亦足见世泽之绵长，而家庭教育之得力也。勇，字宜僚，侯之少子也，少有父风。元初元年（安帝年号），西域不靖，受命为军司马，与兄雄俱出敦煌，迎都护及西域甲卒而还。从此罢都护，西域更无汉吏。敦煌太守曹宗，亦英奇磊落人也。安帝六年（元初六年），宗遣长吏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今哈密南），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后数月，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进击车师，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 时安帝年幼，邓太后当国。得曹宗奏，集公卿会议于朝堂，多以为宜闭玉门关，遂弃西域。 太后特以问勇，勇力言西域不可弃，并言处分之策。汉时虽行独裁政体，而每有大事，则集朝官天子，与之并坐而议之，得多数之同意，然后决行。设有一人力持己见，则交众人难之，逐条辩驳，而其理不屈，则必其人有独见之明。天子乃屈众人之议服从一人之言。其法至善也。今太后见勇持异议，乃修行旧例，而使大臣难之，以定可否。 尚书难曰：“今立副校尉，何以为便？又置长史屯楼兰，利害云何？” 勇对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敦煌，后置副校尉于车师。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故外夷归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还（尤还，王名），汉之外县，若匈奴得志，则尤还必死。此等虽同鸟兽，亦知避害。若出屯楼兰，足以招附其心，愚以为便。” 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难曰：“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今车师已属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将（以勇为军司马，故称之为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 勇对曰：“今中国置州牧者，以禁郡县奸猾盗贼也。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同腰）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绝望。绝望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警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 太尉属毛轸难曰：“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一旦为匈奴所迫，当复求救，则为役大矣。” 勇对曰：“今设以西域归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汉，不为钞盗则可矣。如其不然，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缘边，是为富仇讎之财，增暴夷之势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察诸国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觊觎之情，而无财费耗国之虑也。且西域之人，无他求索，其来入者，不过禀（同廩）食而已。今若拒绝，埶（同势）归北属，夷虏并力，以寇并凉（今甘肃陕西诸边地），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置之诚便。” 邓太后以班勇之议是。乃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钞，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安帝十七年），复以勇为西域长吏，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今西州县），如定远故事。西域遂服。勇更发西域兵，进击匈奴后部王军就，大破之，捕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于索班没处斩之，以报其耻。 此时西域诸国，惟焉耆王元孟未降。勇请攻元孟，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金城、敦煌、张掖、酒泉，是为汉时河西四郡）。勇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骑为两道击之。勇从南道，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立功自赎，遂先期至爵离关（焉耆关名），遣司马将兵前战，首虏二千余人。元孟惧诛，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朗遂得免诛。勇以后期，免官下狱，卒于家。以勇之才可以继定远之功，而为同辈所卖，赍志以终岂不惜哉！ 【批评】 两汉时每逢国家大事，则集大臣会议，此犹今日本之御前会议也。虽云专制，实有庶政公诸舆论之意。今所传桓宽《盐铁论》，即当时答难之辞。古者医不三世，不服其药，重专门也。国家有难事，亦问诸世官。定远以老于西域闻，既卒，则问诸其子，国家以忠厚待人而终食其报。此皆古人良法美意之所当学步处。 张朗与勇相约合兵攻焉耆，朗不俟期而先发，胜则己据其全功，败亦得卸过于勇。其自为谋则巧矣，而良心则不可问。勇为所卖，不能自明，非怯也，以为同是努力为国，期于有成而已。朗既成功，己之功罪，何必过较。定远闻李邑之言，痛自刻责，绝不与辩，事白之后，以德报怨，尽释前嫌。勇之度量，亦庶几焉。朗之卖友自全，功不补过，当时非之，后世薄之，小人枉自为小人，亦何益哉？ 一国的强弱，与人才有很大的关系。班超征服西域五十多个国家，切断了匈奴的右臂，杜绝了汉廷的边患，他的功劳，真是大极了。但是他死后，西域又叛乱，幸而他的儿子，能够继承他的遗志，虽然功绩不及父亲，也可以算得一位人材了，足见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班勇，字宜僚，是班超的小儿子，小时侯便有父亲的风度。元初元年（安帝年号），西域又不安定，他受命为军司马，同他的哥哥班雄一起去往敦煌，迎接都护及驻西域的兵士回国。朝廷从此便把西域都护一职裁撤了，西域不再有汉朝的官吏。敦煌太守曹宗，也是一个英奇的人物。元初六年，他派遣长史索班，带领千余人屯扎在伊吾（现在哈密之南），车师前王和鄯善王都来投降。几个月后，北单于和车师后部联合攻打索班，把索班打死了。他们又进攻车师，侵略天山北路。鄯善王急忙向曹宗求救，曹宗奏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报索班的耻辱，于是汉朝又拿下了西域。 那时安帝年幼，邓太后掌管政权。收到曹宗的奏报，邓太后召集公卿在朝堂上开会，公卿多数主张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太后特意问班勇，班勇坚决主张不可放弃西域，并且陈述应对西域的策略。汉朝那时候虽然行独裁政体，但是遇着国家大事，便召集大臣和天子一起坐着讨论，得到多数人的同意，然后才决定执行。假使有一个人极力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教众人和他辩难，逐条辩驳，若是那人的理由充足，不为他人所屈服，那么那人必有独见之明，天子便抛弃众人的意见独听他一人的主张。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当时邓太后看见班勇独持异议，便照旧例，使各大臣跟他辩论，来确定能否实行。 尚书提出难题：“现在设立副校尉，有什么方便？又设置长史驻扎楼兰，有什么利害关系？” 班勇回答说：“以前永平末年的时候，国家开始开通西域。最初派中郎将驻守敦煌，后来又在车师设副校尉。这样既可以约束胡人，又可以禁止汉人的侵扰，所以外国人有归向汉朝之心，匈奴也畏惧汉朝威严。现在鄯善王尤还（尤还，是鄯善王的名字）是汉朝的外孙，如果让匈奴为所欲为，那么尤还一定会死。他们这些人虽然跟鸟兽差不多，却也知道趋利避害。如果出兵驻在楼兰，足够让他们归附，我认为这样对汉朝有利。” 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反驳道：“朝廷从前想抛弃西域，因为西域对中国没有好处，而经费又供给不足。现在车师已属匈奴，鄯善也不可靠，一旦出现反覆，你能担保北方匈奴不成边疆的后患吗？” 班勇答道：“现在中国设州牧，为的是防止郡县出现狡猾的盗贼。如果州牧能保证盗贼不出来捣乱，我也愿意用腰斩来保证匈奴不成为边害。如果现在开通西域，那么匈奴的势力必然减弱；敌势减弱了，那么为害的可能性就缩小了。难道要归还他们的内脏，接续他们的断臂吗？现在设校尉来保卫西域，设长史来招降诸国，如果放弃不管，那么西域必然失望。希望断绝后，他们一定向北匈奴投降，边境各郡一定会受到困害，恐怕河西城门白天又要关上了。现在如果不广泛宣传朝廷的大德，而只看到驻扎军队要多花几个钱，如果北匈奴更加强大，难道边塞会得到长治久安么？” 太尉属意毛轸反驳道:“现在如果设置校尉，那么西域不断派使者来,要钱要粮将无止境。给他吧，那么费用难供，不给又违背他们的心愿。一旦被匈奴所迫，当然又来求救，那么事情就闹大了。” 班勇答道：“如果让西域归附匈奴，使他们感念大汉的恩德，不作侵扰的寇盗也可以。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凭借西域丰厚的租税收入，众多的兵马力量，将来在边陲捣乱起来，这等于让敌人富足，增添强敌的势力啊。设校尉的目的，无非是宣传汉朝的威德，维系各国归附内地的心愿，使匈奴的侵略野心有所收敛，而没有耗费国家财力的忧虑。何况西域的人要求不高，他们归降，不过要点粮食罢了。现在如果一概拒绝，他们一定依附北虏，联合起来进犯并州、凉州，那么中国的耗费决不止千亿而已。所以还是设置为好。” 于是辩论到最后，邓太后采纳了班勇的主张。朝廷便在敦煌郡驻营兵三百人，设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这样，虽然仍旧控制西域局势，但没有出兵驻扎在他们境内。后来匈奴果然几次和车师国共同侵略边境，河西一带，大受其害。延光二年夏（安帝十七年），朝廷又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带领五百兵士，出屯柳中（今西州县）。班勇便征调西域的军队，进攻匈奴后部王军就，大败军就，俘虏军就及匈奴的使者，在索班死难的地方斩首，以报前次的耻辱。 这时西域各国，只有焉耆王元孟还没有投降。班勇奏请出兵攻他，于是朝廷派遣敦煌太守张朗率领河西四郡的兵力三千人交给班勇指挥（金城、敦煌、张掖、酒泉，是汉时河西四郡）。班勇又征调各国的兵四万余人，分为两路进攻。班勇从南道，张朗从北道，约定日期齐到焉耆。张朗因为先前有罪，想趁这机会，立功赎罪，便提前赶到爵离关（焉耆的关名），派遣司马领兵进战，杀敌二千余人。焉耆王元孟很害怕，派遣使者前来求降。张朗便直入焉耆，受降而回，他先前的罪，便因此抵消，免受诛杀。可是班勇因为落后，便被免去官职，还被送进监狱，后来病死家中。像班勇这样的才智，本可以像他父亲一样立功域外，不幸为同事所卖，壮志未伸而终，多么可惜啊！ 【评论】 两汉时期朝廷每次遇到国家大事，就召集群臣商议，这就像今天日本的御前会议。虽然说是专制国家，但实际上让各种政务处于群众舆论监督之下。流传下来的桓宽的《盐铁论》，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辩论整理的。古代的大夫不历经三代，不能服他的药，就是重在专门研究上。国家遇到难事，也要问各位官员。班超因为在西域时间长而著名，他死后，朝廷就问他的儿子，国家对待人才宽厚，最终收到回报。这些都是古人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方法。 张朗跟班勇约定联兵进攻焉耆，张朗没有等班勇就先出发，如果打了胜仗自己就可以占据全部功劳，如果失败了还可以把过错推到班勇身上。他为自己算计得可以说是精巧了，却没有问问自己的良心。班勇被他出卖，没有为自己辩解，不是因为怯懦，而是认为一起为国家效力，就是希望有所成就。张朗既然已经成功，自己得到的是功劳还是罪过，又何必计较呢？当初班超听到李邑的话，沉痛地自责，却不辩解。事情清楚以后，不记恨李邑，反而对他很优待，把以前的事情都放下。班勇的度量，也跟班超差不多啊。张朗出卖朋友保全自己，功劳不足以补全过失，当时受到人们的非议，后世受到人们的轻视，白白地做了小人，有什么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