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荆公之政术（二）民政及财政 俗士之论荆公，大率以之与掊克聚敛之臣同视，此大谬也。公之事业，诚强半在理财。然其理财也，其目的非徒在增国帑之岁入而已，实欲苏国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赢焉，以为国家政费，故发达国民经济，实其第一目的，而整理财政，乃其第二目的也。而其所立诸法，则于此两者皆有关系者也。故不名之曰财政，而名之曰民政及财政。 第一制置三司条例司 制置三司条例司者，公所创立之财政机关也。公之言曰： 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惟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 熙宁二年二月，遂设立此司。诏曰： 朕以为欲致天下于治者，必先富之而后可为也。今县官之费不给，而民财大屈，故特诏辅臣，置司于内，以革其弊。夫事颛于所习，则能明得失之原。今将权天下之财，而资之于有司，有司能习知其事，则其所得必精，其所言必通，物聚而求足，是洵富吾民之术也。若夫苛刻之论，剥削其下而敛怨于上者，朕所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受诏后两月，各具财用之利害以闻。 司既立，以公及陈升之领之。时升之为宰相，公则参知政事也。今世各立宪国，往往以总理大臣兼度支大臣，盖财务为庶政之本，公深知其意也。 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职在此，而后此所立之法，亦无不本此意以行。史称公尝与司马温公廷辩理财，温公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公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温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争议不已。（史所载仅此，荆公反驳温公之言则缺之，想更有伟论，惜不可得见矣。）夫温公之言，其果衷于事理也耶？彼财货百物，果为天地所生而终古不变者耶？抑亦人所生而得其道可以增殖者耶？夫财货百物，固有既不在民亦不在官者矣，则弃之于地。是也。如其增殖之，则既可以在民，而同时亦可以在官。今世欧美诸国，其明效矣。荆公欲整理财政，而以发达国民经济为下手之方，孔子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也。中国自古言理财者，其识未有能及此也。 荆公之意，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悴者，由国民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也。国民所以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者，由豪富之兼并也。国中豪富少而贫民多，而豪富又习于奢汰，不以其所得为母财，而贫民涓滴之母财又为兼并家岁月蚀尽。则一国之母财举匮，而民之生无以复聊，于是殚精竭虑求所以拯救，其道莫急于摧抑兼并。而能摧抑兼并者谁乎？则国家而已。荆公欲举财权悉集于国家，然后由国家的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诗曰：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此义也，近数十年来乃大盛于欧美两洲，命之曰社会主义，其说以国家为大地主，为大资本家，为大企业家，而人民不得有私财，诚如公所谓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者也。彼都学者，往往梦想之以为大同太平之极轨，而识者又以为兹事体大，非易数世后，未或能致也。夫以欧美今日犹未能致者，而荆公乃欲于数百年前之中国致之，其何能淑？虽曰其造端非若彼之弘大，其条目非若彼之纤悉，其程度非若彼之极端，然其终不能全适于荆公之时与地，可断言矣。荆公之所蔽，惟在于是。若其学识之精卓，规模之宏远，宅心之慈仁，则真只千古而无两也，温公安足以知之？ 社会主义所以难行者不一端，而为国家分掌此理财机关之人，甚难其选，而集权既重，弊害易滋，此其着者也。夫以彼都所倡社会主义者，行之于立宪政体确立之后，犹以为难，而况在**之代乎？本意欲以摧抑兼并，万一行之不善，而国家反为兼并之魁，则民何诉焉？而盗臣之因缘以自肥，又无论也。故荆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虽颇丰，而于国民经济上所收之效滋啬，良以此也。 宋财政之敝，至仁宗晚年而极，前既言之矣。神宗即位，首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今支费不同者，开析以闻。后数日，光言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敝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及制置条例司既设，乃考三司簿籍，商量经久废置之宜，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着定式，所裁省冗费十之四。（以上皆录《宋史食货志》上之六原文。）夫财政之敝,既已如彼，即不言兴利，而节费亦安得已？温公亦非不知之矣，而犹颟顸其词，曰磨以岁月骤不能减，而徒欲诿其难于君上，何其不负责任乃尔耶！且温公所谓不能者，何荆公骤裁其十之四，而不见其有他变耶？夫以数十年相沿之岁费，而骤减其十之四，此诚天下至难之业。而制置条例司之初设，即奏此肤功，则颌此司者，其任事之忠勤，其才识之明敏，其魄力之毅伟，可想见矣。（当时所裁者多属宫廷费，非神宗之贤，荆公亦不得行其也。据宋史，则神宗之命温公义裁减，似在荆公未入相以前。二公皆为翰林学士，当同拜此命者也，而温公以敷衍答上命也。若此神宗之不乐得此不负责任之大臣以共国事，不亦宜哉！）以视不负责任之温公，何相反耶？而后之论荆公者，于此等伟绩，没而不道，抑何心也！ 史所称编着定式，即今世立宪国之所谓豫算案也。史又言三司上新增吏禄数，京师岁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馀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馀缗。省冗费以增官禄，诚整理行政之根本哉！当时制置三司条例司所举善政，或更多，史阙不可考，而此东鳞西爪，已非流俗所能及矣,《文献通考》二十四引元兴元年苏辙奏：言熙宁初，于三司取天下所上帐籍视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发其封者，盖州郡所发文帐，随帐皆有贿赂，各有常数。常数已足者，皆不发封。一有不足，即百端问难，要足而后已。至是特设帐司默磨文帐云。前此财政机关之**，可见一斑。 第二青苗法 青苗法者，颇有类于官办之劝业银行，荆公惠民之政也。《宋史-食货志》上之四载其缘起云： 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贯石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粜，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端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法。诏可，既而条例司又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访问民间，多愿支贷，乞遍下诸路转运司施行。 此青苗法之大略及其施行之缘起也。名曰青苗者，盖当时陕西转运司李参，以部内多戍兵而粮储不足，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至是仿行之，故袭其名也。荆公之怀此政策久矣,其少作寓言诗，既有此意。（诗见第六章。）及为鄞令，复行之而有效。及其当国，乃欲举而措之于天下也。窃尝论之，无论何国，无论何时，彼力田之民，能终岁勤动者，苟非有水旱之灾，则所入恒足以自赡。而以数年之通，则必能有所羡余，以为冠昏丧祭之计。然而往往不然者，则缘初时母财不裕。牛种之资，以及青黄不接时食指之所需，不能不称贷于豪右，或遇偏灾而又贷焉，或遇嘉凶诸礼而又贷焉，而豪右乘其急以持其短长，于是一岁所入，见蚀于息者泰半，及夫来年，其不能不举债如故也。债日以重，息日以加，而终岁之勤动，遂为豪右作牛马走已耳。此民之所以日悴，而国民经济之所以日蹙也。在昔泰西之希腊、罗马，富者往往贷金谷于贫民，其后负责日重，无以为偿，则鬻身以为之奴。泰西古代奴隶之多，盖起于此。历数千年，此制终无由革。西纪一千五百年以降，各国政府纷纷以法律定取息之率，逾率者罪之，然其不能禁如故也。及近世银行制度兴，此弊始稍苏，其效不能及于农民。近数十年来，有所谓劝业银行、农工银行、信用组合等，利渐溥矣，然犹未能尽人而蒙其泽也。故此贫富不均之问题，实为数千年来万国所共若而卒未能解决之一宿题。而欲解决之，则非国家振其枢焉而不可得也。其圆满之解决法，则如吾国古代之所谓井田，如泰西近世所谓社会主义，使人民不得有私财是也。未能圆满而思其次，则国家设贷之机关而自当其冲，使豪右居奇之技，无所得施，则荆公所计划者是也。吾国之前乎荆公而为此者，亦有人焉，景公之于齐，子皮之于郑，司城子罕之于宋，皆以斯道得民，而荆公则师其意者也。 时苏辙亦尝着论云：“天下之人，无田以为农，无财以为商，禁而勿贷，不免转死于沟壑。使富民为贷，则用不仁之法，收泰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脱衣避屋以为质。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其贵贱，而以国服为之息。今可使郡县尽贷，而任之以其土着之民。”按颖滨此论，正与荆公青苗吻合，不知其尝闻其绪余与，抑自创见也。然颖滨后卒以攻青苗自乞罢，岂文士之言之者，非其所欲行之者耶？ 荆公既欲实施此法，然行之不可以无资本也。由国库拨给资本，力又有所不逮也。适有常平广惠仓者，诸路诸州县莫不有之，而其所储，实弃置于无用之地，公乃变无用为有用，而利用之为资本，其用意之周详，其眼光之锐敏，至可佩也。而司马温公乃言常平仓为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钱之害小，废常平仓之害大。然常平仓之无实惠可以及民，如彼条例司原奏中所述，温公其能为之辩护乎？则亦强辞而已。 法既行，举朝汹汹，起与为难，不可究诘。其人与其言，皆不备述。惟有公答司马谏议一书，录之可见当时议论之一斑，而公所以坚于主持之故亦见焉。（温公致公原书三千三百馀言，杂引经传及汉唐遗文，见集中。）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避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此书文虽甚简，然其任事之艰贞，自信之坚卓，跃见纸上。千载下读之，如见公之精神焉，可以兴矣。当时之制，贷青苗钱者，官取其息二分，故议公者指以为聚敛之据。公有答曾公立书云： 示及青苗事，治道之兴，邪人不利，一兴异论，群聋和之，意不在于法也。孟子恶言利者，为利吾国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奸人者，缘名实之近而欲乱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愿何？始以为不请，而请者不可遏；终以为不纳，而纳者不可却。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贷之，贷之不若与之。然不与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为其来日之不可继也。不可继则是惠而不知为政，非惠而不费之道也，故必贷。然而有官吏之俸，辇运之费，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广之以待其饥不足而直与之也。则无二分之息可乎？则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岂可易哉？公立更与深于道者论之，则某之所论，无一字不合于法，而世之哓哓者不足言也。 此书殆可谓解释法意之理由书也。当时举朝汹汹，除公所共事之数人外，殆无一不致难于青苗。累其劾状，殆可隐入。而公卒不为之动，而神宗亦不为之动者，非徒以公自信之坚，得君之专，而当时言者，实无一语能批其要故也。言者咸指为掊克聚敛，损下益上，而公立法之本意，乃适与之相反。盖其立法之本意，实以惠民，无一毫借此以助帑藏之心，条例司原奏所言，非饰词，乃真相也。而论者乃拟之以桑孔之用心，是所谓无的而放矢，宜公之不敢服，而神宗亦目笑存之也。公之龂龂于名实之辨，非以此乎？其谓治道之兴，邪人不利，而倡异论者意不在于法。呜呼！何其一语破的而言之有余痛也！昔罗马伟人格力加士为执政时，倡限民名田之制，全国人民欢声雷动，而议院几于全数反对之，卒被丛殴以死于院中，盖亦有不利于治道之兴者，而其意非在于法也。荆公初政，裁冗费十之四，彼廷臣大半衣食于冗费者，其不利之也久矣。而青之本意，凡以抑豪右之兼并，而廷臣者又皆豪右，而其力足以行兼并者也。其不利之，亦固其所。当时之汹汹为难者，安保其不挟此心？即二三贤者，未必尔尔，然亦群聋之和而已。况彼之所谓贤者，皆习于苟且偷惰，以生事为大戒，不问其事之善恶利病，但有所生则骇而华之，宜乎其与公与神宗枘凿而不相入也。而数百年以后之今日，其社会之情状乃一如公之时，而公之言乃不啻为今而发也，悲夫！ 青苗法立法之本意，其善美既若是矣，然则可行乎？曰：不必其可行也。善而不可行何也？且公在鄞行之而效，而犹疑其不可行何也？曰：一县非全国之比也。一县者，公之所得自为也；全国者，非公之所得自为也，是故当时抑配有禁矣。（抑配者，谓强民使贷也。）而有司以尽数散为功，虽欲不抑配焉而不可得也。灾伤则有下料造纳之条矣，（谓遇凶年则于次期补纳所贷也。）而年岁丰凶不常，凶之数尤伙，而有司因得以上下其手，虽欲不至于累年积压而不能也。此二弊者，惟韩魏公、欧阳公之奏议言之至详，殆可称公之义诤臣也。 （韩、欧奏议文长不录，此段即举其大意也。） 问者曰：韩、欧二公所言既中其弊，而公犹不寤，则虽谓之执拗，宁得为过？应之曰：不然。当时诸君子之攻新法也，其有弊者固攻之，其无弊者亦攻之，诚有如公之所云，意不在于法也。为公之计，惟有一事不办，偃然与彼辈同流，庶可以免于罪戾，而无如非公之本意何也。且法既已善矣，其有弊焉，则非法弊而人弊也。即如青苗法者，公在鄞行之而既有效矣，李参在陕行之而又既有效矣，使县县皆得如公者以为之令，则县县皆鄞也。即不能焉，而使路路皆得如参者以为之转运使，而因以综核名实之法督其县，则亦路路皆陕也。据条例司所核定，凡全国置提举官四十一人，以当时贤才之众，欲求得如李参者四十一人，谅非难也。而公又非不欲与诸君子共之也，而无如诸君子者。闻有一议为公之所发，则掩耳而不听，初不问其所发为何议也，见有一诏为公所拟，则闭目而不视，初不问其所拟为何诏也。责以奉行，非挟贤挟长以抗，则投劾而去耳。诸君子既不屑为公助，而公又不能忍心害理一事不办以自谢于诸君子，而又不能以一身而尽任天下之事，然则非于诸君子之外而别求其助我者，安可得耶？况诸君子非徒不助之而已，又煽之嗾之挠之于其旁，私幸其弊之日滋、功之不就以为快，是青苗本可以行之而无弊者，而以诸君子之故，则欲其无弊焉，安可得也？夫他事亦若是则已耳。 由此言之，则吾所谓青苗法虽善而不必其可行者，可以见矣。使得人人如公者以为县令，则诚可行；而不得焉，故不可行也。无已而思其次，得人人如公者以为提举，则犹可行；而不得焉，故不可行也。无已而更思其次，得人人如公者以为执政，则于不可行中而犹有可行；而不得焉，故不可行也。 然则青苗法之弊，果尽如当时诸君子之所言乎？公之良法美意，而民竟未尝一蒙其泽乎？曰：是又不然。史成于谤公者之手，其旨在扬恶而隐善。凡有可以表公之功者，惟恐不尽。虽然，固有不能尽善者。公与曾公立书，言始以为不请，而请者不可遏；终以为不纳，而纳者不可却，则当时民之欢欣鼓舞可想见也。其上五事札子云： （熙宁五年）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是其行之既数年而有成效也。其谢赐元丰令格式表云：创法于群几之先，收功于异论之后，则是公罢相后而其效益着也。然犹得曰公自言之未可为信，也请徵诸旁观之言。河北转运司王广廉入奏，则谓民皆欢呼感德矣。李定至京师，李常见之，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如何？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此事，君勿为此言。定曰：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是一时舆论所在，有欲扪其舌而不可得者矣。然犹得曰是依附公以希宠者言之，未可为信也。请更徵诸反对党之口。朱子金华社仓记云：以予观于前贤之论，而以今日之事论之，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子程子尝论之，而不免悔于其已甚而有激。是程子晚年知其攻难青苗之为误，而朱子且歌诵之矣。苏子瞻与滕达道书云：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是子瞻晚年深自忏悔，而咸叹于众化之大成。其言与公所谓收功于异论之后者盖吻合。所谓众化者，盖指凡新法而言，而青苗必其一矣。以程苏二人为当时反对最力者，而皆如是，非确有成效，而能得耶？以此度之，与程苏同心而其言不传于后者，当更何限？不宁惟是，元兴初政，尽芟新法。元年二月，罢青苗。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矣。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惟当禁抑配矣。是皆形诸奏牍载诸正史者。夫司马君实范尧夫非当时首攻青苗之人，且攻之最力者耶？曷为于十八年之后，乃复津津乐道之如此？由此观之，则知当时之青苗法，实卓着成效，而民之涵濡其泽者既久，虽欲强没有美而有所不可得也。然则前此之哓哓，果何为也哉？语曰：凡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以乐成，然则诸君子者，毋亦凡民而已矣。夫以吾侪居今日以论之，而犹觉青苗法之难行也如彼，而荆公当日行之，虽其弊非所能免，其效抑已章章。吾于是益叹公之才之不可及，而诋当时奉行新法皆为小人者，吾卒未之敢信也。 更平心以论之，青苗法者，不过一银行之业耳，欲恃之以摧抑兼并，其效盖至为微末。而银行之为业，其性质乃宜于民办而不宜于官办。但使国家为之详定条例，使贷者与借者交受其利而莫能以相病，而国家复设一中央银行，以为各私立银行之枢纽，而不必直接与人民相贷，则其道得之矣。荆公之为此，所谓代大匠易伤其手也。虽然，此立夫今日以言之耳，若在当时，人民既无有设立银行之能力，而举国中无一金融机关，而百业坐是雕敝。荆公能察受敝之原，而创此法以救治之，非有过人之识力而能若是耶？夫中国人知金融机关为国民经济之命脉者，自古迄今，荆公一人而已。 后此有阴窃青苗法之实而阳避其名者，则朱子之社仓是也。其法取息十二，夏放而冬收之，此与青苗何异？朱子行之于崇安而效，而欲以施之天下，亦犹荆公行之于鄞而效，而欲以施之天下也。夫朱子平日固痛诋荆公，谓其汲汲财利，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者也。及倡社仓议，有诘之者，则奋然曰：介甫独散青苗一事是耳。（俱见《朱子语类》。）夫介甫果汲汲财利耶？介甫之是者，果独青苗一事耶？毋亦是其所谓是而已。 第三均输法 均输法者，所以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术，使输者既便，而有无得以懋迁，亦一种惠民之政也。熙宁二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上言云：（按此文为荆公自撰，《宋史-食货志》所录多删去其精要语，今据本集全录之。） 窃观先王之法，自畿之内，赋入精粗，以百里为之差，而畿外邦国，各以所有为贡。又为经用通财之法以懋迁之，其治市之货财，则无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则吏为敛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凡此非专利也。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今天下之财用，窘急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或赢；年俭物贵，难于供备，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三司转运使，按簿书促期会而已，无所可否增损于其间。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刷，殆无余藏。诸司财用事往往为伏匿不敢实言，以备缓急。又忧年计之不足，则多为支移折变以取之。民纳租税数，至或倍其本数，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于不产，责于非时。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臣等以谓发运使总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茶盐矾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继其用之不给，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粜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徒贵就贱，用近易远；令在京库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卖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 《宋史-食货志》记均输法施行之始末略云： 书既上，诏本司具条例以闻，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虑其为扰，向既董其事，乃请设置官属。神宗使自择之，向于是辟是刘恍、卫琪、孙冕、张穆之、陈倩为属，又请有司具六路岁当上供数，中都岁用，及见储度可支岁月，凡当计置几何，皆预降有司，从之。其后侍御史刘琦、侍御史裹行钱岂页、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知谏院范纯仁、谏官李常等屡疏言其不便，且劾向，帝皆不听，且下诏奖薛向。然均输后迄不能成。 均输之法，始于汉桑宏羊，至唐刘晏而益完密。荆公实师其制，非创作也。古代货币之用未周，民以实物为市，其国家之徵租税，亦以实物。故缘道里之远近，而输送之劳佚有所不均。缘年岁之丰歉，而供求之相剂有所不调。下既大受其害，而上亦不蒙其利，诚有如条例司原奏所云者。故桑刘行均输法，不加赋而国用足，史家美之，良非无由。今世交通之利大开，货币之用益溥。吾辈读史，见其不惮烦为此，几苦索解，而不知当时治事者之苦心孤诣，呜乎其不可及也。（观近世之漕运，则可以知均输之妙用。如能用商运供京师之米而尽折南漕，则国库兴人民交受春利者，岁不以千万计乎？均输之意亦犹是也。夫漕米则亦以实物充租税，而古代拙制至今蜕化未尽者也。）而当时议者嚣然攻之何也？史称其卒不能成，其所以不成之故未言之，岂以攻者多而中止耶？ 第四市易法 市易法者，本汉平准，将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实一种之专买法也。今记其缘起及其内容如下： （宋史-食货志）熙宁三年保平军节度推官王韶，倡为缘边市易之说，丐假官钱为本，诏秦凤路经略司以川交子易货物给之，因命韶领其事。韶欲移司于古渭城，李若愚以为多聚货以启戎心，文彦博、曾公亮、冯京、韩绛、陈升之皆以为疑。王安石乃言：今蕃户富者，往往蓄缗钱二三十万。彼尚不畏劫，岂朝廷威灵，乃至衰弱如此？今欲连生羌，则形势欲张，应接欲近。古渭边砦，便于应接，商旅并集，居者愈多，因建为军，增兵马，择人守之，则形势张矣。且蕃部得与官市，边民无复逋负，足以怀来其心，因收其赢，更辟荒士，异日可以聚兵。 由此观之，市易之起，本出于荆公之殖民政策。盖边徼未开之地，而欲以人力助长之，使趋于繁盛，其下手必在商务。然地既未开，商贾裹足，非以国力行之，莫为功也，此荆公之所以排群议而行之也。后此既有成效，乃推以及腹地。 （宋史-食货志）熙宁五年，遂诏出内帑钱帛，置市易务于京师。先是有魏继宗者，上言：京师百货无常价，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数倍。财既偏聚，国用亦屈，请假榷货务钱置常平市易司，择通财之官任其责，求良贾为之转易，使审知市物之价，贱则增价市之，贵则损价鬻之，因收余息以给公上。于是中书奏在京置市易务官，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得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凡诸司配率，并仰给焉。……其后诸州皆设市易务。 窃尝疑当时均输法，何以暂行之而遽废？彼神宗与荆公决非摇于人言者，始因市易行而均输遂罢也。市易与均输，其立法之意略同，惟均输所及者，仅在定额之租税；而市易所及者，则在一般之商务，故其范围有广狭之异。而既有市易，则均输之效，已可并寓于其中也。考荆公所以行市易法者，其用意盖有二：一则专注重于经济学上所谓分配之一方面，用以裁抑豪富，保护贫民。盖小农小工，有所获殖制造，鬻之于市，往往为豪富联行抑勒不予善价，则贫民之生产者病；豪商既以贱价得之，及其转鬻也，又联行而昂其值，则贫民之消费者又病。荆公思有以救济之，故其法，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而买之。其卖出亦随时估价，不得过取，凡以求分配之均也。一则更注重于经济学上所谓生产之一方面，使金融机关得以流通，而母财之用愈广。盖小农小工之从事生产者，其资本大率有限，必待所生产之货物卖讫，然后能回复其资本以再从事于生产。则中间往往隔断不相属，而生产力缘此而萎微。荆公思有以救济之，故其法，凡人民能得五人以上为之保证者，或以产业金银抵当者，官可以贷以钱。（当时以铜钱及绢布等为货币，而金银非货币，故得以充抵当品。）而以所借期限之长短，而取其息十之一或十之二，凡以广生产之资也。 市易法立法之本意如此，荆公之尽心于民事，亦可谓至矣。然则其法果可行乎？曰：以吾论之，荆公诸法之不可行者，莫此若也。请言其故。由后之说，则市易务实一银行也。（青苗与市易二法，皆与今世银行所营之业相近。青苗则农业银行之性质也，市易则商业银行之性质也。） 夫以荆公生八百年前，乃能知银行为国民经济最要之机关，其识固卓绝千古。虽然，银行之为物，其性质宜于民办而不宜于官办。虽以今世各国之中央银行，犹且以集股而成，不过政府施严重之监督而已，而其他之大小银行，无一不委诸民办，更无论也。今一一由政府躬亲之，而董之以官吏，靡论其琐碎而非治体也，而又断不足以善其事，此欧洲各国皆尝试之而不胜其敝者也。由前之说，则为一种专卖制度，夫其立法之本意，不过曰之货之不售者，而官乃为收之耳。而及其末流，则必至笼天下之货，而悉由官司其买卖。即不然，亦须由官估其价值，盖非是而其所谓平物价之目的不得达也。夫笼天下之货而司以官吏，此近世社会主义派所主张条理之一种，顾彼有与之相辅者焉。盖从其说则以国家为唯一之资本家，为唯一之企业家，更无第二者以与之竞争，夫是以可行，然其果可行与否，犹未敢断言也。若在现今社会制度之下，欲行此制，云胡而可？现今之经济社会，惟有听其供求相剂，而自至于平，所谓自由竞争者，实其不可动之原则也。今乃欲取营运之职，而悉归诸国家，靡论其必不能致也，苟能致焉，而其危险，乃将愈甚。盖其初意本欲以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夫兼并者之病民诚烈矣。然有一兼并者起，不能禁他之兼并者不起，而与之相竞，相竞则可以渐底于平矣。若国家为唯一之兼并者而莫与抗焉，则民之憔悴，更安得苏也？凡此皆市易不可行之理由也。且尤有一说焉，荆公欲以一市易法而兼达前此所举之两目的，而不知此两目的非能以一手段而并达之也。银行之性质，最不宜于兼营其他商务，而普通商业，又最忌以抵当而贷出其资本。今市易法乃兼此两种矛盾之营业，有两败俱伤耳。故当时诸法中，惟此最为厉民，而国库之食其利也亦甚薄，则荆公之意虽善，而行之未得其道故也。 第五募役法 募役法者，变当时最病民之差役制以为募役制，而令民出代役之征以充募资，实近于一种之人身税，而其办法极类今文明国之所得税，荆公救时惠民之第一良政也。吾侪生当今日，自本朝康、雍间实行一条鞭法以后，政府从无役其民之事。语及役法，往往莫解其为何物。而岂意数千年来，国民之宛转以死于是者不知凡几，自大政治家王荆公出，乃始启其苏生之路，今日犹食其赐也。 考差役之法，其源甚古，经传所称有力役之征，即所述先王之政，亦只言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准此以谈，则力役之征，虽三代以前，未尝免矣。盖古代租税之制未备，国家财政极微，有所兴作，不得不用民力。揆以人民对于国家之义务，此亦未足云厉。然君主每滥用之而无节制，故孟子称夺其民时便不得耕耨以致冻饿离散，其水深火热之状，可以想见。秦汉以还，沿而勿革，逮宋而其敝益甚。今最录当时士大夫所记事实与其所建议，以见荆公之改革，乃应于时势之要求，万不容已，而其法之完善而周密，亦以校诸前此之论者而可见也。 仁宗皇兴中知并州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脱沟壑之患，每乡被差疏密，与赀力高下不均。假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计赀为钱三百万；乙乡第一等户五户，计赀为钱五十万，番休递役，即甲乡十五年一周，乙乡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馀，贫者败亡相继，岂朝廷为民父母之意乎？英宗时，谏官司马光言：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加贫，贫者不敢求富。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闾舍乎？臣闻其事，□焉伤心。安有圣帝在上，四方无事，而立法使民不敢为久生之计者乎？ 及神宗即位，知谏院吴充亦上言：衙前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怀杵匕箸，皆计资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犹逮。是以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丁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上，无以为生，乞定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 三司使韩绛亦言：害农之弊，无过差役。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自经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鬻田产于富户，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户，其馀戕贼农民，未易遽数。望令中外臣庶，条具利害，委侍从台省官集议，考验古制裁定，使力役无偏重之患，则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矣。 凡此所称述，十分未得其一端，然千载下读之，犹使人肤栗鼻酸涕泗而不能禁。则当时躬遭斯厄者，尚得有人趣矣乎！此所云衙前者，不过役之最苦累者耳。自馀名目，更仆难数。盖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以课督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以给官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木舀等，不可悉纪。各以乡户等第定差，而命官、将、吏、僧、道皆得复役（复者免役。）。黠者或投身彼辈，为之佣奴，亦得随免。民以得度牒出家为脱苦难，度牒之值，重于地契。而乡氓贱族，应役愈繁数而生计愈窘，观前所录诸奏议，则当时国民经济之困顿，岌岌乎不可终日，可以想见。而史家犹称仁宗之世家给人足，此孟子所以不如无书之叹也。而其致敝之根原，则莫甚于役法。前此范文正以天下县多，故役蕃而民瘠，乃首废河南府诸县，将以次及他州。（然己为旧党所攻，所废者不久旋复。）韩魏公欲验乡之阔狭、役之疏密而均之，然此皆补罅漏，于根本救治咸无当也。司马温公言衙前当募民为之，其余诸役则农民为之，是亦五十步之与百步耳。而募之必有所酬，所酬将安出，温公未及计也。及神宗立，荆公相，乃廓然与之更始，而募役法以起。《文献通考》卷十二记其略云： 熙宁二年，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条例司言：考合众论，悉以使民出钱雇役为便，即先王之法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也。愿以条目付所遣官分行天下，博尽众议、奏可。于是条论诸路曰：衙前既用，重难分数，凡买扑酒税坊场，旧以酬衙前者，从官自卖，以其钱同役钱随分数给之。其厢镇场务之类：旧酬奖衙前不可令民买占者，即用旧定分数为投名衙前酬奖。如部水陆运及领仓驿场务公使库之类，旧烦扰且使陪备者，今当省使无费。承符散从等旧苦重役偿欠者，今当改法除弊使无困。凡有产业物力而旧无役者，今当出钱以助役。皆其条目也。久之，司农寺言：今立役条，所宽优者皆村乡朴愿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经制一定，则衙司县吏，又无以施诛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筑室道谋，难以成就。欲自司农申明所降条约，先自一两州为始，候其成就，即令诸州军仿视施行。若其法实便百姓，当特奖之，从之，于是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以其府界所行条目奏上之。帝下之司农寺，诏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之。绾布上言：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贫富之上下，分为五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升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其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缗，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阙。他县仿此。然输钱计等高下，而户等着 籍，昔缘巧避失实，乃诏责郡县。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农隙集众，稽其物业，考其贫富，察其诈伪，为之升降。若故为高下者，以违制论。募法三人相任，（案任者保证也）衙前仍供物产为抵，弓手试武艺，典吏试书计，以三年或二年乃更。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着为令，于是颁其法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成丁单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而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阙，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 呜呼！吾读条例司及司农寺所拟役法条目，而叹荆公及其僚属，真所谓体大思精，可以为立法家之模范矣！夫差役之病民，既已若彼其甚，则势不能以不革明矣。然前此诸役，固有其烦苛而可以迳蠲之者，亦有其为国家所必需而不能蠲之者。今熙宁新法，于其可蠲者而既已蠲之矣，（即条例司原议所谓如部水陆运以下今当省使无费者是也。）其不可蠲者既不复以役诸民，又不能以不役民之故而废其事，则不得不由国家募民之愿充者以充之，此事理至易见者也。然既募充矣，则非复义务的性质，而变为合意契约的性质，非有报酬，而孰肯为之？然国家者，非能如私人之自有财产也，其有所需，则取诸民而已。而此等义务，人民本已负之者既数十年，徒以立法不善，故朴愿而弱者益病，黠而豪强者幸免。今因其固有之义务而修明之，易征徭之性质为赋税之性质，视前非有所增也。此免役钱所以为衷乎理也，而其征收之也，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贫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则尽豁免之，此与今世各 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各国之收所得税，凡人民之收入少而仅足以维持其生计者不税，其有羡则税之。（日本之法，所得在三百圆以下者不税，以上则税之。各国定限不同，意则同一。）而其税之也，定其等级比例而累进之。（日本之法，所得三百圆以上者千分税十五。百圆以上者，千分税十二。一千圆以上者，千分税十五。如是凡分为十一等，直至十万圆以上者，千分税五十五，此其大较也。他国略类是。此实极均平之课税法，而各国财政学家所最称道也。乃荆公当数百年前各国未发明此法之时，而所定与之暗合，所谓计产业若家资贫富之上下，分为等第，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者是也。豪族僧侣，不供赋役，而国家一切负担，尽责诸弱而无力之平民。此欧洲中 世以来之弊政，而法国之大革命、与夫近百年来欧洲诸国之革命，其动机之泰半，皆坐是也。荆公痛心疾首于此等不平之政，不惮得罪于巨室，而毅然课彼辈以助役钱，此欧洲诸国流亿万人之血乃得之者，而公纡筹于庙堂，顷刻而指挥若定也。夫其立法之完善而周备，既若是矣，犹不敢自信，乃揭示一月民无异辞，然后着为令。而其行之也，又不敢急激，先施诸一两州，候其成就，乃推之各州军。所谓劳谦君子有终吉者非耶？自此法既行，后此屡有变迁，而卒不能废。直至今日，而人民不复知有徭役之事，既语其名亦往往不能解，伊谁之赐？荆公之赐也。公之此举，取尧舜三代以来之弊攻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也。吾侪生今日，淡焉忘之久矣！试一观当时诸人所述旧社会颠沛杌陧之情形，又考欧洲中世近世之历史，见其封建时代右族僧侣剥削平民之事实，两两相印证，则夫对于荆公，宜如何尸祝而膜拜者。而乃数百年来，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至今犹曰迂阔也，执拗也，苛酷也；甚者则曰营私也，佥壬也。呜呼，我国民之薄于报恩，可以慨矣！ 当时立法者之言曰：今所宽优皆村乡朴愿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知新法之行，不便彼辈，而挠之者必众矣。果也当时所谓士君子者交起而攻之，而其所持之理由，则不外出于自利。今略举一二： 苏辙之言曰：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苏轼之言曰：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又曰：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神宗尝与近臣论免役之利，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呜呼，当时之攻新法者，其肺肝如见矣！如二苏言，认乡民之服役为天经地义而不可拔，此陷溺于阶级制度之陋俗，以为天之生民生而有贵贱也。法国大革命时之贵族，俄国现今之贵族，皆持此论以自拥护其不正之权利，而不意吾国所谓贤者乃若此也！夫在今日，无论中国外国，皆无所谓役人，无所谓用乡户者矣。是得毋不以五谷而得食，不以丝麻而得衣耶？东坡见此，其将何说之辞！况东坡所痛恨于免役者，从以厨傅萧然无以供从官于四方者之取乐云尔。如其所言，以此饰太平之盛观，夫盛则诚盛矣，曾不记吾民缘此，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弃田与人以免上等、非分求死以就单丁者乎？曾不记吾民缘此，而不敢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乎？夫以少数官吏取乐之故，而使多数人民离析冻馁祈死惟恐不速，是直饮人之血以为乐耳！是豺狼之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出诸口？不意号称贤士大夫者，腼然言之，而数百年之贤士大夫且附和焉！以集矢于为民请命之谊辟哲相，吾有以见中国之无公论也久矣！至如文潞公所言，尤有深可骇者，曰：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信如后言，则尽戕夺百姓之生命财产，以求容悦于士大夫者，其得非郅治之极也耶？吾请正告天下后世之读史者曰：荆公当时之新法，无一事焉非以利民，亦无一事焉非不利于士大夫。彼士大夫之利害与人民之利害固相冲突者也。今吾辈所能考见者，则当时士大夫之言也，其人民之言，则无一而可考见者也。而欲摭一面之词以成信谳，则其冤岂直莫须有云尔哉！夫免役则其一端面已。 当时造作言说以相谤讪者不可殚纪。据《文献通考》载有同判司农寺曾布条奏辩诘之文，则夫谤者之虚构诬词与夫不审情实而漫为揣测者，皆可以见。今录其略云： 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谕也。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开封府司农寺方奏议时，盖不知已尝增减旧数，然旧敕每三年一造簿书，等第常有升降，则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又况方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厘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为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敛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至于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减充下等，乃独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谕也。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为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为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廪，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谕也。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斛斗，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帛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退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谕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余羡，乃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余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为助钱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谕也。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所输缗钱七十万耳。而畿内户十六万，率缗钱亦十六万，是两浙所输财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余亦自无几。言者则以为吏缘法意，广收大计，如两浙欲以羡钱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谕也。 观此则知当时之谤者，皆务扬恶而隐善，又于变法前之利病，与变法后之利病，未尝一比较而权其轻重，其言悉为意气之私，而非义理之公。夫免役则其一端而已。及神宗殂落，司马温公执政，首罢募役法，复差役法。而前此攻新法最力之范尧夫，则谓差役之事当熟讲，不然，滋为民害矣。前此以差用乡户比诸丝麻五谷之苏子瞻，又极言役可雇不可差，虽圣人复 起不能易。且谓农民应差，官吏百端诛求，比于雇役苦乐十倍矣。同是一人也，而前后十余年，其言论之相反如此，岂非前者骇于其所未经见，及成效卓着，乃始不得不从而心折耶？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又曰：凡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以尧夫子瞻之贤，而其识乃不过与黎民凡人同科，则荆公概目之为流俗，岂得曰诬。然尧夫子瞻，悟前说之非而幡然以改，终不失为君子之过。独怪彼司马温公者，当荆公未行此法以前，已极言差役之弊，首倡募役之说。及其继相，乃听一佥壬反覆之蔡京，以尽反故相之所为，且并弃前此己所持说而不顾焉，谓其恶功名之不出自我，而倾人以自快取私耶！以温公之贤，吾固不敢以此疑之，然舍此以外，吾又不能得其居心之何在也。 第六其他关于民政财政诸法 以上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四法，皆当时荆公特创之法之关于民政财政者也。（保甲法亦民政之重要者，今以荆公行之之意在整顿军政，故以入次章。）其他就旧法而整顿改良之者尚多，今略论焉。 （甲）农田水利 荆公初执政，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沟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其后在位之日，始终汲汲尽瘁于此业。史称自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所兴修水利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云。 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公之言唆黄河也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复淀塞。昨修二股，费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泻卤，俱为沃壤。时司马欧阳二公皆沮之，欧阳之言曰：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与其劳人，不如勿开。荆公曰：劳人以除害，所谓毒天下而民从之者。夫即此二说，而一为偷安，一为任劳，其孰 贤盖易见矣。清汴之议，则荆公早倡之。直至乞休后，元丰元年始行之，用功四十五日而成。此两事者，为利为害，吾未能言之。要之足以证公之尽心民事而已。而当时苏轼上书诋之，谓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已尽，今欲凿空访寻水利，必大烦扰。此皆以一切不事事之主义者，当时之士风然也。夫中国直至今日，遗利犹且遍地。况宋代承大乱之后，而真仁间之凋敝，又如前所述耶！谓曰已无遗利，抑谁欺哉！ （乙）方田均税 方田均税者，荆公整理田赋之政也。史记其始末如下： 熙宁五年八月，诏司农以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项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旧尝取蹙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为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为寸之类，今不得用其数均摊增展，致溢旧额，凡越额增数皆禁之。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沟坟墓，皆不立税。凡田方之角，立土为□，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生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因为正。令既具，乃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 此盖当时调查土地整顿赋税之一政策，虽非荆公所特创，然亦言理财者所首当有事也。方田法盖如近世所谓土地台帐法，言地税者称此法最善焉。但其每年厘定一次，未免太烦数，不能持久耳。先揭以示民，一季无讼，乃着为令，此又至仁之政也。方帐庄帐甲帖户帖，虽其内容今不可考，然与今世文明国之法度，盖甚有合矣。严禁越额增数，豁免瘠卤及公利之地，惠民之意尤多，孰谓公之立法损下益上哉！ （丙）漕运 累朝建都北部，仰食东南，故漕运实为国家一大政，北宋时尤甚。前此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托风水沉没以灭迹，官物陷折，岁不减二十万斛。熙宁二年，荆公荐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互相检察，旧弊乃去。岁漕常数既足，募商舟运至京师者，又二十六万余石而未已云。此在荆公相业中，虽甚为微末，然其知人善任综核名实之效，盖可见也。 以上所列，皆荆公兴举民政财政之大略也。其条目班班可考，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乌有所谓损下益上如俗吏掊克之所为乎？虽其时奉行不实，致有与立法之本意相迕，而收效不如其所期者，盖亦有焉。然吾固言之矣，当交通未便之时代，而欲以干涉政策治大国，其事实难，然则是固不足为荆公罪也。况当时所谓廉洁之君子，莫肯为之助，则虽有用人不当，而其咎则所谓君子者当分之矣。吾故详述当时财政之真相如右，俾后之读史者省览焉。 【译文】 民政及财政 俗人评说王安石，大概把他当做会聚敛的大臣一样看待，这就大错了。王安石的事业，确实一大半在理财，而他理财的目的并不只是在增加国库每年的收入，实际是要解除国民的困苦而使他们富有，再从他们富有当中取得一些盈余，作为国家的行政费用。因此发展国民经济，实际上是他的第一目的，而整理财政，是他的第二目的。而他所设立的诸多法令，和这两者都有关系，因此不把它叫做“财政”，而叫做“民政和财政”。 第一设立三司条例司 设置三司条例司，这是王安石所设立的财政机关。王安石说： 周代设立有泉府这一官职，以制止兼并，救济贫穷的人，变通天下的财物，后世只有桑弘羊、刘晏大略领会了这用意，学者不能明白先王立法的用意，反认为做君主的不能与百姓争利，现在要理财，就应当编写泉府之法。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于是设立该司。诏书上说： 朕认为要想达到天下大治，必须先富足然后才可有所作为。现在县官的费用都不够，而民财亏空严重，因此特地下诏给大臣们，在朝内置司，以改革这些弊端。事情认真地考虑，就能明白它的得失。现在将天下的财权，赋予有关部门，他们如果能认真考虑，则能够得到的效果必定好，所说的也肯定通达。财富聚集满足需要，这实在是富民的办法。如果是用苛刻的办法，剥削下面而使怨恨都指向朝廷，这是不可取的。命令三司判官各路监司和内外官，受诏后两月内，都将财物的利害报上来。 三司条例司成立后，王安石和陈升之主持。这时陈升之为宰相，王安石是参知政事。当今的各个立宪国，往往以总理大臣兼财政大臣，大概财务是各种政务的根本，王安石也深知这个道理。 王安石的目的，在于制止兼并，救济百姓的贫困，变动天下的财富，使百姓富足，使天下大治，设置三司条例司的职责就在于此。而之后所立的法，也都是按这样的思路来施行的。史书上说王安石曾经与司马光在朝廷上辩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不过是按人头征收苛刻的赋税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是不增加赋税而使国家的用度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产的财物百货，不在民手中就在官手中，如果设法从百姓那里夺来，这害处比增加赋税还严重。”争论不休（史书上的记载仅有这些。王安石反驳司马光的话缺少了。想必他还有高见，可惜见不到了）。司马光的话，能切中事理吗？那些财物百货，果真是天地所生产而终始不变吗？还是人生产得法就可以增殖呢？财物百货，本来就有既不在百姓手里也不在官手里的，只是被丢弃在地上的。如果增殖了，那幺增殖的那部分可以属于百姓，也可以属于官。现在欧美这些国家，在这方面效果明显。王安石想要整顿财政，以发展国民经济为入手的方法，孔子所说的“百姓富足了，君王还能不富足吗”，中国自古论理财的人，见识没有能达到这一高度的。 王安石的意思，认为国民经济之所以一天天地下滑，是因为国民不能发挥力量来从事生产。国民不尽力从事生产的原因，是因为富豪的兼并。国家的富豪少而贫民多，而富豪们都习惯了奢侈浪费，不把他们的收入用来投资，而贫民一点点的小本钱，又被人兼并一天天没有了，使国家生产的投资匮乏，使百姓的生计无以为靠，于是要殚精竭虑寻求拯救的办法，最急迫的是消除和抑制兼并。而谁能抑制兼并呢？只有国家。王安石想把所有的财权都收归国家，然后由国家根据情况调度，使全国的百姓受益均衡，使他们都有从事生产的凭借。他在诗中说：“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他的青苗、均输、市易等法令，都是根据这个主张提出的。这种主张，近数十年来在欧美两大洲很兴盛，称为社会主义。这种理论把国家作为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企业家，而人民不能有私财。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那些学者，往往梦想能建立一个大同太平盛世的楷模，而有见识的人则认为这事很大，不经过多少代是不可能做成的。凭欧美今天这样都没有能做成，而王安石想在数百年前的中国来实现，怎幺能办到呢？虽然说他的目的不如人家那幺宏大，他的条目也不如人家的精细，施行程度也不如人家那幺彻底，然而最终还是不能完全适合于王安石所处的时间和环境，这是可断言的。王安石所被蒙蔽的，只在于此。他常识的精深卓绝，规模的宏大，用心的仁慈，是千古无双的，司马光怎幺能了解呢？ 社会主义之所以难以施行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作为国家分管财政机关的人，是非常难选择的，这里集中的权力太多，很容易滋生弊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些倡导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施行于立宪的政治体制确立之后，还觉得难，更何况在**的时代呢？本意是要抑制豪强，万一施行得不好，而国家会反而成为兼并最严重的，那幺百姓向谁来诉求呢？而奸臣们就势肥了自己，这就更不说了。因此王安石的政策，他在财政上收到的效果很多，而对国民经济上收到的成果很少，肯定是因为这些了。 宋代财政的弊病，到宋仁宗晚年达到了极点，前面已经说过了。神宗即位，先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等人筹划裁减国家经费使用的制度，仍拿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的数目和现在支出的数目分析出来看。过了一些天，司马光说国家经费不足的原因，是用度太奢侈，赏赐没有节制，宗室人数繁多，军队不精，必须要陛下和两府大臣以及三司的官吏好好想想纠正弊端的方法，多花些时间，或许能见效，这不是我一朝一夕能裁减下来的。到制置条例司设立，才查三司的账目，对各项支出裁减的长远调整进行商讨。凡是一年的支出和郊祀费用，都要编成固定的规格，能省下的费用有十分之四（以上都是抄录《宋史-食货志》上之六的原文）。财政的弊端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即使不去兴利，能节省费用也算可以，司马光也不是不知道；而还是含糊其辞地说“多花些时间，不能马上裁减”，而只是想把这难办的事推给皇帝，有这幺不负责任的吗？况且司马光所说不能办到的，为什幺王安石一下就裁掉了十分之四，而没有看到其他的变故呢？数十年相沿袭下来每年的费用，现在马上减去十分之四，这实在是天下最难办的事了，而制置条例司刚刚设立，就有了这样的功绩，那这个部门的领导者，他办事的忠实和勤劳，他才识的聪明和机敏，他魄力之坚毅宏伟，是可以想见的（当时所裁减的多数属于宫廷费，如果不是神宗贤明，王安石也是推行不下去他的政策的）。再看不负责任的司马光，他做的怎幺这样不同呢？（据《宋史》，神宗命司马光讨论裁减财政支出是在王安石入相之前，这两人都是翰林学士，都应当担当此命。而司马光以敷衍的态度来回复上命，神宗不愿和这样不负责任的大臣来共商国是，不也是应当的吗？）而后人评论王安石的，对这样的功绩，隐藏不说，是什幺用心呢？ 史书所说的“编着定式”，就是今天立宪国所谓的“预算案”。史书上又说三司上新增吏禄数，京城每年增加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察各州六十八万九千余缗，省下的钱用来增加官吏的俸禄，这确实是整理行政的根本。当时制置三司条例司所施行的好政策可能更多，史书上缺少因而不可考证，就是这零零碎碎的内容，也已经不是流俗之人所能达到的了。 《文献通考》二十四引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苏辙的奏章，说熙宁初（公元1068年），在三司取天下所呈报的账籍来看，甚至有到省三二十年没有开封的。大概州郡所发来的文账，随账都有贿赂，各有固定的数目。数目足的，都不开封。一旦有不足，就百般问难，至到要足才罢休。现在设立了账司来核对文账，而此前财政机关的**，可见一斑。 第二青苗法 青苗法，很类似官办的劝业银行，是王安石惠民政策的一项。《宋史-食货志》上之四记载它的缘起说：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制置三司条例司上言：“诸路常平仓、广惠仓钱粮，粗略计算可以达到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敛散不适当不得法，所以利益不够大。现在想用现有的粮食，遇粮价高时以适当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遇粮价低时以适当高于市价的价格买进，转运司所管青苗税以及钱粮可以通融转换使用的，也允许兑换使用。另外以现钱依照陕西借贷青苗钱的先例，百姓愿预先借贷就贷给他们。随税缴纳偿还粮食，一半在缴纳夏税时偿还，一半在缴秋税时偿还，内有借贷粮食偿还时粮价贵而愿缴纳钱的，都听从借贷者的意愿。如遇灾害欠收，允许推迟到下次纳税丰收时缴纳。不但足以消除灾荒的患害，而且百姓既借贷到粮食，则兼并之家就不能乘青黄不接借出高利贷收成倍的利息。另外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收藏积蓄停滞，一定等欠收年物价高然后出售，得到好处的不过是城市游手好闲的人，现今一路之内互通有无，粮价高时卖，低时买，用以增加贮蓄，平抑物价，使农民按农时进行农作，而兼并之家不能乘人之危。凡是以上所讲都是为了百姓，而国家并不由此得到收入，这也是先王施恩惠兴利于民，作为农业补助的意思。拟根据各路钱粮多少，分别派遣官员统管，每州选通判或幕职官一员，负责调拨和贷出追收，另外先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等待有成果后推广到各路。广惠仓粮食除适当留给年老残疾贫穷的人外，其余一律按常平仓转移法执行。”下诏可以。不久条例司又上言：常平、广惠仓法令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推行，据了解民间多愿借贷，请求下令让全国各路转运司全面施行。 这是青苗法的大概和它施行的起因。命名为“青苗”，大概是当时陕西转运使李参，以所管辖的区域兵多而粮食储备不足，让百姓自己想办法来度过青黄不接的时候，先贷给他们钱，等谷熟后把借的钱还给官吏，称为“青苗钱”。过了几年，库里就有了余粮，到现在仿照此法施行，因而沿习了这个名称。王安石心中有这样的想法已经很久了，他少年时所作的《寓言诗》，就有了这样的意思（诗见第六章），等做了鄞县的县令，又施行而很有效。等他执政，就把这个法令放到天下来推行。我私下想，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什幺时候，那些用力种田的人，能一年到头辛苦劳动的，如果不是有水旱灾害，则收入足可以赡养自己；而这样能持续数年，就肯定有剩余，用来作为冠礼、婚礼、丧事、祭祀的用度。然而往往不是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开始时本钱不充足，耕牛种子的投资，以及青黄不接时的需要，不能不向有钱的大户借贷；如果遇到灾害还要借贷，遇到喜事丧事又要借贷；而有钱的大户乘他们急需而要挟，于是一年的收入，被利息用掉的有一多半，等到来年，又不能不和过去一样去借贷了。债一天天地多，利息一天天地加，而一年的勤劳，都是为有钱人当牛做马了。这就是百姓一天天贫穷，国民经济一天不如一天的原因。在西方的希腊罗马，富人往往贷金或谷物给贫民，之后贫民负债逐渐增加，无法偿还，就卖身为奴。西方古代奴隶多，可能就因此而起。经历了数千年，这种制度始终没有改变。西元一千五百年以来，各国政府纷纷用法律来规定索要利息的比率，利息超过规定的有罪，而仍然和过去一样不能禁止。到近代银行制度兴起，这种弊病才稍为好转，只是它的效用还不能惠及农民。数十年来，有所谓的劝业银行、农工银行、信用组合等，好处逐渐多起来，而也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因而贫富不均的问题，实在是数千年来各国都受其害而最终没能解决的老问题，而要解决它，就非得国家解决它的关键才能达到目的。圆满解决的方法，就如我国古代所说的井田制，如西方近代所说的社会主义，使人民不能有私财。不能圆满解决的次一些的办法，就是国家设置借贷的机关把握主动，使有钱人乘人之危的那些伎俩，无法实现。王安石所计划的就是这样。我国在王安石之前这样做的也有，景公在齐、子皮在郑、司城子罕在宋，都用这种方法取得民心，王安石就是学习他们的用意。 当时苏辙也曾论说道：“天下的人，做农民没有田地，做商人没有本钱，不借贷给他们，不免会死于野外。让富人借贷给他们，就会用不仁的办法，收取一大半的利息。无法偿还时，也不免将衣物住所当做抵押，百姓受了困，而官府得不到利。周代时官府的做法，是让要借贷的百姓，和官府商量具体的办法，而用赋税作为利息。现在可使郡县都放贷，而让当地人充任此事。”按苏辙的这种说法，正和王安石的青苗法相吻合，不知他是不是听到了什幺，还是自己的创见？而苏辙最终因为攻击青苗法而自求罢官，难道他只是文士的那种只是说、并不是想那样做的做派吗？ 王安石既然想施行这项法令，然而施行是不能没有资本的；由国库拨给资本，又是国库的力量所达不到的。正好有常平广惠仓，各路和各州县都有，而它所储存的粮食，实际上都没有什幺用场。王安石于是把这些无用的粮食派上用场，用它来做资本，他用意的周详，眼光的敏锐，是很令人佩服的。而司马光却说：“常平仓是三代的好规矩，放青苗钱的害处小，废常平仓的害处大。”然而常平仓没有什幺实惠能给百姓的，如条例司原来奏书中叙述的，司马光能为它辩护吗？即使能也是强词夺理而已。 青苗法一施行，整个朝廷都议论纷纷，群起攻击王安石，没完没了。这些人和他们所讲就不都叙说了，只有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这封信，抄录下来就可以看到当时议论的一斑，而王安石之所以坚定地施行这个法令的原因也就能看出来了（司马光给王安石的原信三千多字，多处引用经传和汉唐遗文，他集中有这封信）。 昨天承蒙您来信指教，我认为和你长期交游相好，却每每讨论问题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政见多有不同的缘故。我虽然想强辩，但考虑到怎幺样也不会被理解，因而只是简单地回答你，不再一一自辩了。又想到您对我的厚待与重视，因此在来往书信中不宜草率冒失，故而现在我详细地说一说事情的原委，希望您能够原谅我。大概儒者所争论的事情，最突出的就是名称与实际的问题了。一旦名称和实际的问题明了了，天下的是非曲直之理也就把握住了。您现在用来指教我的观点是：认为我侵犯了官员的权力，生事扰民，与人民争夺财物，拒绝纳谏，因此招致了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但我却认为：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在朝廷之上议论法律和制度并且修改使之完善，然后交给有关部门去执行，不是侵犯官员的权力；运用和施行古代贤君的政策，以使有利的政策得到施行；去除弊端，不是扰民滋事；为天下理财，不是争夺人民的利益；批评不正确的言论，驳斥小人，不是拒绝纳谏。至于怨恨和诽谤很多，那是我事前就已经想到的。人们习惯于因循苟且并不是一天了，士大夫们大都不体恤国情，并且以合于流俗和取悦众人为行事之道。因此皇上想改变这种情况，而我也不考虑政敌的力量有多幺大，只是想着出力帮助皇上来反抗这种势力，因此，众人怎幺会不穷凶极恶地攻击我呢？盘庚迁都之时，有怨言的是老百姓，不仅仅是士大夫们。盘庚没有因为有人埋怨就改变自己的想法，考虑是合乎道义的然后就行动，因此看不到有什幺值得后悔的。如果你责怪我在这个位子上很久了，却还没能帮助皇上大有作为，以使人民受到恩泽，那幺，我已经知罪了。如果说现在我们应该什幺事都不做，只是墨守前代的陈规就行了，那幺我就不敢接受了。没有机会和您见面，但我仍对您十分仰幕。 这封信虽然很短，然而他做事的坚定和忠贞，自信执着的样子跃然纸上，千载之后读这篇文章，好像能见到王荆公的神采，由此就可见国家会兴盛。按当时的制度，借贷青苗钱的，官取二分的利息，因此议论王安石的人把这作为他聚敛的证据，王安石有《答曾公立书》中说： 来信谈到了青苗法的事。正确的治国之道实行后对奸邪的人会不利，一旦奸邪之人提出不同的言论，大批不明事理的聋子就会起来附和他，他们的目的不在法度的合理与否。孟子说过，有利是什幺呢？就是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和利于我们自己而已。至于富贵之家的猪狗吃人吃的食物就要严加禁止，乡野里有了饿死的人，就要开仓赈济，这就是所谓国家政府的工作。政府的工作之所以包括财务管理，因为财务管理就是合于道义的事。一部《周礼》，关于理财的内容就占了一半，难道周公是为了利吗？奸邪的人，因为现象的相似，就想混淆视听，来蒙弊皇上和人民，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和对待人们的愿望呢？开始的时候，以为农民不会申请青苗的贷款，而后来发现来的人多得不得了，开始以为农民不会交回贷款，可后来交回贷款的人多得很，想不收都不行。大概是因为按照老百姓的利益去使他们有利，就不会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说到贷款的利息，二分利就不如一分利好，一分利就不如不要利息贷给他们，贷给又不如送给他们。然而为什幺不给了他们而要取二分利呢？是为了使这项工作以后还能继续下去，如果不能继续下去，那幺这件事就只是对老百姓的一种恩惠而不是一种政策了，那幺这个政策就不再是既给老百娃好处又不用多少花费的事了，因此一定要贷款给他们。而且还要支付做这件事的官吏的俸禄，再加上运输费、水旱灾害和老鼠麻雀的消耗，所以只有扩大积累才行，这样才能在他们有了饥荒的时候给予他们，这没有二分利行吗？并且二分利是很正常合适的利息，并不高，为什幺还要更改呢？您再和深入了解圣人之道的人去讨论这件事就会知道，我所说的事，没有一个字不合乎法度的，而世人喋喋不休地乱说，是不必理会的。 这封信差不多可以说是解释变法用意的信。当时整个朝廷闹嚷成一片，除了与王安石共事的几个人外，几乎没有一个不对他的青苗法进行攻击的，多次弹劾他，而王安石不为所动，宋神宗也不为所动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王安石的自信和皇帝对他的信任，实际上是当时的反对者，没有一句话能批到王安石变法的要害之处。他们只说他聚敛钱财，损害百姓以利朝廷，而王安石立法的本意，正好与他们所说相反。他立法的本意，实际上是要利民，没有一点借这些法令来帮助国库敛财的心意。条例司原来上奏的话，没有修饰，表达的是真意。而评论的人把他们说成是桑弘羊和孔仅的用心，这就是所谓的无的放矢，别说王安石不服，就是宋神宗也只是一笑置之罢了。王安石有关名称和实际的分辨，不就是说这个的吗？他说治道的兴起，奸邪的人出来反对，而持异议的人他们的用意不在于新法。唉！他这真是一语破的，同时言辞中有一种沉痛啊！过去罗马伟人格力加士为执政时，倡导限民名田的制度，全国人民欢声雷动，而议院几乎是全数反对，最后被众人殴打而死在院中。大概那时也有不利于治道兴起的人，而他们的用意也不在法。王安石初执政时，裁去冗费十分之四，那些朝廷大臣们大半是靠这些冗费来吃穿的，他们反对王安石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青苗法的本意，就是要抑制有钱大户的兼并；而朝廷中的这些大臣们，又都是有钱的大户，他们的力量都足以进行兼并，他们反对王安石，也是很自然的事。当时闹着反对王安石的，怎幺能保证他们没有此私心？即使有两三个贤明的人，未必有此私心，然而他们也像聋子一样附和罢了。况且他们所谓的贤者，都是习惯了苟且偷懒的，将生出事由视为大戒，不管事情的善还是恶，有利还是有害，只要有人来添麻烦就起来对他叫嚷恐吓，他们与王安石与宋神宗格格不入也就很正常了。而数百年后的今天，社会的情形，就和王安石当时的情况一样，王安石的话，就不止为当时而说的了，悲哀啊！ 青苗法立法的本意，既然它有这样的美好愿望，那幺它可行吗？回答是：“它不一定可行。”好却不可行，这是为什幺呢？况且王安石在鄞县时行之有效，为什幺还怀疑它不可行呢？回答是：“一县不是全国可比的。一个县，是王安石可以自己操作的；全国，不是王安石一人可以控制的。因此当时就有禁止强行借贷，而官府把全部借贷出去当做功劳，即使不想强行借贷也做不到。法令中有遇到灾年在第二年要补缴所借贷的钱数，而每年是丰收还是灾年是无常的，灾年的数目还很多，这样官府就可以玩弄手法，即使不想使借贷的钱累年积压也不可能。”这两个弊端，只有韩琦和欧阳修的奏议说的很详细，他们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诤臣（韩琦、欧阳修的文章很长，不抄录在此。这段举出它的大意）。 问的人说：“韩琦、欧阳修两人所说的既然切中它的弊端，而王安石不醒悟，那幺即使说他执拗，怎幺能说为过呢？”回答说：“不是这样。”当时这些人攻击新法，有弊端的自然攻击，无弊端的也要攻击，而无弊端的也攻击，正像王安石所说，他们的用意不在于法。为王安石打算，只有一件事都不做，静静地和那些人同流，这样才有可能免于被指责，而不管王安石的本意怎样，这是为什幺呢？况且法既然很好，出现弊端，那幺就不是法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就如青苗法，王安石在鄞县时能行之有效，李参在陕西能行之有效，如果每个县都能有像王安石这样的人来做县令，那幺每个县都会和鄞县一样；即使不能那样，如果每一路都能用如李参这样的人来做转运使，再加上用考核审计的办法来督查，那也就每一路都和陕西一样了。根据条例司所核定，全国共设置提取官四十一人，凭当时这幺多的贤才，想要找如李参这样的四十一个人，估计不是什幺难事，而王安石又不是不想和这些君子共事，而无奈这些君子们，一听说王安石要发表意见，就把耳朵掩起来不听，不问他所发表的是什幺见解；见到一封诏书是王安石所起草，就闭目不看，根本不问他所起草的是什幺诏书。要求他们去做事，不是以贤者长者的名义对抗，就是弹劾王安石之后离去。这些君子们既然不屑于帮助王安石，而王安石也不能违背情理一事不办而向这些君子们赔罪，也不能靠自己把天下的事都做了，而在这些君子之外另求那些能帮助自己的人，又怎幺能得到呢？何况这些君子们非但不帮助王安石，还在一旁煽动、唆使和阻挠，看到新法的弊端滋生，施行没有成效而幸灾乐祸，本来青苗法可以施行没有弊端的，而因为这些君子们的缘故，想要没有弊端，怎幺能办到呢？其他的事也是这样的啊！ 由此来说，我所说的青苗法虽好但不一定可行的道理，就很明显了。假如县令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样，就确实可行，而不是这样，就不可行。退一步说，如果提举能人，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样，就还可以施行，否则不可行。再退一步说，如果执政者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样，那幺在不可行中还有可能行，如果得不到，那就不可行了。 然而青苗法的弊病，果真如那些君子们所说的吗？王安石新法的良好用意，而百姓真的一点都没有得到好处吗？回答是：“这又不是那样。”历史写成于诽谤王安石的人手中，他们的目的是扬恶而隐善，凡是可以表彰王安石功绩的，删除唯恐不尽。即使这样，还是有些他们没有删除的。王安石《与曾公书》中说：“开始以为人们不会来借贷，而来借贷的挡都挡不住，最后以为他们会不还，而来交还的人都无法推却”，当时人们欢欣鼓舞的场面是可以想见的。在他的《上五事札子》中说：（熙宁五年，即公元1072年）“过去贫困的人，从有钱人那里借贷，现在贫困的人，从官府借贷，官府的利息少而百姓得到救济，这事执行了多年并有成效。”在他的《谢赐元丰敕令格式表》中说：“在苗头出现之前创立新法，在反对者的声音落下后取得成绩。”可以说在王安石被罢免丞相之后它的效果更加显着了。然而这还是王安石自己说的不一定可信，请容我用旁观者的话来证实。河北转运使王广廉上奏，说百姓都欢呼感激朝廷的恩德。李定到京师，李常见到他，问他：“你从南方来，百姓认为青苗法怎幺样？”李定说：“百姓感到方便，没有不高兴的。”李常说：“整个朝廷都在争论这事，你不要这样说！”李定说：“我只知道根据实情说，不知京师不让随便说话。”说明当时的舆论，有想按住人的舌头而没有达到目的的。而还有人说这是为了依附王安石而希望得到宠信才这样说的，并不可信，请容我再用反对党的话来证实。朱熹的《金华社仓记》中说：“凭我观察前辈贤人的论述，而用今天的事来说，则青苗法，它立法的本意，本来并不是不善。”程颐曾评论王安石，而不免后悔对他有些偏激，他晚年知道自己攻击青苗法是错误的，而朱熹尚且歌颂过它。苏轼《与滕达道书》中说：“我们这些人在新法施行当初，动不动就抱守偏见，以至有了同党异党的说法，虽然出于耿耿忠心，出于忧国之情，而所说的差错和谬误，很少符合道理的。当今皇上的品德日益更新，众化有了大成果，回顾当时自己所持观点，越来越觉得有疏漏。”苏轼晚年深深忏悔，而他感叹新法取得的成果，他的话和王安石所说的“在反对者的声音落下后取得成就”是相吻合的。所说的“众化”，大概是说新法，而青苗法是其中之一。以程颐、苏轼两人，是当时反对王安石的主力，而都是这样，如果不是确有成效，而能说这话吗？以此来推测，与程颐、苏轼的想法一样，而他们的言论不为后世所流传的，应当还有。不仅是这些，元祐初，新法全被废除。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废除青苗法，三月，范纯仁以财政费用不足为理由，请求恢复青苗法。八月，司马光上奏请求散青苗本钱来利民，只是应当禁止强行借贷。这些都是写在奏折中，记在正史里的。难道司马光、范纯仁不是带头攻击青苗法的人和攻击最用力的吗？为什幺在十八年后，又对青苗法如此津津乐道？由此看来，可知当时的青苗法，确实取得了显着成效；而百姓蒙受这种恩惠时间长了，即使强要埋没它的好处而办不到。然而当初那些吵吵嚷嚷的人，他们是怎幺做的呢？论语上说：“不可能和小民一起考虑开始时的决策，而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果。”而这些君子们，不也成了凡人百姓了。我们这些人现在来讨论，还觉得青苗法是那样的难以施行，而王安石当年施行它，虽说它的弊端不能够避免，而它的效果已经很明显，我于是更加佩服王安石的才干无人能及，而诋毁当时奉行新法的人都是小人的话，我最终也不敢信。 再平心来讨论一下，青苗法，不过是一个银行业罢了，想要靠它来抑制兼并，它的作用可以说是很小的。而银行作为一个行业，它的性质适于民办，而不适于官办，但如果国家为它详细制订条例，使放贷者和借贷者都能受利而不是相互祸害，而国家再设立一个国家银行，作为各私立银行的枢纽，而不必和人民直接借贷，那幺这样的方法就能行得通了。王安石所做的，是代替匠人来砍削，很容易伤了自己的手。即使如此，这只是立足于现在来说的。如果在当时，人民既没有设立银行的能力，全国也没有一个金融机关，百业因此而凋敝，王安石能察觉产生这一切的原因，而创立此法来救治它，没有过人的见识而能做到吗？中国人知道金融机关是国民经济命脉的，自古至今，只有王安石一人罢了。 后来有暗地窃取青苗法的实际而明着又避开它的名称的，就是朱熹的社仓。他的方法是取息十分之二，夏天放出贷，冬天收回来，这与青苗法有什幺不同？朱熹在崇安施行而奏效，而想把这施行到天下，也就像王安石在鄞县施行后而因行之有效而要施行到天下一样。朱熹平日本来是非常诋毁王安石的，说他是急于得到财利，使天下搅扰不堪，闹得人都不想活了。等他倡导社仓，有反对他的，他奋然说：“王安石就只有施行青苗法一事是对的！”（都见于《朱子语类》）王安石果然是急于求取财利吗？王安石所做正确的事，果然只有青苗法这一件事吗？也不过是他的说法罢了。 第三均输法 均输法，是用来流通天下货物的方法，其中规定了物资买进和卖出的方法，使运输者方便，而有的和没有的人之间可以贸易，也是一种惠民的政策。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上书说：（按：此文是王安石自撰，《宋史-食货志》所录删去了其中许多主要语句，今根据《本集》全抄录在此） 我观察先王的法令，在京畿之内，赋税按照精粗，以一百里为差距，而京畿之外的各个诸侯国，各自拿出自己的出产进贡，又制订了经用通财的办法，根据贸易不断迁移。管理市场上的财物，让没有的人拥有，为害者要除去；在集市上售不出去，货物积压阻碍了百姓的使用，官吏把这些货物收集起来，等待其他时候来购买的人，像这些都不是专利。聚集天下人，不能没有财物；管理天下的财物不能不讲道义。通过道义管理天下的财物，辗转运输时的辛劳或安逸，不能不保持平均，用度的多少不能不全盘掌握，货物的有无不能不加制约，而轻重聚散的权利不能没有方法使用。如今天下的财物用度困窘急迫没有余额，主管的官员受到蹩脚法律的限制，内外不能互相了解，充盈空虚不能互相补充。各路供应的东西每年都有限定的数额，丰收的年代和方便的地区可以多进贡，又不敢不留剩余；年成不好物价变贵，难以供应完备，却又不敢不供给充足。远方运输是两倍五倍的成本，在京城只能按半价出售。三司转运使按照文书催促到期聚会而已，在中间对于货物增损不置可否。等遇到军国祭祀大事花费巨大，就派人铲除粉刷，几乎不再有多余的储备，各部门财政用度往往自我掩饰，不敢说实话以防备有急事。又担心年度预算不足，就多方拆挪变卖，从百姓手中收取，缴纳的租税甚至超过成本一倍。而朝廷所用的，往往要求进贡不出产的东西，而且不按季节索要，富有的大商人趁着公私的急难，掌握了轻重聚散的大权。我们认为发运使总管六路的赋税收入，但他的职责只是管理茶、盐、矾的税收，军事储备和国家用度都依赖他，应该借给他钱财货物，补充他的用度不足，使他普遍了解六路财税的有无，再调配使用。凡是购买进贡的物品都要买贱的不买贵的，用近处的不用远处的，命令在京城仓库中收藏和每年定量支出的应当供办的数额，能够在方便的时候变卖，以等待上面的命令。逐渐收回轻重聚散物资的职权，归入官家，而是制约有无以便辗转运输，省去劳务费用，去除沉重的赋税，使农民宽松，差不多国家用度充足，百姓的财力不会匮乏。所有本司都应该设立下属。允许他们举荐，等有了应该执行的事情，令他们根据条例上奏，皇上再下令命制置司参照执行。 《宋史-食货志》记载均输法施行的始末大略如下： 诏令发运司拟定实施方案上报，而命令发运使薛向负责均输平准事务，拟给内藏库钱五百万贯、上缴的米为三百万石。当时议论者顾虑实行均输法会造成麻烦，多认为不妥。薛向既然主管此事，便请求设机构委任官员，神宗让他自己委任官员，薛向于是举荐刘恍、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下属官员，又请求有关部门提供六路每年应当上缴的数目、京城每年耗用物品及现存物品估计能满足供应的时间，总共应当置办的有多少等，都预先下达给有关部门。神宗同意他的请求。之后侍御史刘琦、侍御史里行钱、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知谏院范纯仁、谏官李常等多次上书说这法不应施行，并弹劾薛向。神宗一律不听，还下诏奖励薛向，可均输法最终也没有施行成功。 均输法，开始于汉代的桑弘羊，到唐代刘晏而更加完善，王安石实际上是学习了他们的制度，并不是自己的创造。古代货币的使用不完备，百姓用实物来交换，国家征租税，也是用实物，因为道路的远近，输送的辛劳和闲逸不均衡；因为年景的不同，供求的关系也不相同，下面的百姓大受其害，而朝廷也得不到利益，确实有条例司所上奏的情况。因而桑弘羊和刘晏施行均输法，不加赋税而国家的开支充足了，史家赞扬他们，并不是没有理由。现代交通的便利大开，货币使用也很广泛，我们读历史，只看到他们不怕烦琐，苦苦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不知当时治理国家的人的苦心孤诣，是我们远远地赶不上啊（看现在的漕运，就可以知道均输的妙用。如果能把商运供应京城的米都折合成南方的粮食，那幺国库与人民所收到的利益，每年不也以千万来计算吗？均输的意思也是这样。漕米也是用实物来充租税，是古代拙劣的方法到今天还蜕化完毕）。而当时轰然群起攻击新法是为什幺呢？史书上说它最终不能成功，它不成的原因并没有说，难道是因为攻击它的人多才终止的吗？ 第四市易法 市易法，本是汉代的平准法，是用来平抑物价而使货物流通的，实际上是一种专卖法。这里记录它兴起的原因和内容如下： （《宋史-食货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保平军节度使推官王韶首先提倡沿边界地区实行市易法的方案，请求借官钱做成本。诏令秦凤路经略司用四川交子买货物拨给他，于是任命王韶为本路帅司担当公事兼管市易事。当时想把公署迁移到古渭城，李若愚等认为聚集很多货物会诱发戎人夺抢之心，又妨碍秦州、小马、大马的民间贸易，不同意。文彦博、曾公亮、冯京、韩绛、陈升之都心存疑虑。王安石于是说：“现在蕃族人富裕的，往往储蓄现钱二三百贯，他们尚且不怕抢劫，难道朝廷威望，反而衰弱到怕人抢夺的地步？现在想联合生羌（羌，古代居住在中国西部的部族），则形势应当扩张，接应应当靠近羌族。古渭边寨，便于接应联络，商人聚集，居民越来越多，以此立为军，增驻兵马，选择将领把守，则形势就扩张了。而且蕃族能与官方贸易，边境百姓不再有欠账，足以使蕃族有归向之心，以贸易取利来补助军费，再开辟荒地，将来可以聚集军队。” 由此看来，市易法的施行，本出于王安石的殖民政策。在边境没有开发的地方，而想用人力使它发展，使它繁盛，必然要从商务下手，然而本地上不开放，商人们就不来，如果不以国力施行，就达不到目的。这就是王安石力排众议所施行的。后来这种办法有了成效，就推广到内地。 （《宋史-食货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便诏令拨给内库钱帛，在京城设市易务。在此之前，有个叫魏继宗的，自称平民百姓，上书说：“京城百货没有固定的价格，现在的富人大姓，趁百姓有急需，取好几倍的利息，财利既聚集于少数人手中，国家经费也来源不足。请求借给榷货务钱，设常平市易司，选择精通财务的官员负责，找来好的商人经营贸易。让他们确切地掌握市场货物的价格，贱则提价购买，贵则减价出卖，从中取利，以供给公家需要。”于是中书上奏在京城设立市易务官。凡是货物可以交易以及积压于民而不能售出的，以平价收购，愿意换官方货物的准许。如果向官方购买，则根据他抵押财产数量贷给他钱，限期让他偿还，半年交利息十分之一，到一周年加倍。凡各部门购买物品，全都靠市易务供给之后各州都设立了市易务。 我私下怀疑当时的均输法，怎幺能施行的时候缓慢而废除时那幺快，宋神宗和王安石，绝不是能被人所左右的人。原因是市易法的施行而使均输法被废。市易法和均输法，它们建立的用意差不多，只是均输法所涉及的，仅是定额的租税，而市易法所涉及的，是一般的商务，因而它们的范围有广阔和狭窄的分别。既然已经有了市易法，则均输法就可以并到市易法之中了。考查王安石之所以要施行市易法的原因，他的用意大概有两点：一是针对经济学上所谓的分配这一方面，用来抑制豪富，保护贫民。小农小工这些人，能够制造财物的，到市场上出售，往往被富豪们联手抑制和勒索，不给他们应有的价格，使贫民中的生产者受害；豪强商人用贱价买到，等他们转卖，又联手提高价钱，于是贫民的消费者又受害。王安石考虑救济他们的方法，所以在这法令中，遇到客人的货物，不能出卖而愿意卖给官家的，允许到相关部门出卖，行人、中间人和客人们用平价来买；出卖时也随时间而估价，不能过分要价，这都是求得分配的均等。一来是更注意经济学上所谓生产的一方面，使金融机关能得以流通，本钱的使用越来越广。小农小工从事生产的人，他们的资本大都很有限，必须等所生产的货物卖完了，才能收回本钱再来从事生产，这中间往往中断而跟不上，生产力也就因此而萎缩。王安石思考改变这种情况的办法，因此在这法令中，凡平民能有五人以上作保证的，或者以金银抵押的，官府可以贷给钱（当时以铜钱和绢布为货币，而金银不是货币，因此可以充做抵押品），而根据所借期限的长短，而取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利息，这些用来增加生产的资本。 市易法的本意是这样，王安石对民事的尽心，也可以说是到了极点。然而这法可行吗？回答是：依我来看，王安石诸多新法中最不可行的，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让我说出它的原因：从后面的那种说法，则市易这个业务实际上是一个银行（青苗和市易二法都和今天银行经营的业务相近，青苗法是农业银行的性质，市易法是商业银行的性质）。凭王安石八百年前，就能知道银行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机关，他的见识可以说是千古卓绝，即使这样，银行这一存在，它的性质适宜民办而不适宜官办。即使现在的各国中央银行，还都是集股资而建成，不过是政府进行了严格的监督罢了，而其他的大小银行，无一个不是让百姓来办的，这更不用说了。现在一一都让政府亲自来办，还任命官吏来管理，不说它是怎幺的琐碎，并不是治理的机关，这些人又肯定不擅长做些事，这是欧洲各国都尝试过而受不了它的弊端的。由前面的说法，这是一种专卖制度。他立法的本意，不过是货卖不出去的，官府来收购。而最终的结果，是把天下所有的货物，都由官府来买卖。即使不是这样，也要由官府来估量它的价值，不这样他所说的平抑物价的目的就会达不到。收集天下的货物而让官吏来管理，这是近代社会主义派所主张的条理之一，只是它有与之相辅相成的内容。如果按这种说法，那幺国家就成了唯一的资本家，成了唯一的企业家，更没有第二个和他竞争的，这可以施行，而它的结果怎幺样，还是不敢断定的。如果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下，想要施行这种制度，怎幺不可以？现在的经济社会，只要听从它供求之间的相互调济，而自然会达到平等，所谓的自由竞争，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现在想要把营运的职责，都让国家来承担，别说它达不到，如果能办到，而它的危险，也将越来越厉害。大概它最初的本意是抑制兼并，而它的结果，势必会使国家自己成为兼并者。兼并者对百姓是非常有害的，而一个兼并者出现，而不能禁止其他的兼并者不起来与他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逐渐达到平等。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兼并者，而没有人与它抗争，则百姓的穷困，怎幺能够得到解救呢？这都是市易法不可施行的理由。况且还有一种说法：王安石想要用这一个市易法来达到前面所说的两个目的，而不知道这两个目的是不能用一个手段来达到的。银行的性质，最不适于兼营其他的商务，而普通的商业，又最忌讳用抵押典当而贷出它的资本。现在的市易法兼有这两种矛盾的营业性质，结果会两败俱伤。因而当时的新法中，只有这种是伤害百姓，国库从中得到的好处也最少，王安石的用意虽好，只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第五募役法 募役法，是改变当时最害民的差役法制度而成为募役制，让百姓出代替劳役的税款来充当募兵的资本，这近似于一种人身税，而它的办法和当今文明国家的所得税很类似。这是王安石救时惠民的第一好政策。我们生在当今这个时代，自本朝康熙、雍正年间实行一条鞭法之后，政府从来不再有役使百姓的事，说到役法，人们往往不知道是什幺东西。而怎幺能想到数千年来，国民宛转死于这役法上面的不知有多少人，自从大政治家王安石出现，才打开了它求生的路，今天我们仍然得到它的好处。 考证差役法，它的源头很远，经书上说有“力役之征”，说的就是先王的政策，也只说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如果这种说法可信，那幺从民间征力役，即使是三代之前，也不曾避免。大概古代租税制度不完备，国家财政很可怜，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得不使用民力。就人民对国家的义务来说，这也不能说严重；然而君主经常滥用它而没有节制，因此孟子说它影响了百姓按时耕种以至于冻饿离散，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形，是可以想见的。自秦汉以来，延续下来而没有改变，到宋时它的弊端更加严重。现在抄录当时士大夫们所记的事实和建议，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是顺应了时势的要求，不能不这样了；而这项法令的完善和周密，也可以印证前面这些人的议论。 仁宗皇祐年间（公元1049年~1053年）知并州韩琦上疏说：“州县百姓的痛苦，没有比里正衙前更深重的了。有的寡母改嫁，亲族分居，有的放弃田产给别人，以避免为上等户，有的无病无祸求死，以使亲人成为单丁户，千方百计用尽心思，以求避免惨死沟壑的祸患。每乡被差役的疏密，与财力高低不公平。假如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计资财有三百万，乙乡第一等户五户，计资财有五十万；轮番休息及服役，则甲乡十五年轮一遍，乙乡五年轮一遍。富的休息有余，穷的一个接一个地败家破产，这难道是朝廷为民父母的本意？宋英宗时，谏官司马光说：“设置乡户衙前以来，百姓更困乏，什幺都不敢经营，富有的人还不如贫民，贫穷的人不敢求富。我曾在村落中行走，见到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很少，问他们原因，都说什幺都不敢做。”今天想多种一棵桑树，多买一头牛，存两年的粮食，存十匹帛，邻里已经看做是富户了，指定他到衙前，何况敢于增加田地修盖房屋的呢？我听到这事，心中很伤痛。怎幺会有圣明的君主在上，四方没有战事，而设立法令使百姓不敢做长久生存的打算呢？ 到神宗即位，知谏院吴充也上书说：衙前被差的日子，官吏到门前，就连杯子、舂米的木棒、羹匙和筷子，都计入资产中，定为分数，来应需求。有人家里的东西都没有了，还有拖欠的赋税没有交完；子孙都死了，而邻居和保人仍然被逮。因此民间逃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免增加丁等，骨肉不敢聚在一处而怕人多了无法生存。希望早定乡间差役的新规定，早日施行。 三司使韩绛也说：伤害农民的弊端，没有比差役更厉害的了。重的是衙前，大多都导致破产；次等的是州役，也要重重的花费。过去听说京东有父子二人，将要被征为衙前，父亲告诉儿子说：“我要自杀，使你免于冻饿之苦。”于是上吊自杀而死。又听说江南有将祖母嫁出和与母亲分开居住以逃避差役的，这是违背人伦，让人不忍听说。又有卖田产给富户，田地都到了不用服役的人家，而差役都增加给了本等户。其他迫害农民的，都数不过来。希望朝中朝外的大臣，把差役的利害罗列清，送给相关的部门去商议，考查古代制度的办法，使百姓服劳役没有偏重的祸患，那样百姓就能想办法谋生，能安居乐业。 这里所叙述，总共不到实情的十分之一，而千年之后来读，还使人浑身颤抖，鼻酸泪流不止，那幺当时亲身遭此厄运的人，活得还像人一样吗？这里所说的衙前，不过是差役中最苦最累的一种，其他的名目，数不胜数。大概衙前是看管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是征收赋税的；耆长、弓手、壮丁是追捕盗贼的；承符、人力、手力、散从是供官府使唤的。从县曹司到押录，从州曹司到孔目官，下到杂职，虞侯、拣掏等，不能都记下来，都以乡户和等次定差，而命官、将、吏、僧、道，都可以复役（复役就是免役）。狡猾的人有的投靠那些人，他们做佣奴，也得以免除差役。百姓得到度牒出家可脱离苦难，度牒的价值，比地契还高，而普通的百姓贱民，服役越多生活就起穷困。看前面所抄录的奏议，则当时国民经济的困顿情况，一天到晚岌岌可危的情况可以想见。而史家还说仁宗时家给人足，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都相信书上写的，就不如无书”的感叹啊。而造成这种弊端的根源，没有比役法再狠的了。在此之前范仲淹说天下的县多，因而差役多而百姓贫瘠，于是首先废除了河南省的一些县，都并到了其他的州（然而已经被旧党攻击，所废除的县不久就恢复了）。韩琦想要衡量每个县的大小、差役的疏密而使它平均，而这都是弥补事情的漏洞，对从根本上救治没有什幺作用。司马光说衙前应当招募百姓来充任，其它各种劳役由农民来做，这也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而募人必定要有酬劳，酬劳的费用从哪里出呢？司马光没来得及想。到神宗即位，王安石为相，才大刀阔斧地进行革新，提出了募役法。《文献通考》卷二记载事情的大略说：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下诏让制置条例司筹备立役法，条例司说：综合众人的意见，都认为让百姓出钱雇使差役为好，就是先王之法中用百姓的财物来供养在官的平民的用意。希望把法令条目派人送到天下各处，尽量广泛听取意见。奏请的事被允许。于是给各路发文说：衙前这一职务，是繁重和艰难的，凡酒坊所抽的税，原来用以酬劳衙前的，让官府自己卖，用这钱和役钱分给衙前；盐铁的专卖机构，过去酬劳奖励衙前不让百姓出售的，就用过去所定的数额作为报名为衙前的人酬劳。在水陆运、驿站、盐铁、仓库等地方的衙前，过去因被搅扰而要预备的，现在当省去不再花费。承符、散从等过去苦重差役还没有偿还的，现在应当改变法令消除弊端使他们不再为难。凡是有产业物力而过去没有劳役的，现在应当出钱来助役。这都是其中的条目。过了一段时间，司农寺说：所得到实惠的，都是乡村中不能向上面传达心意的穷困百姓，所裁取利益的，是做官和有钱之家，能使人为他们说话的人，如果法令一定，那幺衙司、县吏这些人，就无法施行取巧舞弊的勾当，因此新法的施行，尤其不方便。盲目听从别人的，难以取得成就。想要从司农讲明所要颁布的条令，先从一两个州开始，等他们成功后，再让各路都仿效施行。如果他们的法令果真方便百姓，应当特别奖励。上面允许这样做。于是提点府界公中赵子几把他府界所施行的条目奏上，皇上将此下达到司农寺，让判寺邓绾、曾布再商量。邓绾上奏说：京畿内的乡户按产业家资如贫富的不同分为五等，每年在夏秋，按等交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不交。两县有产业的，上等各随县中等并到一县上交，分家的随所分户而升降等次。像官户、女户、寺观、没有成丁的都减半交，都用这些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根据差役的轻重决定禄数。开封县有户二万二千六百多，每年交钱一万二千九百缗，以一万零二百为差役的禄钱，余下二千七百防备凶荒欠收的年景。其他的县也模仿来施行。然而交钱是按户等的高下来区别的，而户等的判断，过去因为有人弄巧而失实，于是下诏责令郡县，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在农闭时聚集众人，核查百姓的物业，考查他们的贫富，察出他们的欺诈和伪装，将户等升降。如果故意改变等级的，以违制论处。募法是三人互相作保，衙前仍然将物产作为抵押。弓手试武艺，典史试书法和计算，三年或二年更换一次。法令编写成后，公布了一个月，百姓没有反对的，就修着为令，于是颁布天下。天下各地风俗不同，差役的轻重不一样，百姓的贫富也不等，都根据其不同而形成法令。凡应当派差役的户根据户等出钱，称为“免役钱”。坊郭等级的户，以及成丁单女户、寺观、有品级的官吏之家，过去没有差役而要出钱的，称为“助役钱”。凡要收钱，先要看州或县应该雇用多少人，而随户等均取。雇人的钱数够用后，又按这个数增加二分，以防备水旱欠缺之年，即使增加也不得超过二分，叫做“免役宽剩钱”。 唉！我看条例司和司农寺所草拟的役法条目，而感叹王安石和他的僚属们，而所谓体大思精，可以做立法家的楷模了！差役对百姓的伤害，既然已经是那样的厉害，就不能不改变。而之前的差役，固然有的烦琐苛刻而可以直接除去的，也有是国家必需的而不能除去的，现在的熙宁新法，对可以除去的都已经除去了（即条例司原议中所说的如部水陆运以下，现在当省去不再有费用所指的就是这些），那些不可以除去的，既然不能再让百姓服役，而又不能因为不可役使百姓而废了事情，就不得不由国家招募百姓愿意充当的来充任，这道理是很容易看明白的。然而既然是招募，就改变服义务的性质为合同契约的性质，没有报酬，而谁肯来呢？而国家并不像私人的私有财产，它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而这些义务，人民本来已经负担了数十年，只因为立法不善，使淳朴而贫弱的更加穷困，狡猾而豪强的得以幸免。现在根据它本来应有的义务来阐明，变征徭役的性质为赋税的性质，比之前没有增加。这就是免役钱合乎道理的原因。而在征收的时候，根据财产的多少分为等级，富有的人所征收的较多，贫穷的人所征收的越来越少，那些特别贫困的，就全部免除，这与当今各文明国收所得税的法律正相同。各国收所得税，凡是人民收入少而仅够维持生活的不交税，那些有余的就收税（日本的法律，所得在三百圆以下的不交税，以上的交税。各国所定的数额不同，大意都差不多）。而收税时，核定等级，按比例进行累加（日本的法律，所得三百圆以上的交千分之十五的税，百圆以上的，交百分之十二的税，一千圆以上的交千分之十五的税，如此分为十一等，至到十万圆以上的交千分之五十五的税。这是它的大概，其他国家大体也是这样）。这实际是极为均衡公平的课税方法，也是各国财政学家所称道的。王安石在数百年前，在各国还没有发明此法的时候，所定的法度和他们的暗暗相合。所谓的按产业如家资的贫富上下分等级，根据户等交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不用交钱的办法，就是这样。豪族和僧侣，不用服役，而国家一切负担，全都由弱小而无力的平民负担，这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的弊政。而法国的大革命，和近百年来欧洲各国的革命，其动机的大半，都是因为这个。王安石痛心疾首于这些不公平的政策，不怕得罪于豪强大户，而毅然去向他们要助役钱，这是欧洲各国流亿万人的血才得到的结果。而王安石在庙堂中筹划一番，顷刻间指挥若定。他立法的完善和周备，既然是这样，还不敢自信，于是公示了一月，百姓没有反对，然后才写成命令。而施行时，也不敢急促，先在一两个州施行，等它的结果，才把它推广到其他各州。所说的谦虚恭敬的君子最终有好的结果，难道不是吗？自从此法施行，后来又多次变迁，而最终也不能废，直到今日。而人民不知道有徭役这件事，就是说出它的名字来也常常不理解，这是谁的恩赐呢？是王安石的恩赐。王安石此举，将尧舜三代以来的弊政一扫而去，在国史上、世界史上是最有名的社会革命。我们这些人生在当今，已经将这些淡忘很久了，试着看一看当时的一些人所讲述的旧社会颠沛流离的情形，再考查一番中世纪欧洲的历史，看一看封建时代的豪族僧侣剥削平民的事实，两两相印证，则对于王安石，应该对他怎样地顶礼膜拜？数百年来，，一只狗见到影子而叫，百只狗听声而叫，直到今天还说王安石迂阔、执拗、苛刻、冷酷，甚至说他营私、敛财。唉！我国国民的不善于报恩，真使人感慨。 当时立法的人说：现在所得到实惠的，都是乡村中不能向上面传达心意的穷困百姓，所裁取的，是做官和有钱之家，知道新法的执行，不利于那些人，而阻挠的人必定很多。果然当时所谓的士君子们相继起来攻击新法，而他们所持的理由，也不外乎自利。现在略举一二： 苏辙说：“差役不能不用乡户，就像官吏不能不用士人。” 苏轼说：“自古差役一定要用乡户，就像吃东西一定要吃五谷，穿衣一定要用丝麻，过江河一定要用舟船，在地上行走要用牛马，虽然有时会用其他的东西充当，但终究不是天下所常行的。”又说：“士大夫放下亲人到远方做官，在出力之余，也应当得到欢乐，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像厨子那样可怜，那就如同濒临危亡的国家的风俗，恐怕不是太平盛世所应当看到的。” 宋神宗曾与近臣说起免役法的好处，文彦博说：“祖宗法制都在，不应改变从而失去人心。”皇上说：“变更法制，士大夫们确实是不高兴，然而对百姓有什幺不方便的呢？”文彦博说：“皇上与士大夫们共同治理天下，并不是与百姓共同治理天下。” 唉！当时攻击新法的人，他们的肺肝如同见到一般。如二苏所说，让乡民服役，是天经地义而不可去除的，这就陷入了阶级制度的丑陋习俗，以为天下的人民生来就有贵贱之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贵族，俄国现代的贵族，都持这样的论调来维护他们不正当的权利，想不到我国的所谓贤者也都是这样。凡在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无所谓役使别人，无所谓用乡户，难道就是不用五谷而能吃饭、不用丝麻而能得到衣服吗？苏东坡见到这种情况，他将说什幺呢；况且苏东坡是痛恨免役的，只说“如厨夫般可怜，无法使在四方做官的人来取乐”这种话，如果真是那样，用这来粉饰太平盛世，就不曾想到百姓因此而孀母改嫁，新族分家，把田地送给别人以免成为上等，非正常地去死以求得能成为单丁家庭这些事吗？就不记得百姓因此而不敢于多种一棵桑树，多买一头牛，存二年的粮食，藏十匹的帛吗？就因为少数官吏取乐的原因，而使多数百姓分崩离析、冻饿、求死唯恐不及，这简直是饮人的血来取乐啊，这是豺狼的言论啊，稍有人心的怎幺能忍心说出口？想不到号称贤士大夫的人，恬然说了出来，而数百年的贤士大夫们都相附和，而把矛头指向为民请命开辟新局面的一代宰相，我从这就看出中国没有公论已经很久了。至于像文彦博所说，尤其有令人深为惊骇的，他说：“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如果确实如他所说，那幺把百姓的生命财产全都杀害夺取，以示是取悦于士大夫，难道不是大治的极点吗？我请正告天下后世读史的人：王安石当时所推行的新法，没有一件事不利于百姓的，也没有一件事是利于士大夫；那些士大夫们的利害和百姓的利害本来就是相冲突的。今天我们能考查到的，只是当时士大夫们所说的话；而百姓所说的，没有一点是可以考查到的。而想拿一面之词而成为确凿的材料，那其中的冤屈难道只如莫须有这样简单吗？免役只是其中的一项罢了。 当时制造言论对王安石进行诽谤的不能都记下来。据《文献通考》记载，有同判司寺曾布上奏他们辨论情况的文章，其中诽谤者虚构诬蔑和不审核实情而妄加揣测的言论，都可以看到。这里抄录它的大略： 京城地区上等户完全免除往日衙前役，所以现在所缴的钱比旧日服役时，其花费减少了十分之四五；中等户过去充当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现在让上等户以及坊郭户、寺观、单丁户、官户都出钱助役，所以他们的花费减少十分之六七；下等户完全免除以前繁杂役种，而专充壮丁，而且不缴一钱，所以他们的花费减少十分之**。大抵上等户所减的花费少，下等户所减的花费多。上言的人讲优待上等户而虐待了下等户，诽谤新役法是聚敛钱财，这是我所不明白的。提举司因为各县户等划定得与事实不符，所以首先制定衡量升降的办法，开封府、司农寺初上奏议定方案时，大约不知己曾增减旧日数额。然而旧日敕书规定每三年一次造户簿，户等曾有升降，则现在衡量升降户等也不为错；又况且立即向民户公布说明，假如有不适当的地方，都可以改正，则所讲户等升降，实际尚未曾实行。批评的人则因此讲衡量确定户等的事，大抵是想多收雇役钱，提升一些户为上等户是为了补足役钱的数目。至于祥符县等，将许多上等户都减低为下等户，却偏偏掩盖不讲，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凡州县徭役，没有不能雇募人的道理。现在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管理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役法都许雇人，实行很久了；仅有耆长、壮丁，按照今天所规定的役法是最轻的役，所以仅轮流指派乡户充当，不再雇募人。批评者则因此讲衙前雇人，就会损坏流失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以消除；又因此讲靠近边境有奸细应募，则会焚烧仓库，或者把守城门，则恐怕暗地里通外国，这些是我所不明白的。免役或者缴现钱，或者缴粮食，都听从百姓方便，制定役法到这种地步，也可算想得很周全了。批评者则讲直接让百姓缴钱，则丝帛粟麦必定跌价，如果用别的物品计价折钱，则又挑拣拒收敲诈勒索，必将危害百姓。如此说来则应当怎样施行？这又是我所不明白的。过去徭役都是百姓所承担，即使是灾荒饥饿，也未尝停止服役；现在役钱必须要稍有盈余，是为了作为灾年减免的后备，其余又专门用以兴修农田水利、增加吏人俸禄。批评者则因此讲助役钱不像赋税那样有搁置不征和减免的时候，我不知道过去的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也曾搁置减免吗？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所缴役钱七十万贯罢了；而京城地区内户十六万，役钱也是十六万贯。就是说两浙路百姓每户平均所缴役钱是京城地区内百姓的一半，然而京城地区内所征役钱用以雇募服役者，所余也没有多少。批评者则因此讲官吏利用新役法，多算雇募支出增收役钱，如两浙路，想用结余的钱讨好上司以求奖赏，司农寺想用结余来邀功，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 看到这些就知道当时的诽谤者，都是力求扬恶而隐善，又对变法前的利弊和变法后的利弊，不曾比较而权衡轻重，他们所说的都是为私利的意气之语，而不是为公众，免役法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罢了。到宋神宗驾崩，司马光执政，首先去掉的就是募役法，恢复差役法，而之攻击新法最用力的范尧夫，则说差役的事应当仔细商量，不然，将滋生为民害了。原来把差用乡户比为丝麻五谷的苏轼，又极力说差役可雇不可差，即使圣人再出现也不能更改，而且说农民应差，官吏百般诛杀敲诈，比雇役苦又多十倍。同一人，而前后十余年，他的言论如此相反，难道不是开始时他害怕看到他没有见过的东西，等成效卓着，就开始不得不从心里折服吗？古语说：“不平常的措施，百姓害怕。”又说：“百姓可与他们共享成果，不能与他们去策划。”以范尧夫、苏轼的贤能，而他们的见识不过与平民百姓同等水平，那幺王安石把他们一概看做是流俗，难道是“诬蔑”他们吗？然而范尧夫、苏轼，悟出原来的错误而翻然醒悟，最终不失为君子所犯的过错。只怪司马光，在王安石还没有行这法令的时候，已经极力言说差役的弊端，首先倡导募役的设想，等到他继为丞相，于是听从这个反复无常的蔡京，将原丞相的所作所为全反转过来，而且放弃了自己当初所持论点，难道他不是恨功名不是自己所建，而有把别人弄倒才感到快乐的私心吗？凭司马光的贤德，我本不敢这样来怀疑，然而除了这个以外，我又不能知道他的居心到底何在。 第六其他关于民政财政的新法 以上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四法，都是当时王安石创设的有关民政财政的法（保甲法也是民政的重要法令，因为王安石施行保甲法的用意在于整顿军政，因此放入下一章），其他就旧法而整顿改良的还有很多，今略论如下： （甲）农田水利 王安石才执政，就分别派遣各路常平官使专门领导管理农田水利，使官吏百姓能知土地种植的方法，池塘、堤岸、圩坝、沟渠的利与弊都要亲自说明，行之有效，根据功劳的大小酬赏。之后在位之日，始终积极地在这方面尽心尽力。史书上说自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至九年（公元1076年），京城所辖以及其他各路所兴修水利田共一万七百九十三处，造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 王安石所开水利，不能数清，大的如疏通黄河、清汴河。王安石提到疏通黄河，说：“向北流不通，加上水到处漫流，时间长了就沉淀堵塞。去年修了两条渠，花费很少，而公私的田都露出来。原来淹没的地方，都成了肥沃的土地。”当时司马光、欧阳修两人都阻止他。欧阳修说：“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与其劳费民力，不如不开。”王安石说：“劳民以除害，就是所说的治理天下，百姓跟随。”就这两种说法，一是偷安，是一任劳，谁更有贤德就很容易看出了。有关清汴河的议论，王安石是早就倡导了，直到乞求退休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才开始施行，共用四十五日而完成。这两件事，是利是害我不能说。重要的是这足以证明王安石尽心于民事罢了。而当时苏轼上书诋毁这事，说“天下久平，百姓的物资滋生，四方的遗利已经用尽，现在想凿空寻求水利，必将生出大的烦扰”。这都是以一切不事事为主义的，当时的士风就是这样。中国直到今天，遗失的利益遍地都是，况且宋代刚处于大乱之后，而真宗、仁宗年间的凋敝，又如前面所叙述，说没有了遗利，这是欺骗谁呢？ （乙）方田均税 方田均税，是王安石整理田赋的政策，《宋史》记录它的始末如下：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诏令司农将《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布全国。以东西南北各千步，相当于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作为一方；每年九月，县委任令、佐分地计算丈量，随坡地平原沼泽而确定这些土地的土质，按红色淤地黑色坚硬的土地分辨土地的颜色。丈量结束，按土质和颜色参考确定肥瘠而分为五等，用以订立税收规章。到第二年三月结束，张榜告示百姓，一个季度没有引起诉讼，就写在户帖上，和庄账一起付给他们，作为土地凭证。均税的办法，每县各自以其租额税数为限，以前曾经将零数按整数征收，如米不到十合而按一升收，绢不满十分便按一寸收之类，现在不许按这样的数额平均摊派增加，致使超过原来的数额，凡是超过定额增加数量的都禁止。如果是贫瘠盐碱不毛之地，以及百姓受益的山林、池塘、沟路、坟墓，都不定税。凡是方田的角上，堆上土堆，种植其土壤适宜种的树木来封住。有方账，有庄账，有甲帖，有户帖，凡是分家析产、典卖割让转移，官府给地契，县襄作账簿，都按现在丈量的土地为准。法令已经具备，于是令济州巨野尉王曼为指导官，先从京东路推行，各路效法。 这是当时调查土地，整顿赋税的一项政策，虽然不是王安石所独创，然而也是理财的人所首先应当做的事。方田法大概如近世所谓的土地台账法，讲地税的人称赞这种法是最好的，但它每年要定一次，未免太烦琐，不能坚持持久。先发榜以示民，一季度没有人提出意见，才形成公文，这又是最仁德的行政了。方账、庄账、甲帖、户帖，虽说它们的内容今天不可考，而这些与现代文明国的法度，大概有很多相同之处。严禁超额增加数目，豁免贫瘠盐碱的不毛和用于公利的土地，惠民的用意很多，谁说王安石的法令损下益上呢？ （丙）漕运 历朝建都北部而靠东南方的粮食，因此漕运实为国家的一件大事，北宋时尤其是这样。这之前的漕运吏卒，上下一起盗取贸易，严重的甚至借风水沉没来灭迹，官府的货物丢失折损，每年不下二十万斛。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举荐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开始招募私人的船只和官船分运货物，互相检察，旧的弊病才得以消除。每年要运的货物足数，招募的商船运到京城的粮食，有二十六万余石而不止。这在王安石的政绩中很是微小，但他知人善任，考核官吏名实的效果，差不多是可以看出的。 以上所列，都是王安石变法中有关民政财政的大的方面，相关的条目都可考证，他的本意没有一个不是出于利民，哪里有所谓的损下益上，如俗吏聚敛财物的所作所为呢？虽然当时有施行不到位，致使有和立法者的本意相违背的，而收效也不如所期望，这也是有的。然而我已经说过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想要用干涉的政策来治理大的国家，那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这也不足以成为王安石的罪过。况且当时所谓廉洁的君子，没有肯帮助他的，那幺虽然用人不当，那幺这责任应当是那些所谓的君子承担。我因此用上面详细的篇幅来叙述当时财政的真相，待后来的读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