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薄酒二章

胶西先生赵明叔，家贫，好饮，不择酒而醉。常云：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 其言虽俚，而近乎达，故推而广之以补东州之乐府；既又以为未也，复自和一篇，聊以发览者之一噱云耳。

《其一》，前五句触物起兴，引发出人生哲见的议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它说：淡薄之酒，要比茶水好；粗麻布衣，要比没衣服穿优越；家中妻妾丑陋，总比独守空房强得多。诗歌经过层层对比，先显示出达观者的知足常乐思想。然而，诗歌的旨意并没有就此停留止步。从第六句起，则连续运用人间世累的种种现象，强烈地批判了富贵功名的可卑性；在美恶虚实的生动形象对比中，逐渐推出了诗人更高层次的审美情趣。他说：当大官的人，天不亮就要起身奔早朝，在殿廷等待皇帝朝见，此即所谓“待漏”，结果，天寒地冷，两只靴子都结满了霜冻，苦不堪言；还不如辞官归田的陶渊明，他三伏天虚闲高卧在北窗之下，享足了清风凉爽的乐趣。那些王公贵族，死后万人送葬，金缕玉衣，珠襦玉匣，何等荣耀，但终归还是要被埋葬在幽暗的坟墓之中；还不如那身穿乱麻、独坐街头、光着脊梁晒太阳的田夫，他尚能享受到阳光的无比温暖。至此，诗人感慨地说：什么“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一瞬，万世空忙！不管是商朝末年为“名”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还是春秋末年为“利”的大盗盗跖死在东陵之上，他们的“死”，都是一样的呀，分不清谁高谁低，谁上谁下！“俱亡羊”，都丢失了羊，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个诗旨原属于庄子的是非齐一、生死齐一的“齐物”思想，但苏轼的落脚点，却明显的是站在贫民、辞官者一边批判富贵功名，而具有一定的积极社会意义。

《其二》，则继续以戏谑的笔触，以目之所见、思之所及，对功名利禄进行了更加犀利的嘲弄，从而增添了《其一》反功名富贵题旨的心灵震撼。它选择了官民之别和贫富之死的两个典型视角，加以鲜明对照，从而超越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庸之论。苏轼认为：人间的美丑醉暖虽然相同，但富者荒淫腐化早死，而贫者丑妻陋妾却能获得长寿。在朝的官僚权贵贪婪强暴，厚颜无耻；而在野的民众和隐士，却心怀高志，唯义是从。有钱的人死了，用珠玉裹尸，以求得“千载不朽”，但他们没有料到，这正招引来强人掘其体，掠其宝，奸其尸，辱其身，其下场却更为悲惨，这完全是他们自找的！说什么“死后文章，名垂千古”，也都是些欺骗瞎子和聋子的鬼话。谁使他们一生富贵，脸留红润？到头来，终不免一死，送进坟墓。富贵功名没有什么了不起，珠玉金钱也买不了他们的命，因此，“上”，未必是“福”；“下”，未必是“祸”。因而通达事理的人都能瞬息万变自我旷达，这并不是来自酒的功劳，而是因为世间的是非忧乐本来就是一切空呀！这完全是在言志抒怀，具有“以诗为词”的韵味。读罢令人思绪万千。

其“俯仰人生笑空明”，具有着“超然物外”的哲思情志，也可以说是苏轼在密州所创造的“超然诗”的一种酣畅淋漓的表现。它表现了苏轼正在寻找新的自我，并在其理想的寄托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他借其超世之想，拓开了博大的境界，寓庄于谐，寓激于淡，以奇笔书写了人间种种不平。它的风格狂放与超逸交渗协和，强化了封建时代悲剧人生的心路历程，大有“盛衰阅过君应笑”的气度，表现了一位哲人面对大千世界所发出的激情和沉思。像横亘时空的长河一样，一种独特的文化审美心理结构展现在我们面前：玄意、禅味、道家出世的乘物与游心、儒家入世的兼济与独善，共同积淀为我国历代士子的独特思维心理特性和处世态度，显示出诗韵的宏博、和谐、深邃和持久，大有化“俚”为“雅”、“以诗为词”的气势。

全篇采用了民歌复沓联章的艺术形式，《其一》、《其二》的前五、六句，文字大体相同，只是把“茶汤”换为“酒钟”、把“无裳”换为“两重”、把“胜空房”换为“寿乃公”而已；这更似“倚声填词”或联缀成词的作法。还有，全文赋事直叙，复沓前进，并不是单一进行，他或用反诘、或用讥刺，或含蓄、或揭露，或对比、或反衬，笔墨生花，多姿多彩。在反复唱叹中，强化了反富贵功名的旷达情韵，余音袅袅，似断实续，造成全篇语势情气的直贯和倾泻，令人心旷神怡，受到自得其妙的性情陶冶，从而把批判世累、追逐虚闲和走向大自然的情思推向了巅峰。这大概就是民歌体式的魅力所在吧！

再者，其“谁使一朝富贵面发红”句，乃化用了齐梁间古乐府歌辞“今日牛羊上丘陇，当年近前面发红”的句意，这说明《薄薄酒》二首的创作心态，更近于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