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勤王

专制之弊，至宋季而极矣。神奸巨蠹，相望于朝。人君日日求治，而为此辈所蔽。虽欲求治，其可得乎？贾似道为断送南宋最后之一人。彼一日在位，正人君子，即一日不能相容，文山之所以高蹈而不顾也。夫抱热心救国之志，不得居乎朝市，而匿居于空山无人之中。其感喟不平之心为何如哉！ 临安之都，恃长江为屏蔽，而湖北之襄阳、樊城，扼水陆之冲。此而不守，则长江皆失其险矣。此地理上一定之形势也。元将围襄阳五年，守将吕文焕，百计御之，久困援绝。文焕每一巡城，南望恸哭，告急于朝，贾似道匿不以闻。先是元将阿尔哈雅（旧作阿里海牙，今依辽、金、元国语考改正）攻樊城，得西域人所献大炮，破樊城。至是移之以向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震雷，城中汹汹，势不能守。吕文焕遂以城降。元主拜文焕为襄汉大都督，长江诸郡大震。时则度宗十年也（咸淳十年）。 文山以度宗九年，起为湖南提刑，平邵永（邵阳、永州，皆今湖南地）巨寇，道路肃清。见故相江万里（字子远，都昌人，后殉国难）于长沙。万里素奇文山志节，语及国事，愀然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寥寥数言，而忧国之念，相赏之情，千载下如见其心，如闻其语。然此时贾似道犹当国，文山郁郁不得志，乞本省一郡，以便养母，遂知赣州。 元兵得襄阳，犹不能渡江，其将巴延急攻郢州（今湖北安陆县）。时张世杰（字君实范阳人）为郢州守，预在汉水南岸，横铁絙，锁战舰，密植桩木，水中夹以炮弩，其要津皆施杙（杙，音弋，小木桩也），设攻具。元军袭城，世杰力战，元军不能前。巴颜（巴颜，蒙古人，元平宋时唯一之功臣也。旧译作伯颜）潜兵入汉，屠沙洋（镇名，在荆门州柬南，临汉水上），袭青山（青山矶，在武昌东，北滨长江），乃渡江围汉阳，趋鄂州（今武昌府），权守张晏然遂以州军降。巴颜命阿尔哈赤以四万人守鄂，规取荆湖，而自率大军，与阿珠东下，直犯临安。至此而宋之国运，如大梦之乍醒。宋之弱点，如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刺秦王，藏匕首于地图之中。秦王览图翻至末叶，遂见匕首），虽欲更偷须臾之安，而不可得矣。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景（金主临安之语），黯然而无色。芙蓉阁、香兰亭（理宗宠内侍，董宋臣巢筑芙蓉阁、香兰亭，玩倡优、傀儡，不以国事为意）、葛岭之楼台，多宝之玩好（贾似道造第于西湖之葛岭。宋人所谓春风杨柳太师桥者也。秋来兴群妾，踞地斗蟋蟀于其中，酷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皆有不能长保之势。 德祐元年（帝元年），诏天下勤王。文山本文臣耳，未尝身列行间，有兵事上之阅历也。既奉勤王之诏，忠义奋发，涕泣不能仰。乃发郡中豪杰，及吉州兵，士民皆响应，数日之间，已集万人。此皆非训练有素之师，徒以忠义号召也。其能与蒙古一战与否，尚未可知。不意朝中更有沮之，而使之不得一战者。 朝廷闻文山慷慨勤王，甚喜。命为江西安抚使，权兵部侍郎。盖左相王爚（字仲潜，新昌人）之力也。文山将率兵入卫，而右相陈宜中（字与权，永嘉人。宋亡，遁至暹罗，死于其地）殊不欲，王爚罢职。京中太学生上书讼宜中奸邪误国，亦无效。及留梦炎代宜中为相，有党于江西制置黄万石。梦炎奏召万石入卫，以文山移屯隆兴（今江西南昌府），经略九江（今江西九江府）。 未几，京师之情势益危。将亡之国，君昏于上，臣蔽于下。一旦事急，则如人之将死。苟可以免死者，无不欣然为之，而不复有所顾忌矣。于是急召文山，率兵至京。其友止之曰：“今元军逼京师，君以新募之兵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与猛虎斗哉。”文山曰：“吾岂不知。第以祖国亡在旦夕，而天下之兵，无一人一骑赴救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如此则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国可保也。” 军将行，粮饷无所出，文山尽以家资为军费。每与宾佐语及时事，辄流涕抚几言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闻者为之感动。时贾似道已遭斥罢，王爚、陈宜中为左右丞相，并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拜文山权兵部尚书。恭宗元年（德祐元年）七月七日，大兵发吉州。八月，至阙下，驻兵西湖上。九月，命知平江府事（平江今江苏吴县）。十月十五日，入府视事，遣军解常州（江苏今武进县）之围。政府以独松关急（独松关，在今杭县西北独松岭上，为江浙二省之要隘），趣师入卫，第吴门空虚，文山愿分兵戍守。乃朝旨一再敦促，卒弃平江，趋临安。去三日而平江为元所得。都人大骇，议文山不应弃平江。文山乃出两府决弃平江之札，榜示朝天门，谤议始息。 【批评】 火药大炮，不独元军有之，宋军亦有之。是火药之发明，固出于中国也，惟新式之炮创于西域耳。当时之所谓西域，即今之欧洲各国也。发明火药，约在民国前六百五十年。后来欧洲诸国，得其制造之法，发辉而光大之。至于今日，中国反仰其供给矣，是可叹也。 襄阳将破之前，李庭芝使统制张顺、张贵，将兵救之。其兵虽败，而二张冒险之精神，亦卓卓可传。记之如下： 李庭芝（字祥甫，随县人，为扬州制置使。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城亡死之）欲救襄阳（度宗六年，以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探知襄阳西北，有河曰清泥河，发源于城之西北，东流入汉。于其上流，暗中造小船百艘，以三舟为一联，中一舟装载，左右两舟，则虚其底而覆掩之。既成，乃出重赏募死士，得两湖民兵之勇敢善战者三千人；求将，得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举之为都统。顺身材短小，而贵家有竹园，军中皆呼曰矮张贵，竹园张顺。二张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急去，毋坏吾事。”三千人皆愿从。于是诸舟顺流而下。夜半，已入汉河。薄元军，以红灯为号，矮张先登，竹园张次之。乘风破浪，直犯重围，大败元兵。天明，抵襄阳城下。城中久不见救兵，闻顺等至，其欢喜之状，一时无可拟者。及收军，未亡一人，而独不见顺。过数日，乃见其尸，浮出水上，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贵入襄阳，守将吕文焕留之。贵恃其勇，仍欲冒险还郢（今湖北钟祥县）。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持蜡书（以信封于蜡中，则水不能伤也），至郢乞范文虎来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连锁数十里，密插木桩，虽鱼虾亦不得过。二人携锯而行，遇桩即锯断之，竟达郢。范文虎许发兵五千，驻襄阳县东南之龙尾洲，以助夹击。刻日即定，张贵即别文焕东下。乃其事为元之侦候所知，先据龙尾洲，以逸待劳。贵与战而困，且出于不意，所部杀伤殆尽。贵身被数十创，力不能支，遂被执。元将欲降之，贵誓不屈，乃见杀。吕文焕为二张立庙于襄阳，号曰“双忠”。 樊城之战守，亦宋元间之大事也。樊城被围四年，守将范天顺（文虎之姪）、牛富（霍邱人）力战不为屈。富又数射书襄阳城中，约吕文焕相与固守，为唇齿。襄樊两城，相隔以汉水。文焕于汉水中造浮桥，以通援兵，樊城亦恃此为固。后元兵冒死烧浮桥，断襄樊之援，力攻樊城，城遂破。天顺仰天叹曰：“生为宋人，死为宋鬼。”自缢而死。牛富率兵巷战，元兵死伤者不可计。渴饮血水，然无退志。富身被重伤，遂死。裨将王福见富死，叹曰：“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亦奋斗而死。 襄樊险要之地，以吕文焕、范天顺、牛富守之，诚得人矣。于时贾似道当国，两城死伤山积，日夜告急，而彼酣歌恒舞，不以为意。“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能不为之太息哉？ 吕文焕守襄阳，困守五年，非忠勇过人者不能。乃以恨贾似道奸邪之故，竟降于元，其后大为宋患。与文山相比，则一贤一不贤，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 文山以新募之兵，入都勤王，其对客云云，即诸葛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覩”之意也，读之令人流涕。 专制之国，社会望治之心，皆注于皇帝一人，故皇帝为社会之中心。如皇帝亦以国民为中心，则天下治矣。无如皇帝之中心，则注于宫室服御之好，而不注于民。故一有危急，则外县可失，而京城不可失。如宋季之弃襄阳、樊城、平江，而独保临安是也。唇亡齿寒之道，固非彼所知矣。 专制的弊害，到宋朝时候，可谓达于极点。奸臣当道，相望于朝，蒙蔽皇上。皇上天天想着如何治国，却被这些人蒙蔽。虽想要求得天下大治，他能够实现吗？贾似道便是断送南宋的最后一个人。他在位一日，正人君子便一日不能被容纳。所以像文天祥那样有才干的人，也只好高蹈远避了。他抱着热心救国的志愿，不能施展于朝廷，而只能隐藏在空山无人的地方。他感慨不平的心，想想该是何等的强烈啊！ 临安的形势，是专靠长江做屏蔽的；而湖北的襄阳、樊城，是扼守水陆交通的要道。假如这个地方不能保守，长江的险要便都失去了。这是当时地理位置上的形势。那时元将围攻襄阳经过五年之久，襄阳守将吕文焕，百计抵御，才能勉强挣扎着而没有被攻破，但是久困在城中，外面没有救援，危险已极。吕文焕每次巡城，都是望着南方失声痛哭。他告急的文书，送到朝中，都被贾似道隐瞒着，没有奏知皇上。起初，元将阿尔哈雅（旧作阿里海牙，今依辽、金、元国语考改正）攻打樊城，凭借着西域人所造的大炮，攻破了樊城。至此，元将又把攻打樊城的大炮移来攻打襄阳，一炮击中城门上的鼓楼，声如震雷，吓得军民人等，心胆俱碎，全城汹汹，其势不能再守。吕文焕不得已，便献城投降了。元主便拜他为襄汉大都督，长江各郡都大震恐。其时正是度宗十年（咸淳十年）。 文天祥于度宗九年，出任为湖南提刑（官名），剿平了邵阳、永州（今湖南地方）地区的巨寇，肃清了来往道路，便利地方安靖。当时他在长沙见到了以前的丞相江万里（字子远，都昌人，后来死于国难）。江万里一直佩服文天祥的志节。他们谈及国事，江万里现出忧愁的颜色道：“我已经老了！照现今的天时人事看来，当有变故。我见过的人已经很多了，我看匡时救世的责任，还是在你身上啊！你勉力吧！”他这寥寥的几句话，把他的忧国之念和赏识文天祥之情，显然地表露出来了。但是这个时候，贾似道掌握着朝政，文天祥郁郁不得志，只得乞求朝廷给他到本省去做一个郡守，以便赡养老母，朝廷便派他做了赣州知府。 元兵攻下襄阳后，仍没有办法渡过长江，他们的将官巴延，便率军急攻郢州（今湖北安陆县）。那时张世杰（字君实，范阳人）为郢州太守，他预先在汉水的南岸，横系铁链，锁住战舰，又密集地打了一排排木桩，在水中夹放着炮弩，所有的要津，都打上了小木桩和攻击敌人的各种设备。元军攻城时，张世杰竭力应战，元军不能前进。元将巴颜（蒙古人，是元人得宋朝天下时的唯一功臣，旧译作伯颜）暗中派兵入汉水，屠杀了沙洋镇（镇名，在荆门州东南，临汉水上），袭取了青山矶（青山矶，在武昌东北，滨长江），随后便渡江围攻汉阳，逼鄂州（今武昌）。鄂州守张晏然率领州军投降。巴颜命阿尔哈赤以四万人守鄂州，谋划袭取荆湖。他自己统率大军与阿珠东下，直犯临安。至此，宋朝的国运，便如大梦初醒；宋朝的弱点，也如图穷而匕见（荆轲刺秦王，把匕首藏在地图中，秦王看地图翻到最后时，匕首便露出来了），即使还想要偷得片刻的安宁，却也不能够实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景（金主临安之语），已是黯然无色；芙蓉阁、香兰亭（理宗宠内侍，董宋臣巢筑芙蓉阁、香兰亭，玩倡优、傀儡，不把国家大事当回事）、葛岭的楼台，多宝亭的奇物珍宝（贾似道在西湖边上的葛岭建造府第，宋人称之为“春风杨柳太师桥”。秋天的时候，他率领一大群妻妾，在那里斗蟋蟀。他特别酷爱珍宝玩物，修建了多宝阁，每天都要来看看），都出现了不能长期保存的态势。 德祐元年（恭帝元年），恭帝下诏天下救援皇室（以兵救援王室叫勤王）。文天祥本是一个文臣，从来没有过军队的生活经历，更没有军事上的阅历。但是他奉了勤王的诏书之后，忠义奋发，痛哭流涕，便召集郡中的豪杰和吉州的兵士准备勤王，各处都纷纷响应，几日之间，便已经集合了万人。这班人，都不是经过训练的战士，不过是受忠义之心的号召而聚集的人。他们能否和蒙古军一战，还在不可知之数。不料朝中还有人阻挠他们，使他们连一战的机会都没有！ 朝廷听得文天祥慷慨勤王，很是喜悦，便命他做江西安抚使，暂兼兵部侍郎。这都是左丞相王爚（字仲潜，新昌人）的力量。文天祥准备率领兵士入朝护卫，不料右丞相陈宜中（字与权，永嘉人。宋朝灭亡后，逃遁到暹罗，后来死在那里）不想要他来，王爚因此而辞职。京中的太学生上书状告陈宜中奸邪误国，也是没有效果。等到留梦炎代替陈宜中为相，他与江西的制置（官名）黄万石私交甚好，因此他奏请召黄万石入京保卫，将文天祥的部队移驻隆兴（今江西南昌），治理九江（今江西九江府）。 没过多久，京师的情势便更加危急。一个将要灭亡的国家，国家君王昏庸无能，朝廷大臣则事事欺瞒不报。一旦事态恶化，大家便像快要死亡之人一般。如果可以免除死亡，他们没有不高兴去做的，而不再有一点点顾忌。于是恭帝急忙下令召文天祥，让他率兵至京护卫。他的朋友劝阻他说：“现在元军逼近了京师，而你以刚刚招募的新兵去保卫京城，这与驱赶群羊与猛虎战斗有什么区别呢。”文天祥回答说：“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呢。但现在祖国灭亡就在旦夕之间，而天下的兵马，没有一人一骑赶赴救援的。我很痛恨这种行为，所以不自量力，而只能以身殉国。这样一来，天下的忠臣义士，就会有闻风而起的。正义凛然，谋划就能成立，人员众多功业就能圆满。这样国家就能够保住了。” 军队即将出行了，但粮饷却没有着落，文天祥于是将全部家产捐为军费。每次与幕宾佐吏谈及时事时，他便抚着几案，痛哭流涕道：“享受了人家的快乐，便要为别人分忧；吃了别人的东西，就要用生命去报答。”听了这话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当时贾似道已经遭受罢斥，王爚、陈宜中为左右丞相，并兼任枢密使，都督各路军马，拜文天祥为兵部尚书。恭宗元年（德祐元年）七月七日，文天祥率大军兵发吉州。八月，到了阙下，驻军于西湖上。九月，被任命为平江府知府（平江今江苏吴县）。十月十五日，他进入平江府视察履行职事，派遣军队解了常州（江苏今武进县）之围。当时政府认为独松关危急（独松关，在今杭县西北独松岭上，为江浙二省之要隘），催促文天祥率军救援，但是当时吴门也空虚。文天祥本想分兵戍守两地，但是朝廷旨意一再催促他，最终他放弃了平江，奔赴临安。离开三天后，平江便被元军所占。都城的人听后大惊，谤议文天祥不应放弃平江。文天祥于是拿出两府决定放弃平江的书札，张贴在朝天门示人，谤议才慢慢停息。 【评论】 火药大炮，不仅仅只有元军有，宋军也有。火药的发明，本来出自中国，只是新式的火炮是西域之人创造的。当时的所谓西域，便是指现在的欧洲各国。发明火药，大约是在民国前六百五十年。后来欧洲的各国，得到了火药的制造方法，并将其发扬光大。到了今天，中国的武器火药反而要仰仗欧洲的供给了，这真是可悲可叹啊。 在襄阳城快被攻破之前，李庭芝派遣统制张顺、张贵，率兵前往救援。后来虽然他们兵败，但二张的冒险精神，却是高超出众。可以传颂。现在他们的事迹记述如下： 李庭芝（字祥甫，随县人，是扬州制置使。益王派人以少保左丞相的职位召他，城破后殉难）想要救援襄阳（度宗六年，以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探知在襄阳西北，有条河流叫做清泥河，发源于襄阳城的西北，向东流入汉水。他便在清泥河的上流，暗中派人制造了百艘小船，以三艘舟为一联，中间的一艘舟用来装载人物，左右两侧的舟，底是空的，上面虚掩着。等船全部造好后，于是出重赏招募死士，得到两湖勇敢善战的民兵三千人；又访求将领，得到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二人，便举荐他们为都统。张顺身材短小，张贵家中有竹园，因此军中都叫张顺为矮张顺，叫张贵为竹园张贵。二张就职后，便出令道：“我们此去，是拼死命的。你们如果不是出于本心，可以赶快回去，不要在这里坏我们的事。”三千人都愿意跟从他们前去。于是大家乘着小船顺流而下，到半夜，已经进了汉河，直逼元军。他们以红灯为号，矮张在先，竹园张在后，乘风破浪，直犯重围，把元兵打得落花流水，大败奔逃。天明时，便抵达了襄阳城下。城中的人，很久没有见到救兵，听说二张等救兵到来，他们的喜欢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来形容。等到收兵的时候，查点人数，不伤一人，独不见张顺。过了几天，才看见他的尸首浮出水面，身上中了四枪六箭，怒气勃勃的样子仍如生前一样。张贵进了襄阳城，吕文焕留他暂住，他自恃勇敢，仍想冒险回郢（现在湖北的钟祥县），便募到两个善泅的人，能够在水中伏处几天。叫他带着蜡书（将信封在蜡当中，以免被水浸湿），到郢州求范文虎来救。元兵自从被二张打败后，增兵防守，比较以前更加严密，水路连锁数十里，密密地插着木桩，就是鱼虾也跑不过去。两个善泅的人带着锯子，遇着木桩，便把它锯断，经过无数的艰险，终于达到了郢州。范文虎允许发兵五千人驻扎襄阳县东南的龙尾洲帮助夹击。期限既经约定，张贵便辞别吕文焕东下。不料事机不密，竟被元兵的侦探知道了。元兵便先据龙尾洲，以逸待劳。张贵和元兵大战被困，他的部下差不多杀伤尽净。张贵身上受了十几处伤，力不能支，便被元兵捉住。元将看见他奋勇善战，很爱惜他，便劝他投降。他誓死不屈，于是被杀害了。吕文焕为二张在襄阳立了庙，称为“双忠”庙。 樊城的攻与守，对于宋和元来说也是大事。樊城被围困了四年，守将范天顺（文虎之姪）、牛富（霍邱人）力战元军而不屈。牛富又多次用箭将书信射入襄阳城中，与吕文焕约定一起固守，互为唇齿。襄、樊两城，相隔仅汉水。吕文焕在汉水中建造了浮桥，以相互通援兵，樊城也凭借此而防守更加牢固。后来元兵冒死烧毁了浮桥，断绝了襄樊的援助，并猛烈攻击樊城，樊城最终被攻破。范天顺因此仰天长叹道：“我生为宋人，死后也是宋鬼。”于是自缢而死。牛富率兵与元军展开巷战，元兵死伤者不可计数。他们渴了就饮血水，但没有一点退缩之意。牛富被重伤，最后因此而死。他的裨将王福见他死了，叹息道：“将军因国事而死，我又怎么能独活呢？”于是也力战而死。 襄、樊两城为险要之地，以吕文焕、范天顺、牛富来守卫，确实是用对了人。当时是贾似道在朝掌政，两城的死伤人员如山堆积，日夜告急，但贾似道却沉醉于歌舞，不以为意。正如高适在《燕歌行》中写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能不为他们叹息吗？ 吕文焕守卫襄阳城，坚守了五年，这不是忠勇过人者所不能做到的。但他因为憎恨贾似道奸邪，最后竟然投降了元朝，成为了宋朝的大患。与文天祥相比，他们一贤一不贤，他们之间的差距简直无法计算。 文天祥以新募的兵勇，进入都城勤王。他对宾客们常流露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覩”的意思，读了令人流泪。 在一个专制的国家，社会期待国家得到治理的愿望，都倾注在皇帝一人身上，所以皇帝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如果皇帝也以国家百姓为中心，那么天下就能得到治理了。如果皇帝没有以国家为中心，便会只专注于宫室之美、服饰之好，而不会关注民生。所以国家一有危急，便会认为外围的府县可以丢失，但京城是不可以丢失的。像宋朝末年丢弃襄阳、樊城、平江城，而独保临安城就是这样。唇亡齿寒的道理，不是他们这些人所能知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