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罢政后之荆公

“齐有侗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此太白咏史诗也。呜呼，吾于荆公见之矣！ 公少年尝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有诗云：“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其抱负之伟大，其性情之恬退，于此二诗见之矣。求诸先世，则有范蠡之泛舟五湖，张良之从赤松子游，其迹与公颇相类，然彼等皆见其主之不可以共安乐，为自全计，苟以免祸而已，是老氏之学也。公则不然，可以仕而仕，可以已而已，其一进一退之间，悉衷于道，自古及今，未有能过之者也。 公以熙宁二年二月参加政事。四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六月，罢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再罢。其进退之节有□然予天下以共见者。今于本集中撷录数文而论次之。其熙宁七年乞解机务扎子凡六上，今录其二。 臣以羁旅之孤，蒙恩收录，待罪东府，于今四年。方陛下有所变更之初，内外大小纷然，臣实任其罪戾，非赖至明辨察，臣宜诛斥久矣。在臣所当图报，岂敢复有二心？徒以今年以来，疾病浸加，不任劳剧。比尝粗陈恳款，未蒙陛下听从，故复黾勉至今，而所苦日甚一日。方陛下励精图治事事皆欲尽理之时，乃以昏疲，久尸宰事，虽圣恩善贷，而罪衅日滋，至于不可复容，则终上累陛下知人之明，非特害臣私义而已。臣所以冒昧有今日之乞也。伏奉宣谕，未赐哀矜，彷徨屏营，不知所措。然臣所乞，固已深虑熟计而后敢言，与其废职而至诛，则宁违命而获谴。且大臣出入，以均劳逸，乃是祖宗成宪。盖国论所属，怨恶所归，自昔以擅其事，鲜有不遭罪黜。然则祖宗所以处大臣，不为无意也。臣备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谴诃，实望陛下深念祖宗所以处大臣之宜，使臣荻粗安便，异时复赐驱策，臣愚所不敢辞。（右其一） 臣伏奉圣恩，特降中使，令臣入见供职，臣之恳诚，略已冒昧。天听高邈，未蒙垂恻，辄复陈叙，仰冀哀怜。伏念臣孤远疵贱，众之所弃，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异议而付之以事，八年于此矣。方陛下兴事造功之初，群臣未喻圣志，臣当是时，志存将顺，而不知高明强御之为可畏也。然圣虑远大，非愚所及。任事以来，乖失多矣。区区夙夜之劳，曾未足以酬万一之至恩。今乃以久擅宠利，群疑并兴，众怨总至，罪恶之衅，将无以免。而天又被之疾，使其意气昏惰，而体力衰疲，虽欲勉强以从事须臾，势所不能，然后敢干天威，乞解机务。窃以谓陛下天地父母，宜垂矜怜。论其无功，则虽可诛；闵其有志，则或宜宥。终始全度，使无后艰。而未蒙天慈顾哀，犹欲强以重任。使臣黾勉，尚能有补圣时，则虽灭身毁宗，无所避惮。顾念终无成效，而方以危辱上累朝廷，此臣所以不敢也。陛下明并日月，何所不烛，愿赐容光之地，稍委照焉，则知臣之昭昭，非敢苟忤恩指也。臣乞且于东府听候朝旨，伏望陛下垂恩，早赐裁处。（右其六）又答手诏留居京师札子云： 臣伏奉手诏，欲留京师以为论道官，宜体朕意，速具承命奏来。臣才能浅薄，误蒙陛下拔擢，历职既久，无以报称。加以精力衰耗，而咎衅日积，是以冒昧乞解重任。幸蒙圣恩，已赐矜允，而继蒙恩遣吕惠卿传圣旨，欲臣且留京师以备顾问。臣窃伏惟渥荷知遇，诚不忍离左右，既又熟计，论道之官，固非所宜，且以置之闲地，似为可处。陛下付托，既已得人，推诚委任，足以助成圣治，臣义难以更留京师以速官谤。若陛下付臣便郡，臣不敢不勉。至于异时，或赐驱策，即臣已尝面奏，所不敢辞。 观其乞解机务，疏凡六上，言词哀恻。始蒙允许，犹复手诏慰留，使居京师以备顾问，眷顾之隆，实无伦比。而公犹浩然必欲归者，则前后所上札子，盖其实情。夫以公当国数年间，文事武备，内政外交，百废俱举，以吾侪今日读史，犹觉应接不暇。而公以一人独膺其繁剧，则精力耗减，实在意中。而处群疑众谤之中，欲引退以塞哓哓者之口，亦不得已之所为也。然公不乞之于前数年，而乞之于此日者何也？则以前此一切新政，草创伊始，一去则非徒虑有动摇而已。而非躬负责任，亦难冀底于成。至是则大端已举，以神宗之明主持于上，而继位者能萧规曹随，则九仞之功，可不亏于一蒉，此公之所以能飘然而去也。而或谓其以去要君，则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夫苟有所求于其君而不获，斯或要之耳。神宗于荆公，言听计从，固无所待于要，而公亦更何要之有？ （考异九）宋史本传云：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陵府。今案以此诸札子证之，则与宋史所记，何其适相反耶！乞解机务之疏凡六上，仅见听许，犹欲强留之京师，帝果疑安石，乃如是耶！且继相之人为韩绛吕惠卿，皆安石所荐，帝如因侠及太后之言，乃罢安石，则何为更用所荐之人耶？是知宋史无一而不妄也。 公既获就闲散，即以其余力，着成三经新义，未及一年，被召复相，意必当时神宗尝与要约谓再召勿得辞，然后许之，故其札子屡言异时或赐驱策，所不敢辞，至是不得不应召也。然再相年余，江湖之兴，愈不可遏，卒复引退，表数上，不见听许，至于敕断来章，不许陈请，公不得已，复托王冕为之开陈。集中有与参政王禹玉二书云：某久尸宰事，每念无以塞责，而比者忧患之余，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谋国，其能无所旷废，以称主上任用之意乎！况自春以来，求解职事，至于四五。今则疾病日甚，必无复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谓宜少敦僚友之谊，曲为开陈，使得早遂所欲，而不宜迪上见留，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右其一） 继蒙赐临，传谕圣训，徬徨踌躇，无所容措。某羁孤无助，遭值大圣，独排众毁，付以宰事，苟利于国，岂辞麋殒！顾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且据势重而任事久，有盈满之忧；意气衰而精力弊，有旷失之惧。历观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终不累国者，盖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诛，欲及罪戾未积，得优游里闾，为圣时知止不殆之臣。庶几天下后世，于上拔擢任使，无所讥议。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为朝廷公论，下及僚友私计，谓宜少垂念虑，特赐敷陈，某既不获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书不能传，惟加悯察。（右其二） 公至是盖益衰病，不任繁剧，故八年二月再相，九年春即辞至四五。久之既不得请，乃复乞同僚以助之。而词意肫肫，皆惧哓废所职，以误国家，而累其君知人之明。至是而神宗亦知公高蹈远举之志，终不可回矣，于是以检校太傅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盖以使相居外，宋代优礼勋臣之特典也。公屡表辞，不获命。明年，拜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公，居江宁十年，恩赉存问稠叠，终神宗之世，行公政策不少变。 （考异十）宋史本传云：安石与吕惠卿相倾，上颇厌安石所为。及子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益厌之，罢判江宁府，终神宗世不复召。国史氏曰：嘻，甚矣宋史之敢于诬安石而并诬神宗也！安石谢事之本意，具见前所录诸文中，惟兢兢焉以盈满为戒，以旷失为忧，以累其君知人之明为惧，其于大臣进退之义，可退无遗憾矣。安石既去，而宠以使相之尊，封荆封舒为仆射为特进，遣赐汤药存问无虚岁，其谢表见于本集者盖数十章。其于待去国之臣，亦可谓恩至义尽矣。况当其第二次之辞职也，自春徂冬，表数上，皆不得请，乃至敕断来章，不许陈诉，至托同僚为之转圜。试思安石去志之决既若此，欲再起之，其可得乎？曾公亮尝言：上与介甫如一人。神宗亦自言：自古之君臣，如朕与安石相知绝少。惟其君臣相知甚深，故不惟知其才，知其德，且知其志。安石之初罢政也，言异时有所驱策所不敢辞，故一闻召即起应命，践其言也。至其再罢，则所以报其君者已尽，浩然不复可挽，神宗深知之矣。故惟恩赐存问，聊酬其勋，而不复再强之以负责任，此其所以十年不召也。若如宋史所言，一则曰上亦厌之，再则曰上益厌之，又曰太后亦尝涕泣宫中也。吾试有以诘之，使安石为相而帝果厌之也，则径罢黜之可耳。安石岂拥兵自重，而帝有投鼠忌器之惧者耶？即不然，而曰优礼大臣，养其廉耻，则于其辞而即听之去可耳。曷为每恳至再三，犹未之允，且至敕断来章耶？且上既厌之，则安石既去，新法宜可以速改，上有以慰太后之心而全其孝而已，亦得以少宽其厌恶之情，何新法行于元丰，十年如一日耶？夫吕惠卿所创之手实法鬻祠法，惠卿一去而即罢矣；而安石之法，终神宗世无一废弃，则知曾公亮所谓上与介甫如一人者，洵不诬矣。窃尝论自古君臣相与之际，盖难言之矣。萧何与汉高帝并起为吏，佐帝定天下，功臣位居第一。其后益封置卫，买民田宅。君有疑于其臣，臣亦致疑于其君，卒下相国廷尉械击之。唐太宗谓魏徵箴规过失，不可一日离左右。其薨也，既自制碑文，又许以公主妻其子，乃未数月而踣碑罢婚。求其如神宗之与荆公，咸有一德，二十年如一日者，振古未尝有也。盖君与臣皆惟知有国，惟知有民，而不知有其私，而其谋事之识，任事之勇，皆足以相辅，故能沆瀣一气，始终无间然也。宋之小人儒，衔安石次骨，所以诋之者无所不用其极，其衔神宗，盖亦如是矣。然不敢于迳诋神宗也，而又见乎诋安石之即无异于诋神宗也，于是不得不造为诬词，而曰上亦厌之，上益厌之。不知上之所以待安石者，章章在人耳目；上之所以继安石之志而思竟其业者，亦章章在人耳目。将谁欺？欺天乎？神宗而有知，吾信其必不瞑于九原也。夫使荆公而果如苏洵所言合王衍卢杞为一人也，则神宗亦必如杨用修所言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而后可。盖其君相二人，已成一体，功则俱功，罪则俱罪，贤则俱贤，不肖则俱不肖也。今既欲共鲧荆公，又不得不尧舜神宗，进退失据，而造为此矛盾之言，不亦大可哀耶！然固已着之正史，以一手掩天下目者，千年于兹矣。因知秽史之毒天下，甚于洪水猛兽也！ 《隐居诗话》云：熙宁庚戌冬，王荆公自参知政事拜相，造门奔贺者相属，公以未谢皆不见，独与余坐西庑小阁，语次忽取笔书窗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 盖公生平进退大节，其所以自处者，皆定之于夙。彼其禀德高尚，轩轩若云间鹤，人世富贵，视若浮云，曾不足以芥其胸，而又夙持知命不忧之义，虽以道之兴废，犹信为不可强致，故当受事之始，即已怀归耕之志，而后此乃一一践其言，所谓皭然泥而不滓者非耶！黄山谷题公画像云：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象山陆子云：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又云：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吾辈生千年后，读公之书，犹穆然想见其为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然如秽史所记，则公乃直一热中利禄之徒，其进也以诡遇，其退也，乃见疏于其君，而犹汲汲焉思献媚以觊再起。则夫山谷象山之言，为皆呓语矣。吾于诋新法者，仅怜其无识耳，犹自可恕。至诋及公之人格者，吾每一读未尝不发为上指也！ （考异十一）诸杂史如邵氏见闻录之类，记公罢政后谋再相之事，往往而有，今不屑辨，不屑述也。 公自幼侨寓江宁，故尤乐之，其忆昨诗云：想见江南。 多翠微，归心动荡不可抑。自少已然矣。神宗知其意，故命以使相判江宁，公遂老焉。罢政后日倘徉此间，借山水之胜以自娱，如一野人。读其诗词，几不复知为曾造作掀天动地大事业开拓千古者也。呜呼，欧公所谓无施不可者，至此益信矣！晚年着字说一书，精心结撰，而颇耽佛老，见道益深云。 元兴元年四月，公薨于江宁。司马温公致吕晦叔书云：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还，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宜特加优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何如？更不烦答以笔札，□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于是敕赠太傅，其文曰： 朕式观古物，灼见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故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际，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是用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赠太傅。 此敕文见东坡集，盖东坡所草也。此实苏子由衷之语，亦为王公没世之光，饰终尚有此文，公论庶几未泯。当时熙宁之政，更张殆尽，温公东坡，又皆平昔相排最力之人，然温公称其节义过人，力请优恤。东坡撰敕，于其政绩，虽不置可否，而诵其盛德，赞不容口。虽公平昔操行，有以见信于友朋，而温公东坡之贤，亦不可及矣。 自是而此绝世伟人，遂去此世界，而长留其事业言论，以供后世史家公案。 （考异十二）与荆公并时诸贤，除吕晦一人外，（吕晦非端人，次章别论之）从未有诋及荆公私德者，所争者在新法而已。盖荆公之操行，有与人以共信者也。自杨时、邵伯温、范冲、魏泰辈出，始污蔑荆公，无所不至，而又以其言一一托诸前人，以为徵信。于是有苏老泉辨奸之论，有东坡谢张方平作老泉墓表之文，又有温公日录涑水纪闻等书，皆描写荆公丑态，读之则数千年来穷凶极恶之小人，宜莫有荆公若也。夫使此等文而果出于老泉、东坡、温公之手，则荆公晚年，东坡屡从之游，向往备至，悉见坡集。是东坡为甘于比匪，而乃翁所诋为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不近人情，为大奸恶者，而东坡乃谓为希世异人，学贯千古，卓绝之行风动四方，明目张胆与其父为难，东坡尚得为人子哉！至温公与晦叔书，既言介甫节义过人处甚多，而又虑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则后此之事，温公其知之矣。若如日录及涑水纪闻所记，则介甫之为人，殆狗彘不若，而尚何节义之可言？且其所谓反覆之徒诋毁百端者，不已躬自蹈之耶？蔡氏上翔力辨此等文书，皆南宋以后小人儒所伪造，可谓特识。非特为荆公雪冤，亦为温公苏公诸贤雪冤也。而独恨谬说流传，习非胜是，胡元陋儒，采入正史，遂成铁案，莫敢或疑，乃至侪稷契于共欢，指夷齐为跖硚，公论亡而人道或几乎息矣。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译文】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这是李白《咏史诗》。唉！我想起王安石，就想起这首诗了！ 王安石少年时有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有诗：“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他抱负的伟大，性情的恬退，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来。在先世寻找，有范蠡泛舟五湖，张良跟从赤松子游，他们的做法和王安石很相似。然而他们都看到，自己的主人不可与之同安乐，为保全自己，苟且偷生以免去祸端而已，这是老子的学说。王安石则不然，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在他的一进一退之间，都忠于自己的追求，自古至今，没有能超过他的。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参知政事。四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六月，罢相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再次罢相。他进退的节操，天下都可明白地看到。在他的本集中摘录数篇文章来编在这里，他熙宁七年《乞解机务札子》上过六道，这里录其中的两道： 臣孤单地寄居异地，承蒙皇上收录，待罪在丞相府，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当陛下实行变法之初，内外纷然，我确实是任凭他们加罪，如果不是依赖皇上明察，我早就应当被杀了。对臣来说这是应当报答的，怎幺敢有贰心？只是今年以来，疾病加重，不能再担任繁重的工作，我过去曾粗略说过这意思，陛下未曾听从，因此又努力至今，而所苦的是疾病一天天加重。正是陛下励精图治，事事都需要处理的时候，我却这样困倦疲惫，还久占着宰相位置，虽然陛下宽容，而罪行一天天滋长，以至于不能被容纳，而陛下的知人之明被我连累，这不仅是害了臣的私义。这就是臣之所以这样冒昧地乞求的原因。听到陛下的谕旨，不哀怜我，彷徨惶恐，不知所措。然而臣所乞求，本已经是深思熟虑后才敢说的：与其废弃职务而被杀，宁可违命而被谴。况且大臣的出入，目的是均衡劳逸，这是祖宗原有的制度。在国家的政策中，凡是怨恨集中的地方，自古谁掌握这些事，很少有不遭罢免的。然而祖宗安置大臣，并不是无意的。我在位已经很久了，幸亏承蒙保护，偶尔免去谴责，很希望陛下深念祖宗安置大臣的方法，使我得到安适，将来再有需要我的时候，臣不敢推辞。（以上是第一篇） 臣伏奉圣恩，特派来中使，让臣入见供职。臣的心意，大略已经冒昧地说了，皇上的思想高远，我没有得到皇上怜悯，现在再次陈述，希望得到皇上的哀怜。我想到当年的我卑贱孤零，被众人所弃，是陛下收留并提拔我，排除天下的异议而将事情交给我，已经在此八年了。在陛下才开始兴事建功时，群臣不明白圣上的志向，臣当时只是想顺势而行，而不知许多事强求是很可怕的。然而圣上的思虑远大，不是我所能达到的，任职以来，错误很多，区区日夜的操劳，都不足以报圣上恩德的万分之一。现在还长久占据皇上的宠信，人们的疑惑和怨恨都汇集过来，罪恶的名声，是无法躲开的。而天天还被疾病折磨，使我思想昏沉，而体力也疲惫，虽然想勉强支撑一阵，也做不到。这样才敢于冒犯天威，乞求解去职务。我认为陛下是天地父母，应当怜悯我：我没有什幺功劳，虽说可杀，可怜还有些志向，或许还可宽恕，始终保护，使我没有后顾之忧。而没有得到皇上的怜惜，还要使我勉强担负重任。假使臣努力，还能有补于圣明之时，那幺即使毁灭自身和宗族，也不会躲避和害怕，只是想着这终究没有成效，还要使皇上蒙受危险和屈辱，以及连累朝廷，这是臣所不敢的。陛下与日月一般光辉，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希望能给我一个缝隙，稍加照耀，就知道臣的恳切用意，不敢随意地冒犯皇上。臣乞求暂且在丞相府等候圣旨，希望陛下垂恩，早日裁决处置。（以上是第六篇） 又《答手诏留居京师札子》中说： 臣伏奉手诏：“想使你留在京师作论道官，你应当体谅我的用意，请速回复。”臣才能浅薄，误蒙陛下提拔，在职已经很久，无法报答，再加上精力衰竭损耗，而我的罪过越来越多，因此冒昧乞求辞去重任。很幸运地得到了皇上的允许，接着也承蒙圣恩让吕惠卿来传圣旨，想让我留在京师作顾问，臣不能忘记皇上的知遇之恩，确实不忍离开皇上左右。然而又仔细想，论道官，本不是太合适的；暂且将我放到一个闲地，似乎是最好的。陛下所托付的，既然已经有人，以诚心相待，就足以帮助皇上达到圣治的目的，我是难以再留在京师招致责难和非议。如果陛下让我去个合适的地方，我不敢不去；至于将来，再有用到我的时候，我曾当面说过了，我是不敢推辞的。 看他请求辞职的奏折，一共上过六道，言辞悲伤怜悯，才得到允许。皇帝仍然亲写诏书挽留，让他居在京师以备顾问，对他这幺重的眷顾，实在是无人能比。而王安石仍然要回去，那幺前后所上的奏折，应该说的是实情。王安石执政数年间，文事武备，内政外交，百废俱举，我们今天读历史，仍感觉应接不暇，而王安石一人独自担起这幺繁重的任务，那幺大的精力消耗，就在意料之中了。而他还处于众人的疑惑和诽谤之中，想要引退而堵住那些叫嚷者的嘴，也是不得已的做法。而王安石多年前不辞职，而现在辞职是为什幺呢？在这之前，所有的新政，都刚开始草创，一离开就不仅考虑这些新政会动摇，不亲自负责，也难希望最后成功。到这时大事已经都做完了，又有神宗这样的明主在上主持，继任的人也能按照前任的成规办事，因此不会功亏一篑，这是王安石能迅速离开的原因。而有人说他离开是要挟皇上，就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了。王安石有什幺是从皇上那里得不到的，非要去要挟；宋神宗对于王安石，言听计从，不用等王安石来要挟，而王安石也没有要挟。 （考异九）《宋史》王安石的传中说：郑侠上疏，画了所见流民，上面有扶老携幼困苦的情形，献给皇上，说：“天旱是王安石导致的。让王安石离开，天肯定下雨。”慈圣、宣仁两位太后流泪对皇帝说：“王安石乱了天下。”皇帝也怀疑他，于是罢了他的官，让他做观文殿大学士知江陵府。现在从这些上奏的札子上看，与《宋史》所记，怎幺会正相反呢？《乞解机务之疏》一共上了六道，才得到允许，还要强留他在京师。皇帝如果真的怀疑王安石，还能像这样吗？况且继任王安石丞相职务的是韩绛、吕惠卿，都是王安石所推荐的，皇帝如果因郑侠和太后的话才罢免王安石，那幺为什幺还要用他所举荐的人呢？这就看出《宋史》没有一点不是胡说的。 王安石获得了闲散之职，就用他的余力，着成《三经新义》。不到一年，被召回又做了丞相，可能是当时神宗和他有约，说再召他不能推辞，然后才许他离开的。因此在他的上奏中多次提到“将来再有用到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这样的话，这时他就不得不应召了。而在相一年多，隐居的兴致，更不能阻止，最后又引退。多次上表，不被允许，最后皇上告诉他，不能再说这些事。王安石不得已，又托王珪为他说话，他的集中《与参政王禹玉》两封信中说： 我在宰相的位置上已经很久了，常想自己无法尽责，近来除了忧虑之外，疾病加重。对于自己的身体，可以不去管它，但以此来谋求国家大事，怎幺能没有荒废和耽误，而对得起皇上任用之意呢？况且自春天以来，请求辞职，已经上疏四五次。现在疾病一天天严重，已经没有做事的道理了。仰仗你的照顾，看在老朋友的关系上，请为我委婉说一说，能使我遂了心愿，而不应再被皇上留下而加重我怠慢的罪过。（以上是第一封） 承蒙赐临，侍谕圣训，彷徨局促，手足无措。我旅居在外做官孤立无助，恰遇大圣人，独排众人毁议，托付我以宰相事务。如果有利于国家，哪怕粉身碎骨岂敢推辞。但是自觉行事不足以取悦众人，王亲权贵对我实在积累了特别多的怨怒；才智不足以知人，因而险恶邪僻之人常出于交游甚厚的朋友中。况且占据权势重的官位担当事务过久，有盈满的忧虑；意气衰退、精力疲弊，害怕会有旷废和过失。历观前世的大臣，到了这种地步还不自己辞去职务，而最终不累害国家的，大概没有。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愿逃避怠慢在上者的死罪，想在罪孽没有积存的时候退下来的缘故，得以优游乡里，做一个圣明时代知道适可而止没有危害百姓的大臣。期望天下及后世人，对皇上选拔提升官吏，没有可讥议的地方。尊敬的明公，正值您左右朝中大政之时，对上为了朝廷的公事而言，对下为了僚友的私交考虑，您应该稍加留意，替我敷陈圣上。我既然没有获准上奏表章，只靠明公您的一句话了。我心事的精微，书信不能传达，惟望您怜悯细察。（以上是第二封） 王安石到这时可能是病得更厉害，已经担负不起繁重的任务了。因此熙宁八年（公元1075）二月再任丞相，熙宁九年（公元1076）春就辞职四五次。很久没有被召见，于是又让同僚帮助，说的话很诚恳，都是怕自己在职位上误了事，耽误了国家，而连累皇上的知人之明。到这时皇上也已经知道王安石隐居避世的志向，是无法改变了。于是给了他检校太傅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的职务，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让丞相居留在外，这是宋代优礼勋臣的特例。王安石多次要辞去这些封赐，都不允许。第二年，拜他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公元1079）又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王安石在江宁住了十年，皇上的赏赐问候不断，整个神宗之世，施行王安石的政策没有多少变化。 （考异十）《宋史》王安石传中说：王安石与吕惠卿不和，皇上很讨厌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到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死后，王安石不忍悲伤，请求辞职，皇上更讨厌他，罢了官让他到江宁府，到神宗末年也没有再召他。国史氏说：唉！《宋史》诬蔑王安石并诬蔑宋神宗太过分了！王安石辞职的本意，都在前面所抄录的文章中，只是小心翼翼以自满为戒，以失职为忧虑，怕连累了皇上的知人之明。作为大臣的进退，他可以说是没有什幺遗憾。王安石离开后，皇上还以使相的身份尊宠他，封舒国公，封荆国公，为仆射，为特进，每年都要赏赐汤药并问候，谢表在他的本集中有数十篇，神宗对离开国都的大臣，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何况在他第二次辞职时，从春到冬，数次上表，都不被允许，以至告诉他不让再陈说这事，以至于托同僚来说情。试想王安石离开的心意已经是这样，想再起用他还可能吗？曾公亮曾说：“皇上和王安石如同一个人。”神宗也自己说：“自古的君臣，能像我和王安石这样的极少。”他们君臣相互了解很深，不仅是知他的才，知他的德，而且还知他的想法。王安石才离开相位时说“将来再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因此他一听到召他，就马上应命履行了他的诺言，等到他再次辞职，能够报答君主的已经做完了，不能再挽留，这是神宗深深知道的。因此只是赏赐和问候，以酬谢他的功勋，而不再强求他去负责任，这就是十年不召他的原因。如果按《宋史》所说，开始说皇上讨厌他，然后又说皇上更讨厌他，还说太后曾在宫中流泪。我试着问一句：假使王安石做丞相而皇帝讨厌他，就直接罢免他算了，难道是王安石拥兵自重，而皇帝有投鼠忌器这样的恐惧吗？如果不是这样，说皇帝是优礼大臣，给他面子，那幺就在他要求辞职时让他离开就是了，何必要每次都要再三请求还不允许，以至于不让他再作辞职的请求呢？况且皇帝既然厌恶王安石，那幺在他离开之后，新法就可以马上改变，皇帝还可以安慰太后的心意并保全其孝道，自己也可以消解一下厌恶之情，为什幺新法在元丰间施行十年如一日呢？吕惠卿所创的手实法、鬻祠法，吕惠卿一离开就不用了，而王安石的新法，整个神宗朝没有一项废弃的，就知道曾公亮所说的“皇上和王安石如同一人”的说法，是不错的。我曾私下评论自古以来群臣的关系，真是难说啊。萧何与汉高祖并起时都是小吏，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功臣中他位居第一，之后又有很多封赏，买土地和房屋，君对臣怀疑，臣也对君怀疑，最后还是把萧何抓起来杀了。唐太宗对待魏征是“规谏过失，一天都不能离左右”，等魏征死后，还亲自写了碑文，又答应让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而没有过几个月，就推倒了石碑，毁了婚约。像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始终如一的品德，二十年如一日，自古不曾有。可能是君和臣只知道有国，只知道有民，而不知有自己的私情，而谋事的见识，做事的勇猛，都足以相辅，因此才能相交融洽，始终不分离。宋代儒者中的小人，非常痛恨王安石，所以诋毁他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恨宋神宗，大概也是这样。然而他们不敢直接诋毁神宗，而他们又看到，诋毁王安石无异于诋毁神宗，于是不得不制造谣言，而说“皇上也厌恶他，皇上更厌恶他”。不知皇上怎样对待王安石，是人们都看得到的，皇上在王安石离开后能按王安石的思路完成他的业绩，也是人们都看到了的，欺骗谁呢？如果神宗有知，他肯定不会在九泉下瞑目。假使王安石真像苏洵所说是把王衍、卢杞合为一人，那幺神宗也必定如杨用修所说，是把赧王、秦亥、桓帝、灵帝合为一人才算对，大概他们君臣二人，已经成为一体，有功就都有功，有罪就都有罪，贤明就都贤明，品行不端就都品行不端，现在想把王安石看做共工和鲧，又不得不把宋神宗看做尧舜，进退没有依靠，而才造出这相互矛盾的言语，不也太悲哀了吗？然而已经把它写进正史，一手掩住天下的耳目，已经千年了，于是知道污秽的历史毒害天下，比江水猛兽更厉害。 《隐居诗话》中说： 熙宁庚戌的冬天，王安石从参知政事拜为丞相，登门拜贺的人接连不断。王安石因为还没有谢恩就谁也不见，只和我坐在西庑小阁中，交谈之间忽然取笔在窗上写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下笔，给我行揖，然后就回屋去了。 王安石生平进退的大节，他之所以能安置自己，都出于他的愿望。他品德高尚，如云间的鹤，人世间的富贵，他都视为浮云，都不足以放在心上；而他一直保持知命不忧的大义，即使是道的兴废，他仍相信许多事情不能强求，因此在他才当政时，就已经怀有归隐的志向，而之后的事都一一验证了他所说的话，难道这不是所说的出淤泥而不染吗？黄山谷题王安石的画像说：“我曾仔细看他的风度，真是视富贵如浮云，不沉溺在财利酒色之中，是一世的伟人。”陆象山说：“英俊威武，超逸非凡，不屑于那些流俗声色利达等习俗，坚定执着，毫毛都不能进入他的心中，他洁白的操守，寒于冰霜，这就是他的品质。”又说：“王安石以盖世的英才，绝世的节操，使山川焕发灵气，大概世上不会再有。我们生于千年后，读王安石的书，仍然能看到他的为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尚的品德和行为，虽然达不到，但心里向往。”然而如污秽的历史所记，王安石就只是一个热衷利禄的人，他升职是因为诡诈，他退职后，君王疏远，还仍想千方百计献媚以希望再起，这样黄山谷和陆象山的话就成梦话了。我对于诋毁新法的人，只是可怜他们没有见识，还是可以宽恕的，至于诋毁王安石人格的人，我读到后没有一次不怒发冲冠的！ （考异十一）许多杂史如《邵氏见闻录》之类记述王安石罢政后谋求再相的事，到处都有，现在不再分辨，不屑于再说了。 王安石自幼侨居江宁，因此特别喜欢这里。在他的《忆昨》诗中有：“想见江南多翠微，归心动荡不可抑。”自少年时就已经这样想了。宋神宗知道他的用意，因此命他以使相的身份判江宁，王安石于是终老在这里。辞去丞相后每天徜徉在这里，借山水名胜以自娱自乐，无拘无束如同一个乡民。读他这时间所写的诗词，几乎看不出他曾是惊天动地开拓千古大事业的伟人。唉！欧阳修所说的用在什幺地方都很得当，到这里就更让人相信了。王安石晚年写《字说》一书，精心编撰，而很醉心于佛家和道家，对道的理解更深了。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王安石死于江宁。司马光《致吕晦叔书》中说： 王安石的文章、节操，过人之处很多，但他本性不能晓事理又喜爱掩饰错误，导致忠直的人疏远，谗佞的人靠近，各种事都被败坏，以至于到如此地步。现在刚开始矫正他的过失和弊端，而不幸王安石过世，反复的小人，必定会百般诋毁。我认为朝廷应当特别加以优待和礼遇，以使轻薄的风气振作，先想到这些，让您知道，不知晦叔认为怎样？就不麻烦您回信了，朝廷上极力申说，就全仗晦叔了。 于是敕赠太傅，敕文说： 我纵观远古，清楚地看到天意，将要有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上天一定会造就世上少有的奇才。让他的名声高于一世，学问贯通古今。智慧足以达到他的思想，明察足以施行他所说的一切；瑰丽雄奇的文辞足以形容各种事物，卓越超绝的品行足以鼓动各方的人。因而能在短短的一年之间，一下子改变了天下的习俗。因此看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王安石，少年时阅读孔子、孟子的书，晚年学习瞿昙、老聃之言，汇集“六经”等古代遗文，用自己的见解加以评判；把各家解经的旧说视为糠秕糟粕，做出新的解释教化百姓。时逢神宗熙宁大有作为的年代，居于群贤之上，第一年被重用。神宗对他的信任深厚，古往今来所没有过。正需要他完成治国的功业，他却突然产生了隐居山林的兴致。把富贵看做浮云，对他有什幺用；把辞官看做丢掉鞋子，一点也不可惜。他常和渔夫樵夫争座位，麋鹿和他相处也不惊乱。做官和隐退，都儒雅从容，非常可观。我刚开始治理国家，对先帝去世无比悲痛。怀念历世三朝的元老，远在长江之南。认真观察揣摩您的治国方略，仿佛能看到您当年的风姿，哪里知道您去世的消息，竟出现在我居丧期间。为什幺不能长命百岁，我不禁为您流泪！生与死，进与退，谁能违背天意？赠您谥号和送丧之物，发布哀悼褒奖的文字，难道不应由我承担？赠给您太傅的爵位，会聚您儒者的光辉，希望您在天有灵，接受这诏命。 这篇敕文见于《东坡集》，大概是苏东坡所起草的。这确实是苏东坡由衷的话，也是王安石最后的光荣。死后给予的荣幸中有这样的文章，说明公论还没有泯灭。当时熙宁的政策，更改得差不多了，司马光、苏东坡，都是平时排挤王安石最得力的人，然而司马光称他节义过人，极力请求优待和抚恤；苏东坡写敕文，对他的政绩，虽不置可否，而颂扬他的品德，赞不绝口。王安石平时的操行，朋友们是信任的，这一点司马光和苏东坡这样的贤人也是赶不上的。 从此这位绝世伟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只留下他的事业和言论，以供后世史家评说。 （考异十二）与王安石同时的诸贤，除吕诲一人外（吕诲不是正直的人，下一章另论），从没有人诋毁王安石的个人生活品德的，所争论的都在新法罢了。因为王安石的操行，是人们所共同信任的。自从杨时、邵伯温、范冲、魏泰这些人出来，才开始污蔑王安石，无所不至，而还把他们所说的话一一都托给别人，目的是让人相信，于是就有了苏洵的“辩奸”理论，有苏东坡、谢张、张方平作《老泉墓表》这样的文章，又有司马光的《日录》、《涑水纪闻》等书，都描写王安石的丑态，读起来，数千年来穷凶极恶的小人都比不过王安石了。假使这样的文章果然是出自苏洵、苏东坡、司马光之手，那幺王安石的晚年，苏东坡多次和他交游，向往备至，都可以在东坡集中看到，苏东坡这样甘于在一起的，正是他父亲骂为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不近人情为大奸恶的人，而东坡则是被称为稀世异人学贯千古卓绝的行风动四方的人，他明目张胆与其父为难，还能做人子吗？至于司马光《与晦叔书》，既说王安石节义过人的地方很多，又考虑到反复的小人，会诋毁他的一切，那幺后来的事，司马光应该是知道的。如果真像《日录》和《涑水纪闻》中所写，那幺王安石的为人，大概猪狗不如，还有什幺节义可说呢？况且他所说的反复之人诋毁一切的，不就是自己这样做了吗？蔡上翔极力辨别这些文章都是南宋之后的小人所伪造，可以说是独立的见解。不仅为王安石雪冤，也为司马光、苏东坡等诸贤雪冤。只恨谬误的说法流传，人们习惯了错误的，就把正确的放在一边，元代的那些粗陋儒者，将这此采入正史，于是成了铁案，没有人敢怀疑，以至于让稷、契这些贤人与共工同欢，将夷、齐指责为盗跖，公论没有了，人道也就差不多停止了。我难道是好辩吗？我是不得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