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新政之成绩

荆公之新政，为成乎？为败乎？其不能具谓之成，无待言也。何也？以其效果往往不如其所豫期也。虽然，具谓之败焉不得也。何也？彼行之诚不免有流弊，然为救时之计，利率逾于病也。熙宁五年，公尝有上五事札子云： 陛下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千百事，而为书具为法立，而为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议论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员三千余里，举戎羌之众二十万。献其地，因为熟户，则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则青苗之令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传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后能行古之法，所谓大利害者也。盖免役之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贫富不均，风俗不齐，牌籍之高下不足据。今一旦变之，则使之家至户到均平如一，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苟不得其人而行，则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然而天下之人，凫居雁聚，散而之四方而无禁也者，数千百年矣。今一旦变之，而使行什伍相维邻里相属，察奸而显诸仁，宿兵而藏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则搔之以追呼，骇之以调发，而民心摇矣。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司市，汉之平准。今以百万缗之钱，权物价之轻重，以通商而贳之，令民以岁入数万缗息，然甚知天下之货贿未甚行，窃恐希功幸赏之人，逮求成效于年岁之间，则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行，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 孔子曰：欲速则不达。又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凡百皆然，岂直此三事者？而公独举此三法郑重言之，则以此三法最繁重，而官吏之舞文，亦较易故也。而荆公当诸法草创将次就绪之时，忽焉而上此札子，毋亦微窥神宗当时，不免有求治太急，用人太滥之弊耶？观其论馆职札子，言陛下即位以来所拔用，多士之有小才而无行义者，则知其虑此也久矣。据公此札则知和戎、青苗二事，乃公所认为已有成效者。和戎之事，其功与天下以共见，不必论。青苗法立意虽善，然以理势度之，不能有利而无弊，其或初年行之颇得其人，故见效多而见病少欤？抑公之聪明犹有所蔽，未及尽察欤？虽然，如当时反对党之诋其有弊而无利，此又殆必无之事。观后此元兴欲废之，而讼其不可废者反甚多，斯可见也。免役法厘革数千年之苛政，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新纪元。当改革伊始，虽不免一部分人略感苦痛，然所不利者在豪右之家，前此有特权者耳。自余细民，则罔不食其赐也。此可谓纯有利而绝无病者也。保甲法体大思精，为公一生最用力之事业，其警察的作用，可谓有利而无病，其成效亦已章章可睹。其寓兵于农的作用，则以当时募兵未能尽废，常备后备之区别不立，其稍扰民，固意中事。然为起宋之衰，势不得不尔也。独至市易法，其用意虽非不善，然万不可以行于**政体之国家，万不可以行于以自由竞争为根本观念之经济社会。奉行者虽得其人，犹惧以国家为兼并之戎首；奉行者若非其人，则将为官吏开利孔，而使小民生计，日以憔悴。荆公之失策，殆未有过是者。而当时成效之无可见，亦莫此为甚也。当时沮挠新法者，靡不言以新法之故，致小民颠连困苦，无所控诉，其言载于史籍者，未易一二数也。然稽诸往古，凡行厉民之政者，鲜不及身以召乱亡，若秦始、隋炀之徒无论矣。又如王莽，固亦托于周官，以变更百度，然其所行者，无一为法先王之意，而亦自始无乐利其民之心，故怨讟繁兴，不数年而海内云扰矣。后世之论荆公者甚或以比新莽。夫荆公创法立制，无一不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其不可与新莽同年而语，固不待辩。而末学肤受之辈，或见不及此，则盍取其结果而比较之。使荆公之法而果为病民，则民当呻吟枕藉救死不赡之时，势必将铤而走险，荆公虽有绝大之**力，安能禁之？乃宋自真仁以来，虽号称太平，而潢池窃发，犹累岁不绝，其椎埋剽掠于乡邑者，更所在而有。夫其前此固已募强悍之民，纳之于兵矣，而国内之不能保其安宁秩序也，犹且若此，独至熙宁元丰二十年间，举一切而更革之，而又以行保甲之故，不禁民挟弓弩，苟政府之设施，而果大拂民情也，则一夫攘臂，万众响应，其于酿成大乱易易也，乃不特不闻有此而已。即萑苻之盗，亦减于旧，而举国熙熙融融，若相忘帝力于何有。读当时诸贤之诗文集，其气象可想见也。荆公集中有元丰行示德逢一首云： 四山曈曈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 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 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 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先生在野故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又后元丰行一首云：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风雨，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龙骨长乾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十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蹋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荡小舟。垂兴歌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又歌元丰绝句五首云：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第二秋。 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虾鳅。无羊说梦非真事，岂见元丰第二秋。 湖海元丰岁又登，秬生犹足暗沟塍。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未曾。 放歌扶杖出前林，遥和丰年击壤音。曾侍土阶知帝力，曲中时有誉尧心。 豚栅鸡埘□霭间，暮林摇落献南山。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 杜工部之追咏开元全盛也，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读公此数诗，气象彷佛似之矣。非极太平之治，安得有此？斯时新法之行，已十余年，而荆公亦既归休矣。以视温公所述英宗时民间景况，谓不敢多种一桑多置一牛，不敢蓄二年之粮，不敢藏十匹之帛者，其相去抑何远耶！夫前后不过二十年耳，而胡以人民生计之纾蹙，其霄壤乃忽若此？岂不以最厉民之差役法，既已豁除，复有青苗钱挹注其间，以助生产之发达，而保甲既行，盗贼衰息，故外户不闭之盛，不期而自至也。准此以谈，新政之效，亦可睹矣。 苏子瞻有与滕达道书云：（此书不知在何年，大约元丰间也。） 某欲面见一言者，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耽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静退意，但以老晚衰病旧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获一对，公之至意，无乃出于此乎？ 夫子瞻固畴昔诋新法最力者也，其上神宗书，则诋新法者所视为圣经贤传，谓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而其晚年定论则若此，深感叹于圣德日新众化大成。然则熙宁元丰之治，必有度越前古，予人以心悦诚服者矣。新法果何负于天下，而元兴诸贤之扰扰，果何为也哉！ 【译文】 王安石的新政，是成功呢，还是失败呢？不能说是全都成功，这就不用说了。为什幺呢？是因为它的效果往往不如预期的那样。即使这样，说它失败也是不合适的。为什幺呢？施行起来不免有流弊，然而为当时考虑，利还是大于弊的。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王安石曾在《上五事札子》中说： 陛下即位五年了，改革的制度成百上千，而且这些重新改写、重新立法的制度中，给百姓带来利益的又是多幺多呀。在这幺多的制度中，最大的、见效最晚的、议论最多的，就是这五项法令：一是和戎法，二是青苗法，三是免役法，四是保甲法，五是市易法。如今青唐、洮河一带，幅员三千多里，二十多万戎羌边族前来献地归附，成为我朝臣民，可以说和戎法已经见效。以前的贫困百姓，都到豪强之家去借贷，遭受盘剥，现在的贫困百姓，都来官府借贷，官府只收很低的利息，解救了百姓的困乏，可见青苗法已推行见效。只有免役、保甲、市易三法，有大的利害。选用合适的人去推行这三法，就会有大利，选用的人不合适，就会有大害；慢慢地谋划这三法，就会有大利，如果急于求成，就会有大害。古《传》上说：“没听说过做事不效法古代，却能流传百世的。”像这三项法令，就可以说是效法古代。要先知道古代的法令，然后再去推行，否则一事无成，这就是我所说的大利害。免役法出自周朝的府、史、胥、徒，也就是《王制》上所说的“一般百姓在官府服役”这一条。全国的百姓贫富不均，风俗不同，贵贱不一，现在一旦改变，使各家各户平均如一，人人均有义务承担国家的劳役，使那些长年在外服役的农民回到他们的田地上。如果推行此法用人不当，那幺划分的五个等级必不公平。因而募役也一定不均衡。保甲法开始于三代的丘甲制，管仲在齐国推行过，子产在郑国推行过，商鞅在秦朝推行过，仲长统也在汉朝建议过，不是今日才有的标新立异之法。天下的百姓，如同野鸭大雁一般散居四方，无所限制，已经几千几百年了，现在一旦改变，使他们实行五家一任、十家一连，邻里相接，互相监督，察奸显仁，养兵于民，以备急用，如果推行此法用人不当，就会骚扰、惊动百姓，使民心动摇。市易法开始于周代的司市制和汉代的平准制。如今朝廷用百万缗的钱币来平衡物价的高低，借贷给百姓使其通商，而且国家还能在年终收入几万缗的利息。但我深深地知道现在货币、财物还不太多，还不够流通，就怕有邀功请赏之人，想在短时间内就见成效，那幺这条法令就会被毁了。所以我说：这三项法令，如果用人得当且慢慢谋划，就会有大利；如果用人不当且急于求成，就会有大害。如果免役法推行成功了，就不会耽误农时，而且民力平均；如果保甲法推行成功了，那幺贼寇动乱就会平息，国家的势力和力量就会加强；如果市易法推行成功了，那幺就会钱币、财物流通，国家富饶。 孔子说：“欲速则不达。”又说：“有实施政策的人，政策就能实施，没有这样的人，政策也就废止了。”概括起来都是这样，哪里会只这三件事呢？而王安石只举出这三件事来说，是因为这三件事最繁重，而官吏们在文字上弄手脚，也比较容易的缘故。而王安石在新法的初创阶段将要就绪的时候，忽然上了这个札子，难道是看到了神宗当时实施新法时不免有些心急，用人也太滥的问题吗？看他的论职馆札子，说陛下即位以来所提拔使用的人中有许多是有小才而没有什幺品行的，就知道他考虑这些问题已经很久了。根据王安石的这个札子，和戎、青苗两件事，是他所认为已有成效的。和戎的事，其功绩天下都能看到，不必说了；青苗法立意好，然而从事理的发展趋势上来想，它不能只有利而没有弊。是不是开始施行的那些年很得人心，因此它才见效多而弊病少呢？还是王安石的聪明还有被蒙蔽的地方，没有来得及查清楚呢？即使这样，像当时反对党诋毁说他的这一政策只有弊而没有利，又大概是不可能的。后来元祐年间要废除它，论说它不能废除的人反而很多，这就可以看出了。免役法革除了数千年的苛政，为中国的历史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当改革刚开始，虽然一部分人不免略感苦痛，然而有不利的是那些有钱的人家和原来有特权的人，其余的百姓，没有不得到好处的。可以说是纯粹有利而绝对没有害的。保甲法体大思精，是王安石一生最用力的事，其警察的作用，可以说是有利而无害，它的成效可以说是明白可见。它寓兵于农的作用，则是因为当时募兵没有全被废，常备兵和后备兵的区分还不明确，它稍有扰民，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为了使衰落的宋振作起来，就不能不这样。只有市易法，它的用意虽然不能说不好，然而万不能施行在**政治的国家中，万不可以施行于以自由竞争为根本观念的经济社会：奉行者虽有合适的人，也怕以国家的力量达到兼并的效果；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奉行者，那将为官吏们大开取利的方便之门，而使百姓的生计一天天惨淡。王安石的失策，大概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而当时最不见成效的，也没有超过这个的。 当时阻挠新法的人，没有不说因新法的缘故致使百姓困顿不堪而无处控诉的，这些记载在史籍中的话，是难以数清的。然而考察之前的历史，凡是施行虐害人民的政策的，没有几个不是自身招致变乱或灭亡的，秦始皇、隋炀帝这些人就不说了；又如王莽，本来也托言于周官而多次变革，然而他所施行的，没有一个是效法先王的用意，而自开始也没有利民的用心，因而怨言有很多，没有几年就海内大乱了。后代评说王安石的，甚至把他比做王莽。王安石创立新法，没有一个不是以利国利民为前提，是不能和王莽同日而语的，这本来就不用分辩；而那些做学问不求根本，只得到皮毛的人，有人看不到这些，为什幺不取他们的结果来比较呢？假使王安石的新法果然是害民，则百姓在呻吟困苦没有活路的时候，势必会铤而走险，王安石即使有再大的**力，怎幺能禁止呢？宋朝自真宗、仁宗以来，虽号称太平，而经常有变故发生，还年年不绝，乡邑中的搅扰剽掠，更是到处都有。在这之前就已经把那些强悍的百姓，都招到了军队中，而国内还不能保证安定的秩序。只有到了熙宁、元丰二十年间，一切都变革了，而又因为行保甲的原因，不禁止百姓带弓弩，如果政府的措施果然违背了百姓的意愿，那幺一人振臂呼喊，万众响应，这样酿成大乱是很容易的，而不但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即使是草寇，也比以前减少了，而亲爱和睦，忘记了还有皇帝的威力，读当时诸贤的诗文集，那种气象是可以想见的。王安石集中有《元丰行示德逢》一首：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 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 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 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 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 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又有《后元丰行》一首： 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 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 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 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开鼓。 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 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 又有《歌元丰》绝句五首：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 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第二秋。 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鳟。 无羊说梦非真事，岂见元丰第二秋。 湖海元丰岁又登，稆生犹足暗沟塍。 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未曾。 放歌扶杖出前林，遥和丰年击壤音。 曾侍土阶知帝力，曲中时有誉尧心。 豚栅鸡埘晻霭间，暮林摇落献南山。 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 杜甫追咏开元全盛时的诗中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读王安石的这几首诗，气象仿佛很相似。如果不是太平之治，怎幺会有这样的景象？这时新政已经施行十余年，而王安石也已经退出政位。而比较司马光描写的宋英宗时民间的景象，说百姓不敢多种一桑，不敢多买一牛，不敢存两年的粮食，不敢藏十匹的帛，这两种情况距离是何等的远啊。前后不过二十年，而为什幺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困顿，景象有天壤之别呢？难道不是最害民的差役法已经废除，还有最利民的青苗钱已经注入民间，来帮助生产的发展吗？而保甲法已经施行，盗贼都停息，因此外门不关的盛世，自然也就到来了。如果可以这样说，那新政的效果，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苏东坡有《与滕达道书》中说：（此书不知在何年，大约写在元丰年间） 我想与你见面谈一谈，我们在施行新法的当初，抱有偏见，以至于有同异的论说。虽说用意是好的，都是忧国忧民，而所说的有错误，很少有符合情理的。现在皇上的品德日见更新，革新取得了大的成就，回顾以往自己所持的意见，更觉得有疏漏。如果改变自己的志向来求进取，本来不能这样做；如果还吵嚷不休，那幺忧患会更深。您此行是来表示知错静退的意愿，只以衰老旧臣的心意，想见一见皇上而已，如此恐怕必将有一番对话。您的来意，恐怕就是出于此吧。 苏轼是过去诋毁新法最用力的人，他的上神宗书，被视为诋毁新法的圣经贤传，如同天上的日月般不可更改，而他晚年的定论却是这样，深深感叹于皇上的品德更新和革新取得的成就。那幺熙宁、元丰的政策，必定有超越以往，能使人心悦诚服的地方。新法有什幺对不起天下的地方？而元祐时这些贤人叫嚷不停，是为什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