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题外话 一、从抽象观念看修道院 本书是部惨剧，主角是无限。 人是配角。 既然如此，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一座修道院，我们就应进去。为什么？因为修道院东西方都有，古今都有，异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有，是人类观测无限的一件光学仪器。 这里决不是无限制地发挥某些观念的地方；但我们一面绝对有所保留、有所节制、甚至有所愤慨，一面不得不说，每当我们在人的身上遇到无限，不管理解不理解，我们都感到尊敬油然而生。在犹太教的圣殿、清真寺、佛塔、印第安人的茅屋中，都有我们憎恶的丑恶一面，也有我们崇拜的崇高一面。对精神而言，是何等的瞻仰，又是无尽的沉思！这是天主投在人墙上的反光！ 二、从历史事实看修道院 从历史、理性和真理的角度看，修道生活应被禁止。 一个国家，如果修道院过于繁盛，就会成为交通的妨碍，占地过多的设施，在需要工作中心的地方却出现懒惰的中心。修道团体之于巨大的社会共同体，等于橡树上的寄生物，人体上的肿瘤。它们的繁荣和臃肿造成国家的贫困。修道制在文明开始时是好的，通过精神去抑制暴力是有用的，而在民族到了成熟期就变得有害。再说，当它衰退，进入紊乱时期，由于它继续起表率作用，在纯洁时期有益于人的种种理由反倒使它变得有害了。 入院修道已经过时。修道院对现代文明的初期教育是有用的，却妨碍它的生长，有害于它的发展。修道院作为培养人的学校和方式，在十世纪时是好的，在十五世纪时受到争议，在十九世纪就受到憎恶了。修道的麻风病将两个杰出的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几乎蚕食得只剩下骨骼了，而多少世纪以来，其中一个国家是欧洲的智慧，另一个是欧洲的光辉，在现时代，这两个卓越的民族由于一七八九年有力的保健治疗，开始痊愈。 修道院，特别是古代的女修道院，像本世纪初在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继续出现的那样，是中世纪一种最可悲的产物。修道院，上述那种修道院，集各种恐怖之大成。地道的天主教修道院，充满了死亡的黑光。 西班牙修道院尤其阴森可怖。巨大的神坛像主教座堂一样，高耸在黑暗中，在烟雾弥漫的拱顶和暗影朦胧的穹顶下；巨大的白色耶稣受难十字架，用铁链吊在黑暗中；巨大的象牙基督，赤裸地陈列在乌木上；不仅血迹斑斑，还鲜血淋漓；既丑陋又崇高，手肘露出骨头，髌骨露出皮肉，伤口血肉模糊，戴着银荆冠，钉着黄金钉子，额角上淌下红宝石的血滴，眼睛里噙着钻石眼泪。钻石和红宝石好像湿漉漉的，引来戴面纱的妇女在底下的阴暗处哭泣，她们身上被苦衣和铁刺鞭折磨得伤痕累累，乳房被柳条兜压瘪；膝盖被祈祷磨破；这些女人自以为嫁给了天主；幽灵似的人自以为是天使。这些女人有思想吗？没有。她们有愿望吗？没有。她们有爱吗？没有。她们活着吗？没有。她们的神经变成了骨头；她们的骨头变成了石头。她们的面纱是夜幕做的。她们在面纱下的呼吸，好像死亡难以形容的悲惨气息。修道院长像一个鬼魂，既使她们神圣化，又使她们恐惧。洁白无邪又咄咄逼人。西班牙的旧修道院就是这样。这是可怕虔诚的巢穴，处女的洞穴，凶残的所在。 西班牙信奉天主教，更甚于罗马。西班牙修道院是最好的天主教修道院，有东方气息。大主教作为天国的总管，监视并锁上供天主享用的灵魂后宫。修女是姬妾，教士是阉奴。狂热的修女在梦中被选中，附在基督身上。晚上，俊美的赤身裸体的年轻男子走下十字架，成为销魂的对象。修女妃子以受难的耶稣为苏丹，由高墙隔断一切生活的欢乐。往外瞥一眼就是不忠。地牢代替了皮袋。在东方是投进海里，在西方是投入地下。两边的女人都在挣扎；有人被投入波涛，还有的被投入墓穴；这边是淹死，那边是埋葬。可怕的并行不悖。 今日，那些厚古的人不能否认这些事实，便一笑置之。流行一种简单而古怪的方法，就是取消历史的披露，贬低哲学的评论，省略一切令人困惑的事实和含混的问题。灵巧的人说：“可以夸大其辞的材料。”愚笨的人重复说：“夸大其辞。”让-雅克·卢梭夸大其辞；狄德罗夸大其辞；伏尔泰对卡拉斯、拉巴尔和西尔旺[1]是夸大其辞。不知道是谁最近发现塔西陀[2]夸大其辞，尼禄是受害者，肯定要同情“可怜的霍洛菲尔纳[3]”。 然而，事实不易颠倒，而且颠扑不破。本书作者在离布鲁塞尔八法里的地方，亲眼见过那种遗忘洞：这是中世纪的遗物，如今大家手边都有这种材料，那是在维莱尔修道院旧院子的草坪中央，还有在迪尔河边，有四个石头黑牢，半在地下，半在水中。这是“地牢”。每个地牢都有铁门的残片，一个粪坑，一扇装铁栅的通气窗，这扇窗在外边离河水有两尺高，里面离地面六尺高。四尺深的河水沿着墙流淌。地面总是潮湿的。关在地牢里的人以这片湿地为床。在其中一个地牢里，墙上还固定着一段枷锁；在另一个地牢里，可以见到一个方匣，由四片花岗岩做成，因过短而不能躺下，过低而不能坐起来。里面放人，再盖上石板。事实如此，看得见，摸得着。这些地牢，这些黑牢，这些铁挂钩，这些枷锁，这扇在河水上的高通气窗，这个像棺材一样盖着花岗岩的石匣，所不同的是，死者却是个活人，地面是烂泥，还有粪坑和渗水的墙壁。多么夸大其辞啊！ 三、什么情况可以尊重往昔 修道生活像西班牙和西藏存在的那样，对文明是一种肺病。它将生命戛然而止。很简单，它使人口减少。进入修道院，等于阉割。它在欧洲成为祸害。此外还要加上对良心司空见惯的戕害，强迫许愿修行，依附于修道院的封建制，将家庭过剩的成员投入修道生活的长子制，上文所说的凶残行为，地牢，禁口缄言，头脑封死，多少不幸的智慧因终身许愿而被打入地牢，穿上道袍，心灵被活生生埋葬。个人的折磨还要加上民族的衰落，不管你是谁，面对道袍和面纱这两样人为的尸衣，你会感到发抖。 但在十九世纪中期，在某些方面，某些地方，修行的思想竟不顾哲学和进步继续盛行。还在招募苦修者的怪现象，此刻使文明世界惊讶。陈旧的机构顽固地延续下去，就像有哈喇味的香水还要往头发上抹，臭鱼还要让人吃，童装还要硬穿在成年人身上，尸体还要温柔地拥抱活人。 “忘恩负义！”衣服说，“天气恶劣时我保护过你。为什么你不想再要我？”“我来自大海，”鱼说。“我曾是玫瑰，”香水说。“我爱过你，”尸体说。“我教养过你，”修道院说。 对此只有一个回答：那是往事。 幻想已逝的事物万古长存，将人的尸体涂上香料保存下来，恢复摇摇欲坠的教条，给圣徒遗骸盒涂上金漆，将修道院粉刷一新，将圣骨盒重新圣化，重新粉饰迷信，给宗教狂热加油，给圣水刷和军刀换上新柄，重新确立修道生活和黩武主义，相信通过增加懒汉能拯救社会，把往昔强加给当今，这看来是怪事。但这种论调却存在理论家。这些理论家却是才子，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将所谓社会秩序、神权、道德、家庭、敬祖宗、古代权威、神圣传统、合法性、宗教这层涂料抹在往昔之上；他们一面走一面叫：“瞧啊！拿去吧，正直的人。”这种逻辑古人已经熟知。古罗马肠卜僧运用过。他们给一头牛犊涂上石灰，说道：“它是白色的。Bos cretatus.[4]” 至于我们，我们处处尊重而且宽容过去，只要它承认寿终正寝。倘若它想活下去，我们就攻击它，竭力消灭它。 迷信、虔诚、伪善、偏见，这些幽灵，尽管成了幽灵，却坚持活着，虽化为青烟，却张牙舞爪；必须紧抱住它们，向它们开战，决不停息，因为注定要永远同幽灵搏斗，这是人类的一种命运。但很难扼住鬼魂的咽喉，把它打败。 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的一座修道院，就是对抗阳光的一大群猫头鹰。在一七八九年、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圣地，修道院抓住苦修不放，罗马在巴黎得到发展，这是时代错误。一般年代里为了消除时代错误，只要确定年份就行了。但我们不是在一般年代。 让我们战斗吧。 让我们战斗，但要区别对待。真理的本质，就是永远不要过度。真理有什么必要夸张呢？有的东西必须摧毁，有的东西只消辨明和正视。善意而严肃的审查，具有何等的力量啊！足够亮的地方，不必送去火焰。 因此，既然已是十九世纪，各国人民，在亚洲和欧洲，在印度和土耳其，一般说来，我们都反对出家苦修。说起修道院，就等于说沼泽。沼泽中易于腐烂是显而易见的，停滞不动有碍健康，物质发酵传染热病，使人孱弱；修行的人递增，给埃及造成创伤。这些国家的苦行僧、和尚、隐修士、隐修女、僧人、苦修士，大量繁殖，如蚁如蛆，想起来就令人胆寒。 话虽如此，宗教问题依然存在。这个问题有一些神秘的、近乎可怕的方面；请允许我们注视一下。 四、从本质看修道院 一些人聚集起来，住在一起。凭什么权利呢？凭结社的权利。 他们闭门幽居。凭什么权利呢？凭一切人都有开门和关门的权利。 他们闭门不出。凭什么权利呢？凭自由来去的权利，连带呆在家里的权利。 他们呆在家里做什么呢？ 他们低声说话；他们低垂眼睛；他们干活。他们弃绝人世、城市、肉欲、欢乐、虚荣、骄傲、利益。他们穿粗呢或粗布衣。他们都不拥有任何财产。入院的人由富变穷。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大家。所谓贵族、绅士和老爷的人，和农民一律平等。人人的修行室都是一样的。人人都要削发，穿同样的道袍，吃同样的黑面包，睡同样的草垫，死在同样的灰堆上。背着同样的袋，腰扎同样的绳。如果规定赤脚走路，人人便都跣足走路。里面可能有个亲王，亲王也和别人有同样的影子。再没有称衔。连家族称号也消失了。他们只用名字。洗礼的名字一律平等，人人都得对之屈膝。他们消除了骨肉之亲，在修道院里建立起精神之亲。所有的人都是他们的亲人。他们救助穷人，护理病人。他们选出共同服从的人。他们以兄弟相称。 您止住我，大声说：“这正是理想的修道院！” 只要有那样的修道院，就应该引起我的重视。 因此，在上一卷中，我尊敬地谈论一座修道院。除开中世纪，除开亚洲，暂且不谈历史和政治问题，从纯粹哲理的观点看，撇开剑拔弩张的论战手段，只要修道院绝对坚持自愿，只关着同意入院的人，我就始终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有时还以尊敬的态度看待修会。凡是有团体的地方，就有村镇；凡是有村镇的地方，就有权利。修道院是平等、博爱观念的产物。噢！自由多么伟大！转换多么壮丽！自由足以把修道院改变成共和国。 继续谈下去。 但是这些男人，或者这些女人，呆在这四堵墙里面，穿着棕色粗呢袍子，他们是平等的，互称兄弟；这很好；可是他们还做别的事吗？ 是的。 做什么？ 他们注视幽冥，双膝跪下，双手合掌。 这意味着什么？ 五、祈祷 他们祈祷。 祈祷谁？ 天主。 祈祷天主，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之外有无限吗？这无限是一体、内在的、永恒的吗？既然是无限，就必然是物质的吗？如果物质缺乏了，无限就终止吗？既然是无限，就必然有智慧吗？如果智慧缺乏了，无限就结束吗？既然我们只能赋予自身以存在的观念，这无限能在我们身上唤起本质的观念吗？换句话说，无限是绝对，而我们是相对吗？ 我们之外有无限，与此同时，我们身内就没有无限吗？这两个无限（多么可怕的复数啊！）不是重叠吗？是否可以说，第二个无限是在第一个无限的下面吗？它不是另一个无限的镜子、反映、回声、共有一个中心的深渊吗？这第二个无限也有智慧吗？它有思想吗？它会爱吗？它有愿望吗？如果两个无限都有智慧，它们每一个都有意愿的本原吗？在上面的无限中有一个自我，正如下面的无限有一个自我吗？下面的自我是灵魂；上面的自我是天主。 通过思想，将下面的无限和上面的无限接触，这就叫做祈祷。 决不要抽走人类精神的任何东西；取消是坏事。必须改革和改变。人的某些能力趋向未知；如思想、沉思、祈祷。未知是个海洋。良心是什么？这是未知的罗盘。思想、沉思、祈祷；这是巨大而神秘的光芒。让我们尊重它们。心灵发出的这些辉煌的照射投向哪里？投向黑暗；也就是投向光明。 民主的伟大，这是什么也不否认，对人类的一切都不否认。在人权旁边，至少在人权之外，还有心灵的权利。 摧毁狂热，尊重无限，这是法则。我们不要限于匍匐在造物之树下面，瞻仰挂满繁星的巨大树枝。我们有一个责任：为人类灵魂而努力，捍卫神秘，反对奇迹，崇拜不可知而抛弃荒诞，在不可解释的事实方面，只接受必然，净化信仰，排除宗教上面的迷信；清除天主周围的败类。 六、祈祷的绝对善 至于祈祷方式，只要真诚，都是好的。把你的书翻过来，那就处在无限中。 我们知道，有一种哲学否认无限。也有一种哲学否认太阳；按病理学分类，这种哲学叫失明。 创造出一种我们的真理之源中所没有的感觉，这是盲人的一种出色把握。 奇怪的是，这种摸索哲学，面对注视天主的哲学，采取的是高傲、超然和怜悯的神态。似乎听到了一只鼹鼠在叫：“他们用太阳来炫耀，真叫我可怜！” 我们知道，有一些著名的、能干的无神论者。说实话，他们被自身的能力拉回到真实中来，并不肯定是无神论者，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定义问题，无论如何，即令他们不信天主，作为有才智的人，他们证实了天主存在。 我们把他们作为哲学家来致敬，同时无情对待他们的哲学。 继续议论下去。 也有值得赞叹的，就是空话连篇，易如反掌。北方有一个思辨学派，笼罩在雾蒙蒙中，以为用意志一词取代力量一词，在人的悟性上进行了一场革命。 说“植物愿意”，而不说“植物生长”；如果加上一句“宇宙愿意”，那就确实丰富了。为什么？因为从中可以得出：植物愿意，它就有一个自我；宇宙愿意，它就有一个天主。 至于我们，我们和这个学派相反，决不排除先天的知识，这个学派接受的植物中有意志，在我们看来，较之它所否认的宇宙中有意志，更难令人接受。 否认无限的意志，也就是天主，亦即等于否认无限。我们已经阐明过了。 否认无限直接导致虚无主义。一切变成了“一个精神概念”。 同虚无主义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因为虚无主义必然怀疑对话者存在，连自身存在也不能肯定。 从它的观点看，可能它自身也是一种“精神要领”。 不过，它没有看到，只要说出这个词：“精神”，他就一古脑儿接受它否认的一切。 总之，一种将一切归结为单音字“无”的哲学，在思想上是无路可走的。 对于“无”，只有一个回答：“有。” 虚无主义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什么虚无。零并不存在。一切就是某样东西。无，即什么也不是。 人生存有赖于肯定，超过有赖于面包。 观察和指出，这还不够。哲学应该是一种力量；它应以改善人为努力方向和结果。苏格拉底应当进入亚当体内，生育出马尔库斯-欧雷利乌斯[5]；换句话说，就是把享乐的人变成明智的人。把伊甸园变成书院。科学应该是一种补药。享受是多么可悲的目的，多么微不足道的志向！粗鲁的人要享受。思想，这是心灵的真正胜利。让思想给人解渴，将天主的概念当作琼浆玉液提供给大家，让良心和科学结成兄弟，通过这种神秘的对照，使他们成为正义的人，这就是真正哲学的职能。道德是真理的充分发展。瞻仰导致行动。绝对应该是可行的。理想对人的精神必须是可以呼吸的，可饮可食的。理想有权利说：“拿去吧，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智慧是一种圣餐。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智慧才不再是对科学无结果的爱，变成人类惟一和至上的联结方式，并从哲学升华为宗教。 哲学不应是建筑在神秘之上的普通的突出部分，以便自由自在地观察神秘，除了满足好奇，没有别的结果。 以后有机会再来发挥我们的思想，我们只限于说，如果没有信仰和爱这两种动力，这两种力量，我们就不能理解人作为出发点，进步作为目的。 进步是目的；理想是典范。 理想、绝对、完美、无限；这是同义词。 七、责备要谨慎 历史和哲学有永恒的责任，同时这又是普通的责任；抨击大祭司该亚法[6]、法官德拉孔[7]、立法官特里马西翁[8]、皇帝提拜尔[9]；这是清楚、直接、明晰的，没有任何晦涩之处。但是，离群索居的权利，即使有不利和弊端，也要得到确认和宽待。聚居苦修是人类的一个问题。 提起修道院，这既谬误又无邪，既迷误又有善意，既无知又忠诚，既受折磨，又殉难得道的地方，几乎总要又说是，又说不。 一个修道院，这是一个矛盾体。目的是得救；方法是牺牲。修道院，这是以最高的献身为结果的最高的自私。 弃位是为了统治，好像是修道制的格言。 在修道院，受苦是为了享乐。从死神那里换取一张期票。以尘世的黑夜贴现上天的光明。在修道院，因生前赠与进入天堂，才接受地狱生活。 戴上面纱，穿上道袍，是以永生来支付的自杀。 对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觉得嘲笑不合时宜。不管好坏，其中一切都是严肃的。 正义的人皱起了眉头，但决不会苦笑。我们懂得愤怒，可是不懂得邪恶。 八、信仰，法则 再说几句。 当教会充满阴谋诡计时，我们谴责它，我们蔑视觊觎俗权的教权；但是，我们处处敬仰思索的人。 我们向跪着的人致敬。 有一种信仰；这对人类是必要的。毫无信仰的人是不幸的！ 这不是无所事事，因为是全神贯注。有可见的劳动，也有不可见的劳动。 瞻仰是劳动；思索是行动。抱起手臂是干活，合掌是做事。仰望天空是一种事业。 泰勒斯[10]静坐四年。他创建了哲学。 对我们来说，聚居苦修的人不是懒人，隐修者不是好逸恶劳。 沉思冥想是一件严肃的事。 我们认为永远回忆坟墓对活人是合适的，这丝毫没有贬低我们说过的话。在这一点上，教士和哲学家是一致的。“总有一死。”拉特拉普修道院院长这样反驳贺拉斯。 生活中插入一点坟墓的存在，这是智者的法则；这是苦行僧的法则。从这方面看来，苦行僧和智者是汇合的。 物质增长，我们需要。精神崇高，我们坚持。 性急的不假思索的人说： “这些木然不动的偶像神秘得很，有什么必要呢？它们有什么用呢？它们在干什么？” 唉！面对我们周围和等待着我们的黑暗，不知道这无边的扩散拿我们怎么办，我们回答：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也许是更崇高的事业。我们还要说：也许没有更为有用的工作了。 确实需要有人为从不祈祷的人祈祷。 对我们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祈祷里思考多不多。 莱布尼兹[11]在祈祷，这是伟大的；伏尔泰在崇拜，这很美好。Deo erexit Voltaire.[12] 我们赞成宗教，但反对宗教不止一种。 我们认为祷文贫乏，而祈祷是崇高的。 再说，我们所经过的时刻，幸亏不会在十九世纪留下痕迹，这一时刻有多少人低眉颔首，意志消沉，周围那么多人追求享乐，耽于短暂而丑恶的物质生活，谁退隐修道，我们看来都是可敬的。修道院就是弃绝尘世。站不住脚的牺牲还是牺牲。将严重的谬误当作责任，自有崇高之处。 就事论事，而且理想的是，围绕真理旋转，直至不偏不倚地穷尽所有的方面，修道院，尤其是修女院，无可辩驳地有崇高之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妇女受苦最深，避居修道院，其中有着抗议。 修道生活如此清苦，如此阴郁，上文已经大致谈过，这不是生活，因为这不是自由；这不是坟墓，因为这不是寿终正寝；这是古怪的地方，就像从高山之脊，我们一边看到我们如今所在的深渊，另一边看到我们以后所在的深渊；这是一个狭窄的、雾蒙蒙的边界，划分了两个世界，两边既明亮又黑暗，生活微弱的光线与死亡昏暗的光线相混；这是坟墓的昏暗。 我们不相信这些妇女所相信的东西，但我们像她们一样生活在信仰中，不带一种宗教的柔和的恐惧，不带一种充满渴望的怜悯，我们决不会注视这些忠诚的、颤栗的、信赖人的女人，这些谦卑而端庄的心灵，她们敢于在神秘边缘生活，在封闭的尘世和尚未开放的天堂之间等待，转向别人看不到的光芒，其幸福在于一心向往她们所知的光芒所在之处，渴望着深渊和未知数，目光盯住不变的黑暗，跪在那里，茫然无措，惊得发呆，瑟瑟发抖，有时被冥冥处深沉的气息吹得半抬起身子。 [1]拉巴尔（1747—1766），法国贵族，被诬折断耶稣受难十字架而被处死，1793年被恢复名誉；西尔旺（1709—1777），法国新教徒，他的一个女儿自杀，他被控杀死了她，被判死刑，在伏尔泰的干预下恢复名誉（1771）。 [2]塔西陀（约55—约120），拉丁语历史家。 [3]霍洛菲尔纳，按《圣经》，是《犹滴传》的人物，将军，围困贝图利城，被犹滴诱杀。 [4]拉丁文，用石灰刷白的牛。肠卜僧以动物内脏来占卜。 [5]马尔库斯-欧雷利乌斯（121—180），罗马皇帝，哲学家，研究修辞学和禁欲主义，著有《思想录》。 [6]该亚法，判处耶稣死刑的大祭司。 [7]德拉孔（约公元前七世纪末），雅典立法官，他取消了私人复仇。 [8]特里马西翁，公元一世纪拉丁语作家特罗尼乌斯的作品《萨特里孔》中的人物。 [9]提拜尔（约公元前42—37），罗马皇帝。 [10]泰勒斯（约公元前625—约前547），希腊数学家，哲学家。 [11]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哲学家、学者。年轻时就懂希腊文和拉丁文，研究神学、逻辑学和经院哲学，后来有多方面的建树。 [12]拉丁文，这是伏尔泰为天主建造的。这句话刻在伏尔泰出资建造的菲尔奈教堂的门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