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忠臣与良臣

文天祥者，宋朝灭亡时之忠臣也。或曰忠臣可以救国，而文天祥不能救宋祚之危亡；忠臣可以御敌，而文天祥不能御元兵之侵掠。是则忠臣者，徒为一己之名，而无补于时局者欤。曰恶，是何言？忠臣所在之国，其国虽亡，犹凛凛有生气。后世读史者，犹不敢轻量其国也，而谓无补于时局耶。至国有忠臣，仍不能挽回其气运，此则国君之罪，而忠臣固不任其咎。 君子之出仕也，为利国利民，而非为利己。不以其道，则不仕于朝。如伊尹之于汤，诸葛亮之于先主，三聘而后去有莘之野（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今山东兖州府曹县北有莘城古华国）、弃南阳之庐（诸葛亮躬耕南阳。在今湖北襄阳县）。既仕矣，不以其道，即奉身而退。如孔子之为鲁司寇（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朝，孔遂行）、孟子之历游齐梁（孟子在齐梁，皆以时君不用其言，不愿出仕），皆难进而易退。然其时，为宫室之美、妻子之奉，而求功名之人，方与君子争位置。君子拙而小人巧，君子迂而小人捷。故君子与小人同时求官，小人有必胜之算，君子有必败之机。以是君子常隐，而小人常显。及至小人在位，灾害并至，人君始悟其奸，退小人而进君子。则国事已败坏而不可收拾，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譬如病者，已误于庸医，六脉既绝，乃求扁鹊（古之良医也），其可及乎？良医不能活已死之人，犹之忠臣不能救已亡之国。不能活已死之人，不害其为良医也。不能救已亡之国，不害其为忠臣也。 宋自高宗南渡以后，内乱蔓延，敌国凭陵。宋之小朝廷，日在漂摇风雨之中。引用君子，犹恐不足以救危。然其时之在朝者，果何种人物乎？用黄潜善、汪伯彦，而李纲、宗泽退矣；用秦桧，而岳武穆死矣；用韩侂胄，而太学儒生十六人杀矣；用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内之诛锄忠良，外之玩寇兴戎，而事已大坏矣。文文山起兵勤王，已在帝隰之时（隰，开颢。帝隰，庙号恭宗，年号德祐，即位时方四岁，谢太后临朝），距宋之亡，不及二年。而犹有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诸人，防之如敌国。文山纵有奇才，亦难发展其抱负也。 夫人之敢于冒险，而锐志以赴其目的者，为冀其万一之成功也，所谓希望是也。非甚懦弱无志之人，大抵皆有此心。当宋之季，虽草野之人，亦知宋祚之不保，无所用其希望矣。常情度之，为文山者，伏处乡里，弃官归隐可也。宋亡之后，不受蒙古之禄，不拜蒙古之官，黄冠草履，作一平民可也。乃文山皆不出此，明知大势已去，而又出师勤王。勤王兵败，为元人所缚，明知必无济矣，复乘间逃归，作最后之决战。决战又败，元人囚以槛车，遣之燕都（今北平也）。新朝之君相，百计劝降，而卒不肯降。幽囚数年，元帝不忍杀之，亦不忍臣之，有可生之机矣，而卒不肯生，至于身死柴市，而其所负之正气始完。死之日，宋亡七年，崖山亡又五年矣。即不死，亦谁得而讥之者？人皆以一死为惧，彼反以一死为慰，是亦不可以作千古忠臣义士之模范也哉。 语曰：“愿为良臣，毋为忠臣。”言才识之士，际会时机，发号施令，亲睹太平之化，臣主俱荣，身名俱泰；而不愿有如文山之结局，国破家亡，首领不保，徒以忠肝义胆，照耀史册也。然国运不能有成而无败，时会不能有通而无塞。 吾人宁可不遇文山之事于此生，而不可不存文山之气节于胸中。今日世变益亟，患难愈多，稍一不忍，即有亡国灭种之祸。更不可不学文山之爱国，而巩固国基于平时，以无蹈宋季之覆辙也。 【批评】 古有句云：“慷慨捐生易，从容就义难。”文天祥之不可及处，即是元人不欲死之。而彼必求一死，所谓从容就义也。比明季之史可法，尤难一著，可算得千古一人。 战国时，淳于髡以孟子在齐，齐国依然不振，以为贤者无益人国。孟子对以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此非孟子之聊以解嘲也，事理实是如此。文天祥之于宋帝，相遇已晚，无力回天。设竟如洪承畴之仕清者而仕元（洪承畴，明季大臣，兵败降清，为佐命之臣，死后入《贰臣传》），则其设施，必然可观。非人之前愚而后贤，用与不用也。 古之爱国者，莫如楚人屈原。当楚怀王在位，亲小人，远贤臣，国势日衰。屈原谏之不听。为屈原计者，亦可已矣。乃竟自沉于汨罗之河以死，为不忍见祖国之灭亡，而宁先死以避之也。若文天祥之志节，则又进一步矣。文氏常谓此身未死以前，皆是报国之日（见指南录自序）。故临安失守不死（帝显时，临安之都城不守，宋灭亡），崖山投海不死（宋亡，张世杰奉帝昺航海至广州之崖山，元张弘范攻之，帝昺投海而死），至元之基业大成，宋之宗室尽亡，决无楚项羽卷土重来之机（项羽以八千子弟渡江而西，后败于乌江，唐杜牧吊之云：“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夏少康一旅中兴之望（夏朝被篡于羿，少康以一旅中兴。古法以军五百人为旅），始可死而无憾矣。其志之远大，节之坚忍，又非屈原之所能及。 文天祥，是宋朝灭亡时的一个大忠臣。有人说忠臣可以救国，但文天祥却没能挽救宋朝的危亡；有人说忠臣可以御敌，但文天祥却没能抵御元兵的侵掠。这样，忠臣便只剩下了一个名声而已，而对于当时的时局却没有一点用处。唉！这说的是什么话呢？忠臣所在的国家，其国家虽然灭亡了，但还凛凛有生气。后世读史的人，还不敢轻易评量他的国家，而只是说这无补于时局。至于国家有了忠臣，却仍不能挽回国家气运的情况，这主要是国君的过错，而忠臣本来就不应承担这个责任。 君子出来担任官职，是想利国利民，而不是为了利己。如果不采用他们的方法，那么他们不会出任朝廷官员。例如伊尹辅助汤，诸葛亮辅助先主刘备，都是多次邀请后才离开有莘之野（伊尹在有莘的郊野耕作。今山东兖州府曹县北有莘城古华国）、放弃南阳之庐（诸葛亮躬耕南阳。在今湖北襄阳县）而出任朝职的。出任官职后，不采用他们建议的，他们便抽身而退，如孔子当时出任鲁国司寇（季桓子因为享乐于齐国的歌舞和女色，三天没有上朝，孔子于是离开了）、孟子游历齐梁时（孟子在齐梁，都因为当时的君王不采纳他的建议，所以不愿出仕为官），都因为当时君主难以进言而马上离开。然而在当时，为了宫室之美、妻子之奉，而自求功名利禄之人，才会与君子来争夺位置。君子在这方面显得笨拙而小人却会取巧；君子显得迂阔而小人却敏捷。所以君子与小人同时求官时，小人有必胜的把握，而君子是必败的结果。因此，君子常常退隐，而小人常处显位。等到小人上位后，灾害一起到来时，君主才意识到小人的奸邪，远离小人而亲近君子。但是这时国家朝政已经败坏而不可收拾，即使有大能力者，也没有办法挽回了。譬如一个病人，已因为庸医而耽误了治疗，人体六脉已经断绝，才去求神医扁鹊（古代医术高明的医生）治疗，扁鹊还能治好吗？神医无法救活已死的人，就像忠臣无法救治已经灭亡的国家。不能救活已死的人，不能怪罪良医的责任；不能挽救已经灭亡的国家，不能说忠臣就不是忠臣。 宋朝自高宗南渡以后，内乱蔓延，外患紧逼。可怜的宋朝这个小朝廷，无日不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就算是起用君子治国，恐怕也不足以挽救国家危亡。然而当时在朝为官的，真正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当时高宗起用奸臣黄潜善、汪伯彦等，以致忠臣李纲、宗泽不能立足于朝；任用秦桧，而导致岳武穆被害；听信韩侘胄，而导致太学儒生十六人被杀；任用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等大奸臣，对内诛除忠良，对外消极抗敌，引发战端，以致国家根本败坏，无可挽回。文天祥起兵勤王时，已是帝隰在位之时（隰，开颢。帝隰，庙号恭宗，年号德祐，即位时刚四岁，谢太后临朝听事），距宋朝灭亡，不到两年。而当时还有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等人，防备他就像防敌人一样。文天祥纵使怀抱奇才，也难以施展他的抱负，以挽救危亡了。 人之所以敢于冒险，而且立志全力以赴要达到其目的，为的只是想那万分之一成功的机会，这也就是所谓的希望。只要不是十分懦弱无志的人，大抵都有这种想法。当时的宋朝，即使是草野之人，也知道宋朝的江山无法存续了，已没有任何希望可言。以常情来看，作为文天祥这样的人，隐居在乡里，弃官归隐便行了。 宋朝灭亡之后，不接受蒙古国的奉禄，不做蒙古国的官员，黄冠草履，作一介平民就行了。但文天祥都没有如此。他明知宋朝大势已去，却仍出师勤王。勤王兵败后，为元人所擒，明知已没有什么用了，仍寻找间隙逃了回来，准备作最后的决战。决战又失败了，被元人囚禁在槛车里，押送往元都燕京（今北平也）。元朝的君王承相，千方百计想劝降文天祥，但最终也没有成功。文天祥被囚禁了数年，元朝皇帝不忍杀他，也不忍心让他为臣了，因此他仍有活命的机会。但他最终没有选择苟且偷生，最后身死柴市，而他所背负的正气才算完结。死的那天，距离宋朝灭亡已经七年，距离崖山战役结束也五年了。即使他得以不死，又有谁能够讥笑他呢？人都把死看作是恐惧的事，而文天祥反以一死作为慰藉。这不也一样可以作为千古忠臣义士的模范吗？ 俗话说：“希望做个良臣，不愿做忠臣。”意思是说一般有才识的士子，当碰上好的时机，他们发号施令，亲眼见证国家的太平盛世，君臣都显荣贵，身体安康、享有声誉。因此他们大都不希望有像文天祥这样的结局，国破家亡，性命不保，只剩下了忠肝义胆，照耀史册。然而一个国家的运数不可能只有成而没有败，时机不可能只有通顺时而没有不畅的时候。我们宁可此生不要遇上文天祥这样的事，但不能不心存文天祥这样的气节。今天的世道变换更是频繁，灾患险难更多，稍一没忍住，便有亡国灭种的灾祸。我们更不可不学习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应当在平时注意巩固国家基础，以避免重蹈宋朝亡国的覆辙。 【评论】 古人有句话说：“慷慨捐生易，从容就义难。”文天祥这种让人难以企及的从容就义的精神，便是元人不想处死他的原因。而他决心只求一死，就是无所畏惧地为己义而死。与明朝末年的史可法相比，尤难以赶得上，可算得上是千古一人了。 战国时期，淳于髡因为孟子在齐国为官，而齐国依然没能振兴，因此认为贤者对于国家无益。孟子便以虞国不任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任用他后而称霸战国来回应他。这并不是孟子的自我解嘲，而事理上也是如此。文天祥对于宋帝来说，相遇并起用他太晚了，已无力回天。假如他最终像洪承畴降清一样而降元出任官员（洪承畴，明末大臣，兵败降清，被委以重任，死后入《贰臣传》），那么他最终的结果，必然可观。这并不是说谁愚昧谁贤能，而是用与不用的问题。 古时候的爱国者，莫过于战国时期楚国人屈原了。当楚怀王在位时，亲近小人，远离贤臣，导致国势日益衰退。屈原多次进谏，怀王不听。要是为屈原自己考虑，这样也就算了，但他竟然自沉于汨罗河而死。这是因为他不忍心见到祖国的灭亡，而宁愿自己先死，以避免自己亲眼见到国家的灭亡。而像文天祥的志节，则又比他要进一步了。文天祥常说，只要这个身躯没有死亡以前，就都是报国的时间（见《指南录》自序）。所以，在临安失守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死（宋恭帝时，都城临安被攻破，南宋灭亡），崖山战役皇帝投海后他没有选择死（宋亡后，张世杰奉帝昺航海至广州的崖山，元朝的张弘范攻击他，帝昺投海而死），到元朝的基业大成、宋朝宗室全部灭亡了，已绝对没有楚国项羽那样卷土重来的机会（项羽率领八千子弟渡江西向，后败于乌江。唐杜牧吊之云：“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没有夏少康以一旅之人而中兴的希望（夏朝被羿篡位，少康帝率五百人中兴夏朝。古法以军五百人为旅），他才觉得可以死而无憾了。其志向之远大，节操之坚忍，又非屈原所能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