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五公子

当时公子之以好客名天下，知与不知，莫不艳称之者。在齐有孟尝君（名文，田婴之子），在赵有平原君（名胜，赵惠文王弟），在魏有信陵君。门下食客，常数千人，其声望虽敌国亦畏之。即不任职，而国之大事，无不与闻。既闻，则归与其客，反复熟虑。人君采而用之，无不中款。亦有寒士起家，位至将相，倾慕诸公子之高风，而与起者，各国皆有。楚之黄歇（楚人也，相楚顷襄王，号为春申君），秦之吕不韦(阳翟大贾也，相秦庄襄王，号为文信君)，其尤著者也。《史记》春申君、吕不韦本传，皆言黄、吕自羞以秦楚之强，不如平原、信陵，尊贤下士。因亦设馆招贤，而厚遇之。此尤今日甲国行一善政，乙国亦急起直追，以为抵制也。其关系之重如此。 然而五君之中，未可一概论也。五君者，其侠同，其功异；其下士同，其知士异，其能得士亦异。太史公各为五君列传，而于信陵君则赞曰：“吾过大梁之墟，求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祀不绝也。”抑扬抵徊，其推崇为独至。综五君之行事而评论之，则夫好士之诚，收效之大，举无有如信陵君者也，次平原，次春申，而孟尝、文信无取焉。 何以明其然也？四君皆齐、楚、秦、赵之相国也。国被难而拯之，若援饥溺，相国之责任宜然。信陵，大梁一公子耳，居魏未相魏，居赵十年未相赵。顾始以救魏之故，椎杀晋鄙以存邯郸，不忍见先王宗庙之夷，自赵趋魏，而破秦军于河外，厥功大矣。彼其所下者，侯生、朱亥、毛公、薛公之徒，皆能明大义以完人国者，可不谓智乎？绝口不言救赵之功，而仅受其汤沐。魏信秦间，自甘屏废，可谓知有义而不知有利，知有公而不知有私者也。 更如平原君门下，有一毛遂而不知，必待其自荐而与俱至楚，此已暗于知人矣。毛公、薛公，俱赵之贤士，而平原不礼焉。故信陵曰：“平原徒豪举耳(顾炎武《日知录》曰：谓特貌为豪杰举动，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不求士也。”史言：“赵客之至楚者，皆以瑇瑁为簪，饰刀剑之宝以珠玉，欲以夸示于楚。春申君令其上客尽蹑珠履，赵客见之，乃大惭。”楚之珠履者，予不知其何人。然贤如荀卿，仅令兰陵(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游学于齐。齐人或谗荀卿。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因家焉。李斯尝为弟子。兰陵，今江苏武进县)；智如朱英，终不见用（朱英谓春申君曰：“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其于英不然。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予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魏之日斗也。”楚于是去陈，徙寿春，而秦徙卫，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吴，行相事），则歇之喑于知人，亦胜类也。始而强楚，终而害楚，棘门之诛，不为不幸矣（李园以妹侍春申君，有孕而进之孝烈王。及李园妹生子，遂为太子。园贵显用事，恐春申君泄其隐，遂杀之于棘门之内）。若田文者，既相齐泯，弃而之魏，合四国之兵，促临淄而死王于莒，此乱贼也。即其所饭者，非鸡鸣狗偷之徒，则暴杰子弟，大侠奸人耳。太史公谓薛俗与邹鲁殊，皆其客为之。（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率，多暴杰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而王安石亦谓盗在门，则士不至（孟尝君使于秦，秦昭王囚而欲杀之。孟尝使人乞救于昭王宠姬，宠姬曰：“妾愿得白狐裘。”然其裘已献于昭王矣，客有能为狗盗者，乃夜为狗入秦藏宫中，取裘以献宠姬。宠姬为言于昭王，释。孟尝既出，即驰去，夜半至函谷关。昭王悔，使追之。关法须始鸣始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有能为鸡鸣者，鸡尽鸣，遂得出。王安石论之曰：“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所以不至也。”），此确论也。生无尺寸之功于齐，死贻横暴之俗于薛，即平原、春申，已不得较长而比大，而况魏公子乎？不韦以吕易赢，本贾人之故智，收篡国之大利（不韦本阳翟大贾，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时秦王孙子楚质于赵，不韦见之，曰：“此奇货可居也。”遂以孕妾献于子楚，临别谓其妾曰：“苟富贵，无相忘。”复为子楚设计归秦。后为秦王，即孝文是也，妾所生之子即始皇帝。秦本嬴姓，始皇实不韦子，故云以吕易嬴），其所饭之客，亦不知何许人。闭户著书，而传不韦之名，则皆不能与军国大事，而不过充豪门之书记，亦可见已（不韦使其客各著所闻，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凡二千余言，号曰《吕氏春秋》，以其书布于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今以信陵君之一生，介绍于读者，想亦诸君所乐闻者也。 【批评】 战国时养士最盛者，实为平原、信陵、孟尝、春申、文信五君。文信僻在西秦，称之者较少，以是四公子之名独高。然春申实非公子也，至宋犹沿其误，如刘敞有《四公子论》是也。明郭子章独称四君，于义甚允。 天下事，往往行之既久，遂至舍本逐末，与其初意相背驰。如诸君之爱客，初意极善，其后遂流为豪举。惟信陵始终自持，不乖其志趣，所以为高。 太史公敬仰信陵，不为他事，大抵是重其任侠。我先民任侠之风，两汉之时犹未绝也。太史公已有今亡之叹，无论近世矣。奴颜婢膝，相习成风，欲国之不危，得乎？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今犹有传本。其时古本甚多，秦火以后，悉已荡然，化为灰烬。赖此书为之钞撮，因得存什一于千百，故后世考古者重之。盖所重在古书，而非重吕氏之书也。悬千金于咸阳市门，而诸侯游士，不敢改易一字者，实畏其势耳。岂真其书无可议处哉？ 那时候的公子都以好客而闻名天下，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没有不羡慕称赞他们的。当时，齐国有孟尝君（名字是文，田婴的儿子），赵国有平原君（名字是胜，赵惠文王的弟弟），魏国有信陵君。他们门下的食客，常常有数千人之多；他们的声望即使是敌国也畏惧。即使他们不任职，国家的大事，没有他们不参与讨论的。讨论之后，他们就回去跟门客们反复思虑。在意见提出之后，被君主采纳，从没有不被证明是正确的。也有出生于贫穷之家的人，官位做到将相，倾仰羡慕各个公子的高风亮节，然后和他们一起的，各个国家都有。如楚国的黄歇（楚国人，辅佐楚国顷襄王，号称春申君），秦国的吕不韦（阳翟的大商人，秦庄襄王时期当宰相，被封为文信君），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史记》记载的春申君、吕不韦本传，都说黄歇和吕不韦凭借秦国和楚国的强大，却比不上平原君和信陵君尊重贤才，礼遇人士。因此，他们趁机设馆招纳贤才，然后厚礼相待。这就好像今天甲国施行了一个好的政策，乙国便也急着来效仿追赶，以此来抵制甲国。这其中关系的重要性就是如此。 然而五位公子之中，不可以一概而论。五位公子，他们的侠义之气大抵相同，但是他们的目的却不一样；他们礼遇士子之心相同，但他们识别士子的能力不同，他们获得士子的方法也不同。太史公为五位公子分别作了列传，对于信陵君则称赞道：“我经过大梁的废墟，寻求他们所说的夷门。夷门，就是城的东门。天下诸多公子，也有喜好接收士子的人。然而，信陵君亲自到岩穴之处拜访隐者，并且不觉得是耻辱。因为这样，名字列在诸侯之首，名不虚传啊！高祖每次经过这里，都会让当地民众祭奠奉祀他，从未停止过。”进退徘徊间，对他的推崇是独到的。综合五位君子的作为来评论，那么他们对人才的真诚，收到的效益，没有超过信陵君的。然后是平原君，再然后是春申君，而孟尝君和文信君，没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另外四位公子分别是齐国、楚国、秦国、赵国的相国。国家陷入危难后拯救国家，就像是救援了饥饿的人和被淹没的人，这是相国的责任。而信陵君，是大梁的公子，在魏国时没有在魏国当国相，在赵国十年也没有当赵国的宰相。当初他以拯救魏国为由，杀掉晋鄙而保住了邯郸，不忍心见到先王的宗族被灭，从赵国到了魏国，然后在河外击破秦军，他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在他门下的人，如侯嬴、朱亥、毛公、薛公等，都是知晓大义、能成全国家的人，能说他们没有智慧吗？而他一句话也不提拯救赵国的功劳，而仅仅接受了他们的汤沐邑。魏国相信了秦国的离间计，自己甘愿废掉屏障，可以说这是知道道义而不知道利益，知道有国家而不顾及私利的行为啊！ 就像平原君的门客中，有一位叫毛遂的，而平原君却不知道，必须要等到他自荐，而后才和他一起前往楚国。这说明他不擅长识人啊！毛公、薛公，都是赵国的贤才，但是平原君对他们不礼遇。所以信陵君说：“平原君只是举止行为豪放不羁罢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不平常的举动是豪杰的特征，并不是只想要寻求对国家有用的人），而不知道辨识人才。”史书上说：“赵国的人到了楚国，都戴着用玳瑁做的簪子，佩戴着用珠宝装饰的宝剑，想要向楚国夸耀赵国的优越。春申君命令他的宾客们都穿上珠宝修饰的鞋子，赵国的人见到了，自惭形秽。”楚国穿珠宝装饰的鞋子的人，我不知道是些什么人。但是像荀卿那样有才能的人，也仅仅只是个兰陵令（荀卿，赵国人，五十岁时才开始到齐国游学。齐国有人说荀子的坏话，春申君便派他去当兰陵令，于是就定居在兰陵。李斯曾经是他的弟子。兰陵，在今天的江苏武进县）；像朱英一样高明的人，却始终不被任用（朱英对春申君说：“人们都认为楚国本是一个强国，只是因为由您执掌才国势衰弱，但我不这么看。先王在世时，秦国与楚国相友善，二十年间从不攻击楚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秦国要越过黾隘要塞来进攻楚国，十分不便；而要借道西周与东周，背对着韩国和魏国来征伐楚国，又为有后顾之忧不可行。但是现在不同了。魏国朝不保夕，随时都会被灭亡，根本无力顾及属地许、鄢陵，一旦魏国将这两地割让给秦，秦国军队距离楚国的都城陈就不过一百六十里了。我所看到的是，秦楚两国天天陷于相互争斗之中了。”楚国于是将都城由陈迁至寿春，秦迁徙到卫地。春申从此去到他的封国吴地，仍行使相国的职权）。而黄歇不擅长识别人才，也和赵胜一样。开始的时候壮大楚国，最后使楚国衰弱，在棘门被杀，不是不幸啊！（李园用妹妹来侍奉春申君，怀孕后进献给孝烈王，等李园妹妹生下孩子，就被立为太子。李园显贵掌权后，害怕春申君泄露他的秘密，于是就在棘门杀害了春申君。）像田文这样的人，在齐国当了宰相之后又抛弃了，转而到了魏国，集合了四国的军队，到了临淄然后在莒地把齐王给杀死了。这是乱贼啊！他养的那些食客，不是鸡鸣狗盗之徒，就是暴民匪盗，奸佞的小人。太史公说薛地的民俗跟邹地鲁地不一样，都是他的食客的缘故。（太史公说：“我曾经经过薛地，那里的民俗比较粗率，很多是暴民匪盗，跟邹地、鲁地完全不同。我询问其中的原因，他们说孟尝君招纳天下的侠士佞人进入薛地，大概有六万多。”）而王安石也说，门客中有匪盗之人，那么正直的士子不会前来。（孟尝君出使秦国，秦昭王把他关起来，要杀他。孟尝君派人去求助于昭王的宠姬，宠姬说：“我想要得到您那件白裘皮衣。”但是白裘皮衣已经献给昭王了。门客中有人会装成狗的样子，于是趁夜去偷来白裘皮衣，献给宠姬。宠姬对昭王说好话，于是孟尝君获释。他出来后就逃跑了，半夜到了函谷关。秦昭王后悔了，派人追赶。函谷关关卡规定，要等到鸡鸣才能开门。局势危急，这时门客中有个人学鸡鸣，于是附近的鸡都叫起来。关门打开，孟尝君就逃出来了。王安石说，孟尝君只是鸡鸣狗盗之人的首领罢了，怎么能说他得到了人才呢？这些鸡鸣狗盗的人来往于他的门下，就是真正的人才不去的原因啊。）这是正确的。他活着的时候对于齐国没有任何的功劳，死后在薛地留下暴烈的民俗，即使是平原君和春申君，也比他做得要好，更何况是魏公子呢？吕不韦将吕姓换成了赢姓，用商人的智慧，收到篡国的利益（吕不韦本来是阳翟的大商贩，贱买贵卖，家里很富有。这时候秦王的孙子子楚在赵国当人质。吕不韦见到了，说：“这就像珍稀的东西，可以存起来当做资本的。”于是就把有孕的侍妾献给子楚，对他的妾说：“如果富贵了，不要忘记我。”后来又为子楚筹谋策划回到秦国。子楚回到秦国后当了秦王，这就是孝文帝，那个侍妾所生的儿子就是始皇帝。秦国的姓本来是嬴氏，始皇帝是吕不韦的儿子，所以说吕不韦用吕姓代替了嬴氏）。他养的那些食客，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吕不韦只让他们在家中写书，然后为吕不韦传名，却不能参与国家大事，只不过是充当豪门的写书人罢了（吕不韦让门客把他们听闻见到的都写下来，这就是八览、六论、十二纪，有二十多万字，称为《吕氏春秋》。吕不韦把这本书写在布匹上，挂在咸阳门城口，悬挂千金，有能在这部书上增减一字的，就送给千金）。现在把信陵君的一生介绍给读者们，想必你们也是愿意听闻的吧。 【评论】 战国时期养门客最多的人，就是平原君、信陵君、孟尝君、春申君、文信侯五个人了。文信侯远在秦国，称道他的人比较少，所以其他四公子的名气比较大。但是春申君不是公侯之子，到了宋朝还在延续这个错误，就像刘敞就有《四公子论》。明朝郭子章只说是四君，这个意思是很对的。 天下的事情，往往时间久了之后，就到了舍本逐末的地步，和它的本意相反了。就像各个公子们喜爱人才门客一样，刚开始的本意是很好的，但后来就成了豪杰的举动。只有信陵君始终坚持，不背离他的志趣，所以是很值得称道的。 太史公对信陵君很尊重，不是因为别的，大抵是看重他的侠义。我国先民见义勇为的风气，到两汉时期还没有断绝。太史公当时就曾叹息这种风气已然不存，更不用说近代了。卑躬屈膝，相继延续，成为风气，这样还想要国家不危险，可能吗？ 《吕氏春秋》，又叫做《吕览》，今天还有它的传本。那个时候古书很多，秦代烧书以后，大多都消失化为灰烬了。幸好这本书做了摘录，因而得以保存下很少的一部分，所以后世的学者很重视它。重视的是其中摘录的古书，而不是看重吕氏的书。在咸阳的城门悬挂千金，而各国的游士连一个字都不敢改变，其实害怕他的权势罢了。难道真的书中没有可议之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