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复仇议》 出自：柳宗元 <strong>【题解】</strong> 唐朝武则天年间，同州下邽县尉赵师韫害死了该地平民徐爽。徐元庆见<u>父亲</u>被杀，便杀死了赵师韫，事后自首谢罪。此事发生后，诗人陈子昂写了一篇文章《复仇议》，主张应当先处死徐元庆，以正国法；不过，在他死后，也应当表彰他的孝行。一百多年后，柳宗元对此事有不同看法，他觉得徐元庆杀赵师韫是有原因的，不能枉杀，遂写下此文，反驳陈子昂的《复仇议》。在本文中，柳宗元认为赏罚不能并举，应该断定好这件事的是非曲直，才可以进行赏或是罚。此文强调儒家的礼仪观念，认为它是评定善恶黑白的标准，这也是此文的主旨。 <strong>【原文】</strong>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1]，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2]，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3]，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其诚伪[4]，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5]，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6]，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7]，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8]，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9]。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10]，是悖骜而凌上也[11]。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12]，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strong>【注释】</strong> [1]同州：州治在今陕西大荔县。下邽(ɡuī)：县名，在今陕西渭南市。 [2]陈子昂：字伯玉，唐朝初期著名文学家。 [3]僭(j iàn)：超越本分。 [4]刺：探察。谳(yàn)：审判定罪。 [5]原：推究。端：缘由。 [6]州牧：指刺史。 [7]戴天：共存于天下。 [8]介然：坚定不移。克：约束。 [9]愆(qiān)：失误。 [10]戕(qiānɡ)：残害。 [11]悖(bèi)骜(ào)：违背和轻视。 [12]推刃：一来一往的仇杀。 <strong>【翻译】</strong> 臣从记载上看到天后在位的时候，在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吏赵师韫杀害，他最后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然后自缚其身，投案认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将他处死，而后在他<u>家乡</u>予以表彰，并且请求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法典”。臣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用以防止暴乱。如果说不许杀人行凶，凡是做儿子的不应复仇而复仇的，要处以死刑而不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暴乱，如果说不许杀人行凶，那么凡是做官的，杀害了无辜的人，也是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的。礼与刑的本质相同，而具体运用的对象和方法却有不同。因此，表彰和诛杀是不能够同时并行的。杀掉应当表彰的人，这就叫滥杀，这是太过滥用刑法的表现；表彰那应该杀掉的人，这就叫错赏，是严重破坏礼仪规范的。如果真的以这种做法来示范天下，并将其传给后代子孙，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会迷失方向，避免祸患的人就会不知道怎样立身处世了，用这个建议来做为国家的法典，行吗？ 大凡圣人的原则，是彻底弄清事理以决定赏罚，根据情由来正确地加以褒贬，无非是把礼和刑结合在一起而已。假使调查、审定了这个案件的真假，考察、辨明了它的是非，研究了案子的发端并探求了它的起因，那么刑与礼的运用，就能明确地加以区别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并没有违法犯罪，赵师韫对他的诛杀，就只是因为个人的仇怨，仗着他做官的蛮横气焰，暴虐地对待无辜的人。州里的长官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都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然而徐元庆能够认为容忍杀父的仇人是奇耻大辱，以为身带武器时刻准备报仇是合乎礼义，处心积虑地想要刺穿仇人的胸膛，坚定不移地克制自己，即使丧命也不遗憾；这正是遵守礼而实行义啊。执政的官员对此应该感到惭愧，向徐元庆道歉还来不及，又怎么能去处死他呢？ 或者徐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赵师韫杀了他，并不违背法律。这就不是死在官吏的手中，而是死于法律啊。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天子的法令，而杀害奉行法令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抓起来处死他，正是以此来明正国法的行为，又怎么能去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中说：“人必定会有儿子，儿子也必定有父母，如果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的状况谁来解救呢？”这是太不明礼了。礼所说的“仇”，指的是蒙冤受屈，悲痛呼号而无处申诉的情况啊，并不是指触犯法律之后以身抵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现在却说：“他杀了人，我就得杀死他。”这只是不评判是非曲直，欺负胁迫孤单力弱的人罢了。这种论调违反经典、背离圣人之训不是很严重了吗？ 《周礼》上说：“调人的职务就是负责调解人们之间的怨仇。凡是杀人而符合义的，规定死者的亲属不许报仇，报仇者要判处死刑。有为报复而杀人的，全国的人都仇视他！”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因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现象呢？《春秋·公羊传》上说：“父亲罪不当死而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按罪当死，儿子报仇，这是会引起不断地互相仇杀的行为，这种复仇不能免除彼此仇杀下去的祸害。”现在如果能采取上述原则来判定赵师韫、徐元庆双方的仇杀，就合乎礼了。况且不忘父仇，这是孝；不吝惜性命，这是义。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规范，尽了孝道并为义而死，他一定是个通达事理而明白道义的人。通达事理明白道义的人，难道他会把王法作为仇视的对象吗？可是评议这件事的人反而主张把他处死，这是亵渎刑法、破坏礼义的意见，它不能列为国家法典，是十分清楚的了。 请求把我的意见附于律令之后颁发下去。有审理这类案件的，不应当按照从前的意见去处理。谨对此发表上述看法。 <strong>【解读】</strong> 此文开头“旌与诛莫得而并”一句，便将陈子昂既赏又诛的观点驳倒。中间部分论理，语言平缓无波折。后段论事，有侧重之语。此文剖析爽利透避，笔力斩截，语言精练而准确，反映了柳宗元散文“峻洁廉悍”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