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上古之乐，词章简约，声调平淡，以是在乐之声不能尽用，故曰“有遗音者矣”，言不能尽用其音也。今之雅调犹近之；俗部则词繁声数，淫沃焦杀，备极声腔矣，尚安有所谓遗音者哉？观今之琴曲，吟揉引绰，无所不极，岂独郑卫乃为可放？
吴宰嚭私于越，句践灭吴而诛嚭，谓其不忠于主而与己比周也，此与汉高诛丁公同。然则卖国于敌者，可以三思乎哉！
史氏列传称儒者之学，不曰“兼综风角、河图、七纬”，则曰“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不曰“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则曰“该博经史，兼通内纬”。夫既非图谶、驳正阴阳矣，而复为此等词以奇之，岂非诲邪耶？故曰史氏无识。
古人论小学，如农圃、医卜、历象、干支之类，非谓八岁入小学也；若然，所谓诸侯贡其小学之异者，移于天子之小学，亦八岁之童稚乎？愚尝谓小学，所学之小者，即农圃等事也，故诸侯每岁贡之，入于天子之小学，盖术艺之精者也，非所谓小子之学也。大学，所学之大者，即诗书、礼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故六乡三岁大比，宾兴贤能，而进于天子之大学，盖德行道艺之纯者也，非所谓大人之学也。若学其大，则自八岁以至十五，其学非有二本。后世乃将小学、大学，以年岁大小歧而二之，殊非古人之义，此不可不辩。
问宋景荧惑退舍，曰：“五纬进退有定度，时适其退耳。”反风禾起，曰：“风一日数变，亦适风变耳，皆常理也。”
北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续毛饮重，以为衣食，各安土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完整。历代以来，雄者便能虎视四方，金太祖元世祖是也。中国风俗之敝，季运之际，奢侈无度，财用损耗，人情偷惰，民穷盗起，遂至兵事不振。吁！可畏哉！有天下者，宜存远计。
古者四十始仕，经历多，涵养深，识见精，义理纯，天下之事可以数计而运之掌。以若人而御国，其于治也何有？今之士类以文辞举之，少年德性未成，义养未至，利害可以怵，疑似可以惑，虽才质有为，取败多矣，此谓之罔材。
“龟山宣和之出何如？”曰：“拨乱反正，扶颠持危，非大圣之力不可，下此者当俟时量己。宣和事势去矣，况权不自由乎？谓之伤暗。”
北辰乃天体之中，观极星不动而众星四面旋绕，可知。中国在天之南，日月之光有限，故光照之处则为昼，光不到处则为夜。明亦以次而明，暗亦以次而暗，非在一处而天下皆明也；然亦常常在天，非入地下。其远日而寒，近日而暑，四方无不然矣。在极之南，则北多寒而南多暑；在极之北，则北多暑而南多寒；在极之东，则东多暑而西多寒；在极之西，则西多暑而东多寒，无疑矣。何也？极不运转，日有常次，以南而推三方，其理一尔。至于日之正午，杳无定端，各从得明得暗之中，以为午位。如闽广午末，梁州午正，印度午初，以西之国尚在己卯，西北之国日光未出，虽有迟早，同是一日耳。寒暑四时无少差别，以日进退之度同也。但人以眼所及见处为论，而不推及所不见者，故谓日入地下尔，其实不然。古以《周髀》之法论天，言天如覆盖，日月绕盖缘而行，正合予之所论，惜乎其法今不传也。觚竹、北户，北向日也。
外戚侵政，衰世之渐；奄宦擅权，亡国之本。斯人也，蔑公道，无远识，快情志，喜势利，便于私家而不顾伤其国计，利于私人而不顾戕其邦本。祸乱之由，莫大于此，有天下者慎哉！
诸葛孔明云：“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夫君子立人之朝，视其群何如耳。使群皆正人，固不可乱以阻格；使当邪人之群，为孔文举，不亦可乎？操畜无汉之心，裁制异己，而文举以正相刺，论议日广，遂被操害。明哲保身之智，在文举则失之。秉正直之论，而不附于邪人之党，此融之所以为汉纯臣也。诸葛公谓之乱群，几于失言。
两汉举贤良文学对策，盖即举其贤而又取其言，以观其才，即成周以德行、道艺兴贤之遗意也。其举孝廉，则取其德行而不察其谋论，则人虽纯行，无推行政事之才，亦无益于国矣。故左雄谓：“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宁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况多庸鄙之流，以权势而得？故假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之法，以革谬妄滥竽，以补察廉、举孝之不及。虽未如贤良对策之盛，抑本末兼备，不徒块然孝廉矣。今之选举，不问其人品德行何如，徒以文章合格而举之，无怪其入仕之狼狈也。诚能于既仕之后，再设贤良、孝廉、政事异等，合为一科，敕抚、按官会布、按二司，公同荐之于上，则人才未必无所感激，而邪行污辱之流或亦可以少息，虽成周乡举、里选，亦不过是矣。
朱子称张南轩不惑于阴阳、卜筮，奉其亲以葬，苟有地焉，无适而不可也，天下之决者何以过之？及先生自处，则阴阳、卜筮、风水、星命无不信惑，岂贤者之见亦有未能拔乎流俗者耶？亦各有攸见耶？吾于钦夫则敬服之矣。
“星陨如雨”，予尝疑之。今嘉靖十二年十月七日夜半，众星陨落，真如雨点，至晓不绝，始知《春秋》所书“夜中星陨如雨”当作如似之义，而左氏乃谓星“与雨偕”，盖亦揣度之言，不曾亲见，而不敢谓星之落真如雨也。然则学者未见其实迹，而以意度解书者，可以省矣。所陨者，星之光气，星之体实未陨也。
突厥岁侵无已，宇文士及请避寇迁樊、邓，而群臣多赞行者，独太宗不肯，言能假数年，愿取可汗以报，卒灭而臣之。由此观之，虽当兴王之时，未尝无为亡国之计者，在君上听之何如耳。周公虽营东都洛邑，其居仍在镐京；至平王有犬戎之变，必不得已而后迁。若无大故，轻致迁徙，是自拔根本，动摇人心，虽中才之人不肯为，而况圣贤乎？景泰初徐有贞迁都之说，亦士及之流也，几于败国家。
梦之说二：有感于魄识者，有感于思念者。何谓魄识之感？五脏百骸皆具知觉，故气清而畅则天游，肥滞而浊则身欲飞扬也而复堕；心豁净则游广漠之野，心烦迫则局踏冥窦；而迷蛇之扰我也以带系，雷之震于耳也以鼓入；饥则取，饱则与；热则火，寒则水。推此类也，五脏魄识之感著矣。何谓思念之感？道非至人，思扰莫能绝也，故首尾一事，在未寐之前则为思，既寐之后即为梦，是梦即思也，思即梦也。凡旧之所履、昼之所为，入梦也则为缘习之感；凡未尝所见、未尝所闻，入梦也则为因衍之感。谈怪变而鬼神罔象作，见台榭而天阙王宫至，歼蟾蜍也以踏茄之误，遇女子也以瘗骼之恩，反覆变化，忽鱼忽人，寐觉两忘，梦中说梦。推此类也，人心思念之感著矣。夫梦中之事即世中之事也，缘象比类，岂无偶合？要之涣漫无据，靡兆我者多矣。《祭义》曰：“众生必有死，死必归土，此谓之鬼。骨肉敝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煮蒿凄怆，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故曰“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有所闻见者，必附于物形而后著，非附于物则不能也。若夫山都木客，魅魍魉魉，罔象之类，及猿狐之精，皆有形体，与人差异耳，世皆以此为鬼，误矣。上古之时，山川草木未尽开辟，此等物类与人相近，亦能来游人间，与人交接；盖此类视人则不如，视禽兽则又觉灵明也。今去鸿荒日远，深山大泽开辟无余，人尽居之，虽犀象龙蛇，避人为害，日益远去，况此类尤灵于物者而不避之耶？人不多见，遂以为鬼神，习矣而不察者也。
《吕氏·月令》乃牵合傅会之书，柳子厚论之详矣。“聘名士，礼贤者”，何时不可？独于季春之月何居？“令奄尹，申宫令”，“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勿得淫”，四时皆不可不谨者，何独于仲秋（冬）之月行之？季夏之月，“不可以合诸侯，起兵动众”，时有乱民敌国之变，将止而不举耶？孟冬之月，“命太史衅龟策占兆，审卦吉凶”，使他时有大疑大事，将不得占邪？故曰：有俟时而行之者，敬授人事者也；有不俟时而行之者，此类是也，不可以概拟也。尝谓《月令》之书，出于《夏小正》，成于周《时训解》，其日次、星中、柬风解冻之类，皆以天时授民事，与《夏小正》义同，至当而不可易者。其反时令，则有大水、寒气、寇戎来、征夫多、沉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之类，即《时训解》所谓“风不解冻，号令不行；獭不祭鱼，时多盗贼；鹰不化鸠，寇戎数起”之类是也，此皆术士灾应诬罔之论，非圣人之所拟。其谓“日早乙，帝太皞，神勾芒，其虫麟，其音角，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载青旗，衣青衣，服苍玉”等类，无非牵合傅会之义。说者谓其采三代之文而为之，不无古意，其所许亦浅矣。君子讲学，在辩其义理是非而已，古与不古，又乌足论？柳子谓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予以为至论。
《广陵散》慢其商弦；与宫同音，言臣将夺君也。王陵都督扬州，谋立荆王彪。毋丘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复魏室之谋，皆为司马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故名其曲焉。《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
宋太租既定天下，鲁之学者始稍稍自奋。白袍举子，大裙长绅，杂出戎马介士之间。父老见而相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盖以兵戈扰攘，民生难保，且人厌乱离，又思念承平之旧，见士人物色，意即悦而安之矣。此足以见儒者兴起，实太平之具也。
德行在己，君子亦要其自修无歉而已；官秩在人，崇卑惟存乎际遇如何耳，于我何与？张玄素孙伏伽在隋皆令史。太宗对群臣，尝问玄素曰：“卿在隋何官？”对曰：“县尉。”又问未为尉前时，曰：“流外。”玄素以为辱，出阁殆不能步，色如死灰。伏伽尝于广座中自陈往事，一无所隐。况于对君之际，叙其素履，又何辱之有？嗟乎！此可以占二公之识量矣。
连嵩卿寄朱文公书云：“廖子晦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岂有死而遽亡之理？”因引《大全集》中尧舜托生之语为证。朱子与方伯谟云：“渠诸人未有以折之，伯谟可与克明各下一语，便中见喻。”今亦不见伯谟如何答此。但《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魂而能游，是即死而不亡矣。尧舜托生，虽无稽考，人生而犹记其前身者，世间往往有之；是死而神气不灭，亦不可诬，但不能人人尽如是耳。
律吕九分为寸，只是要简易易算，与三分损益相合，即十寸之尺匀为九寸，非除却一寸，止用九也。蔡氏《律吕新书》以十分为寸，则大万大千，碎琐奇零，必有空隙不齐之数，难以定律矣。
鸿荒之先，人与禽兽等，蚩蚩共居，丕丕并游，至与物合而不知择，故精气杂揉，有马人、犬人之异象。是以人入兽群不乱，鸟巢之卵可探而得。久而爱恶情盛，各利所生，人择其人相匹，遂与禽兽日远，而禽兽见之惊且疑矣。又久而人道日利，其类日广，禽兽日被其害，渐微而渐远矣。中古之时，犹有蛇龙犀象，遍于中国；今山泽开治，尽为民居，而毒虫猛兽之类灭其迹，岂非势所必至乎哉？
赵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匈奴闻之引去。九郡：五原，今灵州以西之地是也。朔方，今华马池以东是也。云中，今大同。代郡，今蔚州、广昌、灵丘之地。雁门，今朔州、马邑。定襄，今定襄。北平，今永平、昌黎。上谷，今宣府、居庸、昌平。渔阳，今蓟州、平谷。乃北边六大镇，几四千里，戍卒二十余万，虏人往往入寇，至不能敌；而充国将四万而分布之，使匈奴畏服而引去，岂非将在智勇、卒在精而不在多耶？
《家语》载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晰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苏，起进曰：“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体康。孔子闻而怒。愚谓此皆非实。误斩瓜根，厥过甚细，何至遽建大杖，击至仆地，殊非浴沂气象。小误即受大杖几死，亦非启手足者之所忍。以二贤素履度之，有亦不至杖，杖亦不为受，受则成父之过，不直伤体也。
或问：“豺祭兽、獭祭鱼、鹰祭鸟然乎？”曰：“非也。时鸟、兽、鱼多，食不可尽，故狼籍陈之如祭耳。彼物也，岂知祭其祖先？若曰祭兽、鱼、鸟之先，以其类而祭之，尤为不通。此出上古质朴之见，后人弗察而信之，过矣。上古无义理之事，后世因仍不改者甚多，不独此。”
邪术异端，祸人国家多矣，惟天文谶纬为祸尤甚。世有等不上不下之人，略知文义，专务驳杂，以惑愚俗，每遇灾祥，即有窃议。幸君臣政化清平，无衅而起。但稍有颓隳，以侵纪纲，而庸愚之徒的然信之，遂生异谋，结扇窃发，纵事无成，亦能始祸，有国者不可不预为之计也。北虏占太白以寇中国，亦此。
正统己巳之变，兵部征各省兵入御虏。时天下承平日久，军政弛缓，逃故不清，徒具尺籍，应者无几。当时大臣建议，设立民壮，以备仓卒，法古兵出于农之义，三时在野力田，一时入城讲武，若有征调，即同正军。此举独出汉、唐、宋发募刺配之上，又阴蓄重兵于天下，一时卒用，旬日可集。但岁月积久，其法浸坏；人不拣选，委弱备数者有之；籍无定名，户人轮役者有之；人无定户，均徭流编者有之；甚至徭银在官，顾觅游手者有之：此皆有司之失政也。提撕整顿，使复旧贯可也。而后生末学，不达前人至计远虑，睹目前役占之苦，便欲从而罢之，为休息民隐，是以国家大计等为儿戏喜怒。吁！何其浅哉！
吕才《阴阳书序》举论禄命、地理、择日之谬，大贤之识鉴也，而后世谓之儒者反泥之，何哉？其论禄命云：“长平坑卒，未闻尽犯三刑；南阳贵人，岂必俱当六合？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寿夭各异。”其论葬法云：“古之葬者，皆于国都之北，兆域有常处，是不择地也。今葬书以为子孙富贵、贫贱、寿夭皆因卜葬所致，可乎？楚子文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为士师而三黜，计其丘陇未尝改移，亦何所关耶？”其论择日云：“按礼，天子、诸侯、大夫葬有月数，是古人不择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是，乃克葬，是不择日也。郑葬简公，司墓之室当路，毁之，则日中而窆，子产不毁，是不择时也。”嗟乎，其论正矣哉！而儒者反为鄙俗惑之，安足以言学？
丘琼台杂著云：“宣德正统初，一时贤相，比称三杨”，韪矣。当其时，南交叛逆，轩龙易位，敕使旁午，频泛西洋，曾无一语。权归常侍，远征麓川，兵连祸结，极于土木之大变，谁实启之？盖举其关系国体之大者未能尽如此，其贤可知矣。
程子云：“葬须为坎室乃安。若悬棺直下，便以土实之。虚土易抵凹，四面流水必趋土虚处，棺椁虽坚，恐不能胜许多土头，有失‘比化者无使土侵肤’之义。”此诚有之。在雍冀山阜之域，土高而坚，可为坎室；若大陆大野土疏之区，江南闽越水浅土薄之地，则不可能。纵砌砖石成室，终为水壑，不如筑为灰鬲，万无一失也。予葬先君，始为灰鬲，心亦未敢必其坚久；及葬先母夫人，前后争三十年，开圹视之，已坚如石，击之有声，用锹镜削，分毫不能入，始知灰鬲有益亡者，又非坎室可得而同矣。
唐太宗命高士廉撰《士族志》，廉仍以崔卢为首，太宗不许，止取今日官职高，不作等级，此两失之：以旧族为重者，失于不辩凡庸，门第衰微而下品陋劣，偃仰自高；以今官职为重者，失于摧抑贤哲，乱争之世而勇力尊显，道德居下。以之劝表风俗，皆未为得。夫圣贤不系世类，而祷机不才，出自望族，何姓氏之必可崇？不如以有书契之世为始，皆以受姓之初为先后而志之，不惟于序姓为得，亦不致贤哲退抑，陋劣高视，庶于劝戒风俗自（有）补。
唐初授民田，有田有租；迄后法弊，民得转易而有田矣。多少不等，贫富不齐，田主逃亡，靡所考稽，安得犹以国初授田之法税之？故杨炎变为两税，所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籍；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是也。田不过割，则主、客难别；不论贫富，则丁、中不分，安得不变？后世有谓唐租、庸、调法变而取民之制坏者，盖不究其始末事体而漫言者也。
探物及源，厥论乃真。儒云仓庚鸣春，非有使之，厥气自动，若于春无与焉。嘻！此半涂之论尔。非春，仓庚蛰矣；非日至而北，时寒矣；非天之运，日蔑以附矣。故知天运日，日生春，春鸣仓庚，此谓真实。天之运，气机也，机不可测，故君子不论。
秦桧主和金之议，欲害岳武穆以罢北伐之师，乃发金牌十二次止还之。说者曰：将在阃外，君命有所不受，武穆于斯时，能奋然讨虏，克复旧京，清平河朔，功成而请罪，亦无不可者，何至退顺入朝，遂死人手乎？愚乃不然之。人臣之能成事，虽出于已之才力，实藉人君之权，以鼓动于众耳。苟不受命，是为逆上，逆上不臣，不臣则我之行事无君上之权矣，又安得鼓动乎众人也哉？不但不能动众，兵，危事也；逆，大恶也，孰肯蹈恶履危以速祸乎？人且将图我矣。元扩廓帖木儿，诏以其兵肃清江淮，分其所部之兵以讨川陕、山东之贼，而捍拒不受诏，于是属将貊高关保等皆叛而倒戈共攻之。夫将士且不与我矣，尚安得御敌？忠智俱失，较诸武穆顺事安命以听于君，相去霄渊矣。君子曰：成其忠则智得，武穆盖有之。
《列子》曰：“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百川水潦归焉。”此非大观之见也。天左旋，处其中顺之，故日月星辰，南面视之则自东而西，北面视之则自西而东。北极居中，日月星辰四面旋绕，非就下也，远不可见也。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远而不及见，如入地下耳。《论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灭也。”此语甚真。昆仑山地中极高之所，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山东之水皆入东海，山西之水入西海，山北之水入北海，此《西域记》之论。中国当昆仑之东，故江、淮、河、汉皆入东海，而云“地不满东南”者，知其委而不知其源者也。
日有蚀之，可算而知，历之常也。鼓于朝，牲于社，救之也。救不救，日无损焉。然而犹为之者，抑阴扶阳之义云耳。以为灾变者，郎颜、李寻之俦，诬天人甚矣！
或问养生炼气之道，曰：“养生者节制之常也，炼气则术也。何以言之？人生元气所禀，各有长短。自有知以来，为贪爱侵剥，暴戾蠹蚀，故长者短，短者促，不得尽天年而终。是以圣智之人有养生之论，大要不出少思虑，寡嗜欲，节饮食，慎起居，顺时候，和气体，利关节而已矣。能由是而行，则大气不能致伤而诸疾不作，可以尽其天畀元始之气而以寿终矣。使非有节，安能如是？故曰节制之常。至于炼气之术，亦有至理。大抵造化之妙，阴阳配合而道化生焉。人之得生，本诸精气，呼吸升降之间，而运动往来无滞。故吸则气升，遂以意引之，注于极上；呼则气降，遂以意引之，注于极下。久之，极上则髓海盈溢，遍达于诸骸；极下则气海充满，透彻于诸脉，此亦造化自然之机发如此。使非阴阳得类配合，虚无之气虽能升降流转，亦不成化；故曰‘偏阳不生，孤阴不育’，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已。”“然则气无形质，何以交化？”曰：“气以虚通，类同则感，譬之磁石引针，隔关潜达；灯头有烟，火光自趍，天机自然，非由人耳。是道也，自下而上，由上而下，往来运转，如环无端，与天符合，故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盗天之机’，岂非术乎？”“服食之法何如？”曰：“《参同契》《龙虎经》《石函记》皆已言之，盖疏达腠理，坚固体质之义也。‘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汉而瘿，齿居晋而黄’，乃所食之气，蒸性炼形，故不期而变，此亦至理存也。但伏炼金石，反以戕生矣。”
雨雪者，云气所化；人之气亦能化液，故闭息伏气，可以不食，龟以吞气而寿，即此。今之医动以补阴滋阴为益血之妙方，不知血必藉气而后生，乃为真血；其水谷药味之所渗入者，非元气之精也。血必待气而后运，使补之有余，则阴胜于阳，久之，阳不胜阴，气不能运血，留滞脉理，而诸热诸疡之病作矣。故古之养生者只以调气为先，使阳为一身之主摄而阴自生化，真异乎世医之见矣。
康节《先天图》乃挨排阴阳卦画为之，但知《易》者皆可能也，何有精造玄诣寓其问？细推六十四卦，皆各自据卦义为说，复相对待为次，与图了无相涉；未有图之先，《易》道不见其不明而少，图既出之后，《易》道不见其益明而多。朱子乃的然信之，遂牵强附入《系辞》，岂非惑耶？濂溪《太极》之论，本乎“《易》有太极”而言，非杜撰也，但着一“无”字稍异耳！盖卓乎先天之义，造化之本，虽天地、日月、四时犹在其后。朱子乃曰《太极》不如《先天》之大，何耶？据《先天图》论之，有阴阳，有天地，有四时，有象数，皆太极已形之余，而谓之“先天”，何居？义不符名，率然标取，学者迷而不察，岂不可衰！或曰图乃方士炼气之术，托《易》而作，与《参同契》类，无乃其然乎！
众形皆化于气，气纯一则不化，气偏胜则一化而尽，交胜则交化，杂揉则屡化而转，精灵则化神矣，不得已之道也。鹰化为鸠，鸠复化鹰；田鼠化駕，駑复化鼠；兔以潦而化鳖，鳖以旱而化兔；鹞化为鹏，鹉化布谷，布谷复为鹞；鱼卵之化蝗，蝗子之化鱼，阴阳以时相胜，故交化也。雀入海为蛤，雉入淮为蜃，腐草为萤，老韭为莞，男化为女，女化为男，阴阳偏胜，故一化而灭，不复再化。蜣螂为复育，复育为蝉，蝉之子为绿蠓；粪壤为蛴螬，蛴螬为土蛹，土蛹为蝴蝶；松脂为茯苓，茯苓为虎珀，阴阳杂揉，故屡化而极。狸化好女，猿化老人，人化为仙，精气蕴灵，机入于神也。
山川林薮、岩洞岛泽，气所郁积，靡不含灵。人有魂魄知觉，物有变幻精怪，虽肖翘之微、蠕动之蠢，皆契阴阳妙合之道，况天得元气之全且大，而其神灵有不尤异者乎？但人物细伙，与天相去远甚，譬诸蛲蛔在人，不能尽摄耳。责以善恶赏罚之应，固不能一一尽然矣。《抱朴子》曰“体大纲疏，不必机发而应”，亦求其实理而不得者之云也。
古云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强，以历世观之，殆不尽然矣。周室大封同姓，岂不欲强？及其所以祸周者，则秦、楚、韩、魏之国也。汉人监周，异姓不得王，及其所以祸汉者，非外戚之亲，则州牧之将矣。魏人监汉，忌兄弟之属，无藩屏之固，及所以祸魏者，任事之权臣也。晋宋监魏，藩辅必置至亲，乃致兄弟逼疑，自相残灭，究其所以祸二代者，皆握兵之悍帅也。唐人监此，宗室之亲聚于都下，封而不任，卒之乱唐者，方镇之兵也。宋人监此，收诸将之权，宗人遍于天下，眇无事权，若得矣，迹其所以祸宋者，乃漠北之虏耳。嗟乎！天下之变，常出于意料之所不及；天下之势，每重于积习之所不察。故经理天下者，调其大略，取诸利分之多者，可以法矣。多历年所，必有偏重，在识其几兆，预以反之耳；不然，疏虑浅谋，而寡先几预待之见，终不能以寿国家之命。
人之德性聪明和厚者，本非小人之俦。但有欲者必贪贿，背道者必固宠于人；异己者必愧，愧必忌，忌必绝之，不欲与之共事，形迹判然，即成小人之归矣。然终非其本心也，事势之必至者也，可不慎乎哉！“
从祀孔庭者，为其有功于斯道也。七十子不论其功与否，并皆祀之，此开元议礼者之无识也。见于经者，十哲之外犹有议焉，况姓名不著于当时，事迹无闻于方册，而俨然享祀，于义何居？又况公伯僚、叔孙武叔毁仲尼者乎？秉礼者，此当置议可也。七十子之次，历代推以从祀者，又三十余人焉，亦取其羽翼圣经之功故耳。虽然，必其道德不叛于仲尼之门而后可。今观马融附梁冀，代草以诬忠良之死，虽能传经，人则邪类矣。
扬雄贪生保禄，不耻事莽；吴澄为宋贡士，忍心事元，此皆干犯名教，戾夫君臣之义，非圣人之徒也。韩愈刻意文词，戏弄自居，本非有道之士，乃以窃附程朱之列，不相类合。邵子假四时定局，作《先天图》以明《易》，皆非《易》中所有之本旨；排甲子死数，作《经世书》，以明天人之究，殊非天道人事之自然，此实异端，窃附儒者。观二程与之居洛二十余年，未尝与之言学，可知矣。今融、雄与澄并皆除黜，而韩、邵尚存，此足以暗道真，尤不可不置议者也。
扬雄《反骚》云：“溷渔父之餔歌兮，洁沐浴以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跖彭咸之所遗。”此以明哲保身责原也。胶柱而不时措于道，其雄之谓乎！在平世君臣之时，或不得行其志，或被谗贼构陷，先几而退，此义之当也。原之时，何时耶？宗国危贴，义不可去，怀沙虽过，近比干之仁矣。雄不达此，独以保身为哲，而不论其时义之可否，是故贼莽篡窃，君臣颠覆，犹强颜于朝列而不耻，与禽兽失其群主，终死而不俪于他类者，不如矣，岂非臣道之大乱乎？犹曰“明哲煌煌，旁烛无疆”，其所旁烛可知矣。
孟子“金声玉振”，谓击钟以宣其声于始，继而琴瑟、箫笙、埙篪、人歌并举，继而击磬以收其音于终，此以一字之声之始终论之也。一曲之中，字字之始终皆如是也。字各不同，而音亦不同，故曰“集大成”，故曰“始终条理”，盖以编锺、编磬言之也。若曰奏乐之前，先击铺钟以宣其声；乐作之成，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安有条理可言？况于乐曲眇无相涉乎？又况铺钟、特磬古无是器乎？宋儒不精致思，解书多类此。
古今流通国用者有五，银、钱、布帛、谷、钞是也，然莫不有弊焉，皆小人窃利以败法耳。钞楮易以销烂，不可久行，开创之始，百物耗散，权而行之可也；用银市易小物不便，况和铜作假，农被奸欺；布帛久则日就纰薄，又不可尺寸而裂；谷粟久则伪为湿润，又有负载之难，皆不堪充资，是弃有用于无用矣。惟钱，随多寡俱便于市物，用虽久不易于毁坏，通工易物，惟此为便。但日久法驰，贪利之徒，私自鼓铸，或铅铁伪为，甚至轻薄不成肉好、周郭、文字之制，而但具形象，可以风飘水浮，钱法之弊莫甚于此。夫泉货者，济物通变，人主所以权天下者也，今乃使奸人操其权而坏其制，是窃人主制世之具以自私矣，岂盛世之所宜有乎？严盗铸之法，重伪钱之禁，所不可已者也。然欲止私为于下，必先定规制于上。官不惜铜爱工，轻重适中，额以五铢。钱至五铢，则铜价过本，铸之无利，谁复为之？此官府清本之大法也。更能守其禁制，使铅铁轻薄之钱不行，则人主制世之权孰复能窃之哉？“今之制钱不异五铢，宋之旧钱充满天下，而私铸恶伪日甚，何也？”曰：“利之所在，奸必趍之，官法漫涣，弊乃日滋耳。古谓纠察不精，无所发觉，虽有悬金致赏之名，竟无报获酬与之实，岂非以是乎哉？”
稽古典、谟、诰、训，尧舜禹汤君臣之所施措者，无非致治之实，如“平章百姓”“敬授人时”“慎徽五典”“播时百谷”“六府、三事允治”是已；其君臣之所告诫讲学者，亦无非为治之实，如“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意”是已。晋永嘉之后，谢鲲王澄旷达虚诞之风污被时流，而朝士大夫竞相祖习，以为高致，其于上古君臣致治之实，荡然隳败，一迹不存。当时虽有下壶奏欲黜屏浮伪，以登豪贤，为镇安社稷、维植纪纲之谋，乃为王导庾亮抑沮而止。卒之王敦苏峻桓玄父子相继作逆，使晋室陵夷，羯胡云扰，是谁之过哉？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暗然而不知。以是学也，用是人也，以之当天下国家之任，卒遇非常变故之来，气无素养，事非素练，心动色变，举措仓皇，其不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此于南宋以来儒者泛讲之学又下一等。为社稷计者不及时而止之，待其日长月盛，天下尽迷，则救时经世之儒灭其迹矣。谁主张是？谁纲维是？边镇梗而不能制，四夷强而不能御，盗贼横而不能灭，奸权肆而不敢犯，祸乱纷沓，谁为厉阶？主盟世道者不可不加之虑矣。
今国家大可忧者有二，及今时犹可为，久则人心不易改，事势不易回，用力多而成功难矣。何也？今之所急者，莫急于宗室繁衍而禄粮不足以给，莫急于边备废弛而士卒日以骄悍。二者，其不可为之势已形兆矣。幸纪纲未坏，当事之臣犹得以藉手，若能达于事机，处置适宜，足以服其心而顺其事，则宗室可安，边防可固，人心复古，如反掌耳；不然，日益不为，势积变成，岂不大可忧乎？夫宗室之所仰给者，皆百姓之供需也；百姓之供需，皆其田地之所出也。田税有定，而宗室之生育无已，祖宗时一人者，迄今有千人者矣；今之千人，数年之后，倍千人矣；岂惟千人，将倍数千人矣。今各省田额禄粮，已有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不及宗室支数者矣；若再倍千人，公家将何所处？况数倍千人乎？今宗室蕃育之府，有一岁支二季、三季者矣；有未及年分而先卖票领者矣；有奔走市廛，交易物货者矣；有强暴恃势而抢骗平人财物者矣；有为饥困所迫而忍为盗贼者矣。夫民间税粮有限，宗室所用无穷，欲人人取足，万无是理。既无禄食，则饥困必至。饥困之极，谁不求生？廉耻丧而污伪生，良心灭而奸宄作，将何所不为乎？及今朝廷固执旧法，不为善变之谋，其所食禄粮又非神运鬼输之可得，是坐视宗室之困而致变也，可乎？夫边镇者，内地之藩篱。边镇固则内地安，古今不易之道也。今之各边，自甘肃戕害抚臣之后，有大同五堡军士之变矣，再有马升杨林钩引北虏之变矣，继有辽东绑打巡抚之变矣，蔑视典宪，转相效尤，观其不道之状，即唐藩镇恃强梗化之机也。夫奸之兴，不在于末流势不可为之日，而在于势已形见，上下因循，不以为异之际；国家危乱之祸，不成于尾大不掉，无所措手之时，而成于机事萌动，苟且目前，眇不知远大之图之始。且夫人心之所趋向，事势山之变更。今各边军士骑悍不逞，屡屡如此，司国政者又往往苟且侥幸，暂图一时息灭，而无长虑却顾、万世燕翼之谋。积习之久，量度朝廷处置大率不过如此，不逞之心日益坚固，违抗主将，挟制抚臣，狎侮号令，不征不战，将无所不至。况边镇粮草时常告乏，假此为衅，人心易摇，由之倡乱，势所必有。兴言及此，岂不大可忧乎？嗟乎！斯二者，方今燎眉剥肤之患也，主张国计者乌可不加之虑哉？
有元始之气，则天地之幻化不能离；有明觉之性，则人生之幻识不能离，不得已之道也。佛氏欲遣离幻心，必须灭性；性灭幻离，若复有觉，亦即是幻，况未必觉耶？能离自生之幻矣，能使天地离幻化耶？说经十二部，佛之幻识甚矣，而欲使众生解离，有是乎？
佛氏教人任持自性。持自性者，执自己之本性也。言一切众生皆有本觉，谓本性之灵觉处，虽流转六道、受种种身，而此觉性不曾失灭，故以此为真性、为圆觉。其有生而能解识者，为众生悟入知见皆从觉性生出，故云圆觉生出菩提、涅槃及波罗蜜。菩提，觉也，无法不知之义。涅槃，圆寂也，谓觉性既圆，无法不寂也。波罗，彼岸也；蜜，到也，言到彼岸也。谓离生死此岸，度烦恼中流，到涅槃彼岸，永归寂灭，不生不死也。由此观之，佛氏之大旨尽矣。儒者不达性气一贯之道，无不浸浸然入于其中。朱子谓本然之性超乎形气之外，其实自佛氏本性灵觉而来，谓非依傍异端，得乎？大抵性生于气，离而二之，必不可得。佛氏养修真气，虽离形而不散，故其性亦离形而不灭，以有气即有性耳。佛氏既不达此，儒者遂以性气分而为二，误天下后世之学深矣哉！
帷裳如缁布裳，帷，明衣有前后裳不辟之类是也。此等裳，皆属幅障之。不为辟积者，非帷裳，必为辟积以杀之矣。如朝、祭、丧服，深衣，长衣，皆每幅三狗，自阔而狭，即谓之“杀”。《论语注》未是。
郭璞以鸠斗占吉凶。亦何必鸠？凡物皆可占矣。吉凶，人事之常；斗噪，物性之感，皆实事也。彼此相辏，岂无偶中？中即神矣。予亦往往得之，但不为信。
唐征南诏，四十万人无一人回；宋征安南，三十万人止二万余人回。邀功远夷，残害生灵，谬谋忍心，不达南北风气，可为殷鉴矣。
高崇文在长武城练卒五千，常若寇至；及讨刘辟，卯时宣命，辰时出师，将卒之志素定，械器军资素备故耳。其终赫然成功，非偶然也。今也，寇至而始整兵，兵举而始集饷，何异临渴掘井？《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君臣及时修治之勤、无怠无荒之志，不可不深致计如崇文也。崇文，杜黄裳所举，宰相不可不知人，信夫！
韩昌黎《平淮西碑》归功宪宗及裴中丞，故铺叙诸将四集，此亦事体当如此。使当时再起一段议论，专序李想之功，其文亦自奇，亦足以厌服众人之心而塞其口，惜乎其不然。此文字与事实欠酌量也。说者谓其抑遏掩没，则失昌黎之心矣。
晏婴之于齐，陈氏厚施盗国而不能以谋止，崔氏弑君而不能以义死，犹俯颜居位，栖栖依人，其乡愿之流乎！
“六天”之说，出于《春秋》纬《文曜钩》等书，而郑玄信之。唐《显庆礼》犹著“六天”之说，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议黜之；而宋之儒者犹持“六天”以惑后世，有愧于敬宗多矣。
文中子《元经》：“建兴二年正月乙（己）巳，黑雾五日。辛未，日殒于地。又三日相承，自西而东。”《薛收传》曰：“黑雾着人衣如墨，连夜，凡五日而止。曰殒者，日不殒也，有妖物象日之形坠于地尔。三日相承，亦妖气映日，而人昧之有三焉。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并照，虹霓弥天地，皆妖也。天晴即无之。”自今言之，乃日溢光气陨于地，即星陨之类也。三日相承、并照，即日光映之耳。薛氏解经，宋之诸儒依妄附诬，当在下风矣。
晋义熙十一年八月，荧惑不见，八十余日，复出东井。魏太史奏：“荧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何在，于法当入危亡之国。”魏主嗣召名儒数人，与太史议荧惑所诣。崔浩曰：“《春秋传》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荧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间，庚午主秦，辛为西夷，荧惑其入秦乎！”后八十余日，果出东井，留守钩已，禳之乃去。夫五星行度有定算，不应忽亡不知所在，皆星史之失职也。浩长于乾象，诡言以神其术耳。
周景王时，大夫宾起见雄鸡自断其尾。刘向以为知妖，王子朝宾起之祸。夫子朝，景王之爱子也。王与宾起因田于北山，以田猎之众杀适子之党而立之。以庶杀适，以天道律之，自有可死之理，而何待雄鸡断尾兆之耶？向谓鸡妖之应，则诬。
“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此盖管仲相桓公为政时，伯氏有罪而夺其邑，用法之当，有以深服伯氏之心，故贫贱终身而不怨也；非所谓夺以与仲也。若仲有之，虽公亦怨矣。
“礼为旧君有服”者，义之不可已也。乐毅奔赵，赵王与之谋伐燕，毅瞿然曰：“臣燕故臣也。昔之事燕，犹今之事王也。异日以罪而适他国，不敢谋王之奴隶，况其子孙乎？毅敢辞。”君子曰：毅义而有礼，可以师后臣矣。
《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说者谓《王制》乃文帝命博士诸生所作，其所谓古者，自周以前之谓也；所谓今者，汉儒自谓当时也。此论见周尺短而汉尺长，周步阔而汉步狭也。按许氏《说文》曰：“咫，八寸，周尺也。”言周人所制之尺，比汉人之尺，止有八寸耳。盖其尺所制亦是十寸，但比今尺短二寸也。何以言之？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在今尺则八八六十四寸，是得汉尺六尺四寸也。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在汉尺则六八四尺八寸，又四八三寸二分，是得今尺五尺一寸二分也。周尺八尺，得今尺六尺四寸，犹有二尺，得二八一尺六寸。以前六尺四寸，并后一尺六寸，通计之，其数得八尺。以一丈得八尺，则一尺得八寸矣。诸儒谓周尺六寸四分者，是不深考明辩，止据《王制》六尺四寸为步之说误之也。
汉诸侯夺国，子孙诏复其家，亦有官号，如阳陵公乘、长陵士伍、长陵不更、长安官首、临沂公士，云阳上造、肥如大夫、茂陵公大夫、高宛簪袅、郦阳秉铎、梁都官大夫、安陵五大夫等类。今观之，如公乘、公大夫、公士、上造、大夫、官首、官大夫、五大夫、簪袅、不更、秉铎、士伍，皆官爵之名也。其长安、阳陵、平陵、茂陵、长陵，皆内所属；其云阳、高宛、郦阳、肥如、梁都、临沂皆在外属，盖就其便受职尔。诏复其家者，盖世世无所与其徭税，奉其公家之役也。诸侯以罪夺国，而犹待其子孙如此。有爵则不失其官，无役则不比于民，亦可谓报功之仁矣。
裴頒茂才远识，岂不明哲？身为外戚之属，每有除拜，未尝不殷勤固让。然而终不能免者，以恋滞中立，不能一决于退故耳。故忧时者贵果于几。
上古惟有九韵：东、冬，一也；江、阳，二也；支、微、齐、鱼、灰、佳，三也；真、文、侵，四也；寒、先、元、删、覃、盐、咸，五也；郊、萧、豪，六也；歌、麻，七也；庚、青、蒸，八也；尤，九也。其间庚叶阳、东叶阳之类亦甚多，可见古人取韵甚宽。自沈约《四声韵》出，唐人科举，用以校士，而声韵遂拘。后之学者，不深致考，以为至当，守之不疑，殊可鄙叹！夫韵古莫如《诗》，韵正亦莫如《诗》。今考之《商颂·玄鸟篇》：“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是支、微、齐同韵矣。《商颂·殷武篇》：“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小雅·斯干篇》：“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哙哙其正，吵吵其冥，君子攸宁”，是清、青同韵矣。《商颂·殷武篇》：“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桷有梃，旅楹有闲，寝成孔安”；《大雅·皇矣篇》：“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寒、删、元、先同韵矣。《大雅·公刘篇》：“维玉及瑶，鞞棒容刀”；《板篇》：“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小雅·鸿雁篇》：“鸿雁于飞，鸣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是萧、郊、豪同韵矣。《大雅·灵台篇》：“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蒙瞍奏公”，是东、冬同韵矣。似此者，不可枚举。学者乃是沈约而弃古诗，乃曰冬、东反切自是不同。夫反切在人为之耳，以东之反切加于冬，又何不可？若以中原之音，则冬、东安有参差？以江左之音，冬、东安得无异？今以江左冬、农二音呼之，绝不成音，即有声无字之类可也，而强加反切以傅会之，亦何背谬之甚如此！
呆老禅师与张天觉论元祐人材，因问温公如何，张曰：“大贤也。”呆曰：“然则相公在台谏时如何论他？”张曰：“公便不会。只是后生时死急要官做，故如此。”嗟乎！台谏之职，将以论不贤也。知其贤而反论之，是何为心哉？其天理人道灭也甚矣！官禄安得晏然而享乎？
冬雪六出，春雪五出，言自小说家。予每遇春雪，以袖承花观之，并皆六出，不知此说何所凭据。《小雅》：“螟蛉有子，果赢负之”《诗笺》云：“土蜂负桑虫入木孔中，七日而化为其子。”予田居时，年年取土蜂之窠验之，每作完一窠，先生一子在底，如蜂蜜一点，却将桑上青虫及草上花知蛛衔入窠内填满。数日后其子即成形而生，即以次食前所蓄青虫知蛛，食尽则成一蛹，数日即蜕而为蜂，啮孔而出。累年观之，无不皆然。杨子曰：“螟蠕之子殪，而逢果赢，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亦以螟蠕化果贏也。所谓类我、类我，乃始而衔泥作窠之声，亦非衔青虫之时，安得谓之祝？始知古人未尝观物，踵讹立论者多矣。“无稽之言勿信”，其此类乎！
经星东方七宿曰苍龙，其象如龙，有角有亢，有心有尾，皆取象龙身。六月火盛之时，正当南方，故氏、房、心三宿谓之大火，又谓之鹑火。若曰人心属火，故名火为心，然氏、房亦火矣，岂独心哉？是不达心星原始立名之义。或曰王灵官即心星，尤为下附鄙术矣。
或曰木人见漆则瘍。世之木人多矣而瘍者间有之，不木而瘍者亦有之；父木而子不木，其瘍则同，何耶？又曰猫见寅人，则衔其儿而徙其窠。且人同类而处，非一家人，不知其谁寅虎；顾猫焉得而知之？使一家三两皆为寅属，其猫不养子耶？寅人见之徙其子，非寅人见之亦徙，此又何耶？子鼠、丑牛，假相配合，本由俗论，何足构心？
雷，说者曰阴遏乎阳，不得出而暴裂者，此近理也。求其声之彷佛，迅而急者似矣；其缓漫而大，殷殷呼呼，引长而不绝者，皆不似焉。若曰阴阳搏击之声，此尤无谓。阴阳气也，安得搏击成声如此？余尝疑其为物之所为，乘云雨之时而出，或构而交，或争而斗，但非人间可得而见者。
近岁华阴、舞阳二县，麟生于野，厥声雷鸣，厥口吐火，火即电也，物诚有然者矣。今以雷之声度之，迅者如激怒之声，大者如狠斗之声，小而引长，呼呼不绝者，平息之声也。古谓神龙能大能小，既雨则返其精灵于下土而藏之，人亦不得而知之。或者乃龙之类所为乎？惜不知龙能声雷口火如彼麟否也。或别是一物乎？
郑大水，龙斗于消渊，国人请为崇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规也；龙斗，我独何觌？禳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神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晕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次年夏五月，宋、卫、陈、蔡（郑）皆火。神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明于人之道者，不惑于非类，子产其有之。
《礼》曰：“食枣、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环，食中，弃所操。”《论语》曰：“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二“瓜祭”一义，谓食瓜时，以瓜祭也。“祭上环”，祭其首也；“弃所操”，手执处也，所食者在中也。《论语》当以“瓜”字断为上句，“祭必齐如也”为下句。
伊耆氏始为蜡祭。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共神八类：一曰先啬，先啬者，始辩百谷之种者。二曰司啬，因先啬之种而启稿事者，《经》曰“主先啬而祭司啬”是也。三曰百种，百谷之种也，《经》曰“祭百种以报啬”是也。四曰先农，古之教民农事者。五曰邮、表、畷，邮、邮亭，表、田畔，畷、田畔可止处，皆田官督劝农事之地，《经》曰“飨农及邮、表、畷”是也。六曰猫、虎，田鼠、田豕皆能害稼，猫、虎能食而除之，《经》曰“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是也。七曰坊，坊所以障水。八曰水庸，庸、沟也，所以受水，亦以泄水。二者皆农事之备，《经》曰“祭坊与水庸”是也。《礼注》以昆虫为一而落百种，不知经之昆虫乃祝词耳。以昆虫居一，则亦当以草木为一也，可乎？
《周礼》荒政十二，除盗在末，凶年乏食，多为饥寒所迫耳，故利民、裕民先之。散利，贷种与食也；薄征，轻赋税也；缓刑，宽刑罚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山泽无禁也；去讥，关市不讥察也；眚礼，杀吉礼也；杀哀，节凶礼也；蕃乐，彻乐弛县也；多昏，杀礼而多嫁娶也；索鬼神，为凶年祈祷也；除盗贼，安良民也。盖年谷不登，苟不先加赈恤之政，安责其不变而为盗？利之而后除之，若曰可以生矣，不竣（悛）而后杀之也。
夏至北斗与日相近，故终夜常明。夏至日近北极，子时望北天，如天之将晓。此可以明《周髀》盖天之术。
《四术周髀宗序》曰：“汉成帝时，学者问盖天，扬雄曰：‘‘盖哉，未几也。’问混天，曰：‘洛下闳为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相之，几乎莫之息矣。’此言盖差而混密也。盖器测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几也’。浑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隐见难辩，故曰‘几乎’。是时太史令尹咸穷研晷盖，易古周法，雄乃见之，以为难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汉朝，盖器一改焉。浑天覆观，以《云（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覆仰虽殊，大归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浑算精微，术几万首，故约本为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术周髀宗》。”惜乎今不见其书也！
《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故成风称夫人；先君之庙不得配食，故考仲子之宫。尊其称号，则罔极之情申；别考其宫，则严祢之义重，自天子达于士可也。
谢灵运，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故曰“长卿辞赋，终于文园；灵运文才，不以应实”，亦用人之当然也。
鹤山云：“禹顺五行之性治水，先从北方用功，次东，次南，次西，乃终于雍。”此大不然。禹治江、淮、河、汉，皆自西而东，先疏其上源而后及其下流也。如导河自积石，至于龙门，至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邳，北过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入于海。导漾自嶓蒙，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滥，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汶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为中江，入于海。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入于海。皆自西而东，顺其就下之势。凡此非有所谓顺其五行之性，自北而东，而南，而西也。以泗渎次第言之，则又先河、次汉、次江，皆自北而南；导济、导淮，亦自北而南；导渭、导汗，自西而东，亦与所谓五行之性不合。盖缘《洪范》首论五行，故纬儒附会于禹治水耳。不知禹平水土，而后五行之利得以足用于民，乃《洪范》之大义。鹤山大儒，而亦信此附会之说，殊不可晓。
《雅言》云：“鱼阴类，从阳而上，二阳时伏在水底，三阳而鱼上负冰，四阳、五阳则浮在水面。”愚谓此物理之必然者。冬月水上冷而下暖，故鱼潜于水底。正月以往，日渐近北，水面渐暖，故鱼陟水上，冰未解而鱼已上，如负冰然；谓之陟者，始升也。至三月愈暖，鱼则出游而浮于水面矣。岂独鱼为然，万物皆然也。蛰鸟、蛰兽，冬藏而春见，蚯蚓冬结而春鸣，鸿雁秋南而春北。惟人也亦然，冬则塞向瑾户，深藏以避其寒；春则露处野游，毕出以趁其暖。由是观之，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曰阴类随阳而上，近于小儒牵合之论，非大观造化之见矣。
古之宗法，死者皆以代附于宗子之庙。惟宗子得以主其祭，支子皆不得祭。虽为大夫，亦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盖重嫡一宗，其法之严如此。
“然则支子出仕于外，不得与祭于家，将即废祭享乎？”曰：“不可也。以义而起祭之礼也。”“然则主不得奉之以行，如朱文公用牌子，不判其前后，不为陷中，匮之以行，可乎？”曰：“牌子则有定，如二主矣。干于宗法，非礼也。不如以楮如主书之，祭已而焚之可也。”
程子居洛，里人素慕之。其动也，无漫游；其貌也，可一见而知。董五经有闻矣，故曰“先生之来，消息甚大”，谓静而前知，近禅氏之觉矣，其然乎？
卫叔武立，致返卫侯，卫侯乃终杀之，无害于义乎？曰：甚哉！叔武之无见也。名分之际，间不容发。礼别嫌疑，君臣尤甚。若他人立，恐卫侯之不得返也，故己立之，其意善矣，势则涉于嫌矣。己既已立之，即君也，人乌知立之人致卫侯之返之也？惜乎心迹不如宋目夷之能明也，故篡之想易行也，卫侯之听易入也。君子曰：叔武之忠也，忠而愚。
纬书多以三字为名，如《考灵曜》《尚书》、《元命苞》《春秋》、《援神契》《孝经》、《含元（文）嘉》《礼》、《乾凿度》、《易》、《佐助期》《春秋》、《坤灵图》《易》、《运斗枢》《春秋》、《通卦验》《易》、《文耀钩》《春秋》、《感积（精）符》《春秋》、《含神雾》《诗》，皆异端邪术之流，假托圣经，以售邪诬之说，其罪可诛也。其书今虽不存，而类书引用尚多，终惑后学。
《礼》云：“大夫祭五祀，岁遍。”训者以户、灶、中溜、门、井为五。按《月令》云：“孟春祀户，祭先脾；孟夏祀灶，祭先肺；季夏祀中溜，祭先心；孟秋祀门，祭（先）肝；孟冬祀行，祭先肾。”言行不及井，《祭法》五祀亦言国行而无井，惟《白虎通》有井，故汉、魏、晋以来，五祀皆以井居一，至今为然。学者以《祭法·月令》为古典可据，而疑井非。以今观之，先王之所以兴祀者，凡以报其功德而已。门、户资以出入，中溜资以居处，灶、井资以养生。是井较之行，于人尤切，似宜常祀。行于出行时举之，义各当矣。《生民篇》有“取燕以拨”之文，似尤有说。
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公子牙，而圣人不以杀兄累之，缘社稷君臣之义，不得私其亲也。
卜式牧羊肥息，武帝善之，式曰：“非独羊，治民亦犹是。以时起居，恶者辄去之，勿令败群。”嗟乎！岂独民哉？君子任人于国，众贤治之而不足，一不肖坏之而有余，岂独民哉？
田蚡宠盛，窦婴之客尽转而事蚡，惟灌夫独不去。霍去病贵甚，而卫青之客去而事霍，独任安不肯去。义哉！豪矣乎！
汉之神君，其形不可见，但闻其言，言与人音等；居室帏帐中，因巫为主人关通饮食所欲；时去，则若风肃然；其言也，世俗所知，亦无余味者，即今之灵哥也。盖深山大泽，罔两、狐、猿之属，物之精怪，来游人间者也。世恒有之，非神鬼也。荀氏谓神君之类，以为鬼神仿佛在于人间，言语音声，为精神之异，盖不达其实矣。
梁武帝时犹有汲冢玉律，宋苍梧王时已钻为横吹，此足以见律管无孔，止一声尔。
蔡邕铜仑，其上以银错识之曰：“黄钟之管，长九寸，空围九分，容柜黍千有二百。”按仑，量名也，法黄钟之管，空径三黍，长九十黍，稠累而计之，得一千二百黍。盖律长仑短，律狭仑阔，只取容千二百黍耳。
律管空中，皆径三围九，但长短有差，其声自不同尔。孟康各有径围分寸之殊，谬矣。
周濂溪之子曰环溪元翁者，与苏黄诸公学佛谈禅，尽坏其家学。欧文忠之子柴，与僧讲法，失其父风。苏东坡之子过，父事梁师成，变乃翁之节。韩棱不谄权贵，其孙演则党附梁冀。人之不肖，亦不系于世类如此。
巧者不过习者之门，言习熟自能巧也。故精义入神，效于熟与纯。
《论衡》曰：“才能之士，随世驱驰；节操之人，守隘进窜。驱驰日以巧，迸窜日以拙，非才智不及，狎习异也。”由是言之，艰难险阻备尝其味，民情物理谙练无遗者，其能经世之士乎！岩居野处，未达于时势，不闲于治机者，宜乎芒然无所下手矣。
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说），师旅能誓，丧死（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性灵无拥（壅）者也。此特指其文词一艺言之，要诸大夫之实，在先德行、政事耳。
温峤为刘琨左长史，见琨忠节；后峤削平苏峻，功在社稷，亦昆有以启之。可见人不可不与贤者相处。
地理风水之术，三代以上原无是论，观《周礼》族葬皆于北郭之外，可知矣。后世如唐吕才，宋程子、司马公、张南轩皆以为谬而不信，独朱子酷以为然。《葬书》曰“乘生气也”，儒者皆以为有理。且夫死者气已散为清风，体已化为枯腐，于生者何所相涉？而谓其福荫于子孙，岂非荒忽缪悠无著之言乎？况若子若孙，有富有贫，有贵有贱，或寿或夭，或善或恶，各各不同；若曰善地，子孙皆被其荫可也，而何不同若是？岂非人各自性自立乎？若以为风水能致人福禄，则世间人事皆可以弃置不为；农者不论天时耕耨，商者不论贵贱美恶，工者不论习熟工巧，士者不论讲学摘词，一惟听于风水，以俟其自至可也；然而能之乎？且世之术士又以子平星数范围《皇极》，论人贵贱、寿夭，是人之生一也，而所摄以为生若是其多，俗人小儒既信乎此，又信乎彼，张张贸贸，渺无定向，不过贪慕富贵之心使之然耳。惟风水之害，使人盗葬强瘗，斗争诉讼，死亡罪戾，无处无之，岂非遗祸于世乎？崇信以为人望，文公大儒，不得辞其责矣。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揖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邵子云：“天依乎地，地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愚谓地附乎天则可，天依乎地则不可。何也？天乘气机，自能运，自能立，非藉乎地者；况地在天内，势不能为天之系属乎？释家谓风轮能持水轮，水轮能持大地，此论甚真，胜于邵子矣；但言风轮而不及天，为未尽耳。今以理揆，天行健疾，有刚风生焉，故能承水不泄；地有洞虚之气，水不能入，故浮而不沉，观瓶盎倒浮水上可知也。天之转动，气机为之也。虚空即气，气即机，故曰天运以气，地浮以虚。
人心中不著一物，则虚明，则静定；有物，则逐于物而心扰矣。《大学》所谓人有所忿健、恐惧、好乐、忧患则不得其正是也。释氏之虚静亦是盗得此意思，但吾儒虚静其心，为应事作主，非释氏专为己身而然。程子曰：“无内外，无将迎，动亦定，静亦定，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岂禅伯虚静而不欲交物者乎？
太祖平定天下之后，以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以问庭臣，此圣人高出万世之见也。而翰林修撰鲍频对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今百年，地气天运已尽，不可因也。”岂非风水之说乎？今都燕百五十年，天下太平如一日，则地气天运已尽之说，敢为欺罔，可以诛矣。
或曰：“危乱之来，在正人心。”王子曰：“危乱乃积势而然。治不遽治，乱不遽乱，渐致之也。斯时也，人心为积势夺者多矣。曹氏之于汉，司马氏之于魏，可睹矣。苟会于乱，虽孔、孟其如之何？故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夫危乱有几，预见而能返之，使人心固结而不变，此善致治者也。势已抵于危乱，非素负节义、才足拨乱者不能返。及变而始正人心，儒之迂者乎！
世儒曰“静而寂然，惟是一理，感而遂通，乃散为万事”，误矣。寂然不动之时，万理皆会于心，此谓之一心则可，谓之一理则不可；一理安可以应万事？盖万事有万事之理，静皆具于一心，动而有感，乃随事顺理而应，故曰“左右逢原”者此也。感之不同、应之不同，可推矣。
世儒论复性。夫圣人纯粹灵明，性之原本未尝污坏，何复之有？下愚驳浊昏暗，本初之性原未虚灵，何所归复？要诸取论中人之性差近之耳。统以复性为学问之术，滞矣而不通于众也。
《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言君子平时有存养慎独之功，故未发而能中尔，非通论众人皆如是也。世儒乃谓人人未发皆能中焉，非矣。夫心性之于应事，如形之影、声之响，有诸此必见于彼矣。众人未发而能中，宜皆发而中节矣；何世之人喜非所喜，怒非所怒，哀忘其哀，乐淫其乐，发不中节者常千百乎？时有一二中节者，非天之赋性中和，必素达养性之学者；不然，既中矣，何呼吸出入之顷而内外心迹辄尔顿异、不相关涉如此乎？圣人又何切切教人致中和乎？由是观之，乃强于立言矣。强言无实谓之妄。妄言害道，且以惑世，贤者病之矣。
“《泰》之九二‘朋亡’，《咸》之九三‘朋从尔思’。圣人欲其亡而不欲其思，何也？”王子曰：“朋，所亲也，弃疏远而昵比亲近，则非广大之度。心有所感，惟朋从是思，则非至公之道，失人心，乖治几，莫大于此。道未光大，不足以尽其致思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