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爱波尼娜 一、云雀场 马里于斯目睹了这个圈套意想不到的结局，他曾向沙威报了警；沙威一离开破屋，用三辆车把囚犯带走，马里于斯也溜出了家。现在才晚上九点钟。马里于斯来到库费拉克那里。库费拉克不再是拉丁区沉着冷静的居民了；他“出于政治原因”，搬到玻璃厂街；那是当时起义者愿意居住的街区。马里于斯对库费拉克说：“我来住在你家里。”库费拉克从床上的两条褥子中抽出一条，铺在地上说：“就睡在上面吧。”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马里于斯返回破屋，付了一季的房租和欠布贡大妈的钱，叫人把他的书、床、桌子、五斗柜和两把椅子搬上一辆手推车，没有留下地址，一走了之，当沙威上午来，想向马里于斯打听昨天的情况时，他只见到布贡大妈，她对他说：“搬走了！” 布贡大妈深信，马里于斯跟夜里逮捕的盗贼有点牵连。“谁料得到呢？”她在街区的看门女人那里大声说，“一个年轻人，看样子还像个姑娘呢！” 马里于斯这样匆促搬家，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他现在对这幢房子十分憎恶，在那里他就近看到了也许比为富不仁更加可憎的社会丑恶，及其以最令人作呕和最凶残的方式发展的全过程；他看到了作恶的穷人。第二个理由是，他不想在任何可能紧接而来的审讯中露面，不得不作证，对泰纳迪埃不利。 沙威没有记住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以为他害怕而逃走了，在设下圈套时甚至没有回家；不过，他曾设法要找到年轻人，但没有找到。 一个月过去了，然后又过去一个月。马里于斯始终住在库费拉克家里。他通过一个常到法院中央大厅走动的见习律师，了解到泰纳迪埃关在牢里。每星期一，马里于斯都通过福斯监狱管理处，交给泰纳迪埃五法郎。 马里于斯没有钱了，便向库费拉克借五法郎。这是他平生头一遭借钱。定期借五法郎，对拿出钱的库费拉克和收到钱的泰纳迪埃都是个谜。“这钱可能给谁呢？”库费拉克想。“这钱会是谁给我的呢？”泰纳迪埃纳闷。 再说，马里于斯很悲哀。一切重新回到一个陷阱中。他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他的生活又陷入神秘里，他在其中摸索徘徊。他有一刻在这黑暗中就近重新见到他日思夜想的少女，这个好像她父亲的老头，这两个不知姓名的人是在这世界上他惟一关心的，惟一希望的；正当他以为抓住他们的时候，一阵风将所有的影子吹跑了。在这最可怕的撞击中，甚至没有爆发出一点确信和真相的火花。没有任何预测的可能。他甚至不再知道他以前以为知道的名字。她肯定不叫于絮尔。而云雀是一个绰号。对老头作何想法呢？他确实躲避警察吗？马里于斯在残老军人院附近遇到的白发工人，回到他脑子里来。现在这个工人和白发先生可能是同一个人了。他是乔装打扮啰？这个人有不畏强暴的一面，也有形迹可疑的一面。为什么他不呼救呢？为什么他逃走了呢？他是不是少女的父亲呢？他真是泰纳迪埃以为认出的那个人吗？泰纳迪埃会搞错吗？问题成堆，没有答案。说实在的，这一切丝毫没有减损卢森堡公园少女的天仙般魅力。令人愁肠百结；马里于斯心中柔情缱绻，眼前却一片黑暗。他受到推动、吸引，却又无法动弹。一切都成了泡影，惟独爱情除外。即使爱情，他也丧失了本能和突然的发光。通常这燃烧我们的火焰，也能照亮我们一点，使我们向外投射一点有用的光。爱情这种暗地里的建议，马里于斯甚至都听不到。他从来不想：“我去那儿看看吧？我去试试吧？”他不能再称为于絮尔的那个姑娘，显然在某个地方；什么也不能告诉马里于斯该到哪儿去找。他的全部生命如今概括在一句话里：如坠五里雾中。再看到她；他始终渴望，但毫无希望。 更糟的是，贫困又来了。他感到这股冷气在身边，在身后。他沉浸在感情风暴中，长久以来他中止了工作，没有什么比中断工作更危险的了；习惯离开了。习惯容易离开，可不容易恢复。 有点沉思是好的，如同适量的麻醉剂。这能使抑制兴奋的神志有时过度的狂热，在头脑中产生一种柔和的新鲜的气息，纠正纯粹思想过于粗糙的轮廓，填补各处的空隙和裂缝，联结整体，磨平思想的棱角。可是，沉思太多会把人淹死。脑力劳动者让整个思想陷入沉思中，那就糟糕了！他以为会很容易浮上来，心想这毕竟是同一回事。大错特错了！ 思想是智力的劳动，沉思是智力的享乐。用沉思代替思想，无异于将毒药与食物混淆。 读者记得，马里于斯由此开始。爱情倏然而至，终于把他投入没有对象的无底幻想中。现在他出门只是为了去沉思。这是怠惰的工作。这是喧嚣而停滞的深渊。随着工作减少，需要却增加了。这是一条法则。人在沉思状态中自然而然会大肆挥霍和意志薄弱；松弛的精神无法使生活保持紧凑。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好坏相间，因为委靡不振是有害的，慷慨大度却是健康和良好的。但慷慨而高尚的穷人不工作就完蛋了。一筹莫展，而需要却层出不穷。 这是死路一条的斜坡，最正直和最坚定的人，也像最软弱和最堕落的人一样滑下去，通往两个无底洞之中的一个：自杀或犯罪。 他出门是为了去沉思，总有一天，他出门是为了去投水自尽。 想入非非，会制造出埃斯库斯和勒巴[1]这样的人。 马里于斯漫步走下这个斜坡，眼睛盯着再也看不见的人。上文所述，看似古怪，却是真实的。回忆一个见不到的人，会在心灵的黑暗中发光；见不到的人越是失踪，就越是发光；绝望而幽暗的心灵在天边看到这光芒；这是内心黑夜之星。她，就是马里于斯的全部想法。他不再想别的事；他模糊地感到，他的旧衣没法穿了，而那件新衣变成了一件旧衣，他衬衫都破旧了，他的帽子戴旧了，他的靴子穿旧了，就是说，他的生活衰退了，他想：“我只要在死前再见到她就满足了！” 他只剩下一个甜蜜的念头，就是她爱过他，她的目光对他这样说过，她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她知道他的心，也许不管她在什么神秘的地方，她还在爱他。谁知道她是不是像他想她一样想他呢？有时，就像一切痴情的心一样，常有不可解释的时刻，本来只有痛苦的理由，却感到暗暗的喜悦颤栗，他思忖：“是她的想念传到我这里！”接着他又想：“我的想念也可能传到她那里。” 随后，他对这种幻想摇了摇头；然而，幻想终于在他的心灵中投下了光芒，这种光芒有时像希望。尤其在傍晚这种最令沉思者忧郁的时刻，他在只用来抒发心曲的簿子上，写下最纯洁、最客观、最理想的沉思，爱情使他脑子里充满这种沉思。他称之为这是“给她写信”。 不要以为他的理智混乱了。正相反。他虽然失去了工作和坚定地朝既定目标前进的能力，但他却比以往更清醒和更准确。马里于斯从平静、真实、尽管奇特的角度，观察眼前发生的事，甚至最无关紧要的事或人；他评论一切都用词准确，带着一种正直的消沉和天真的无私态度。他的判断几乎放弃了希望，高瞻远瞩。 在这种思想状态中，他什么都不放过，什么都骗不过他，每时每刻他都发现生活、人类和命运的底蕴。天主给予能爱、能受苦的高尚心灵的那个人，即使在困苦不安中，仍然是幸福的！谁没有透过这双重的光观察过世事和人心，谁就没有见到真谛，一无所知。 正在爱和受煎熬的心灵，处于这崇高状态。 再者，日复一日，没有新情况出现。只是他觉得，他还要走过的幽暗空间，时刻在缩小。他已经似乎清晰地看到无底深渊的边缘。 “什么！”他一再说，“难道我就不能再见她一面！” 沿着圣雅克街往上走，把城门撇在一边，时而往左边走上以前的内环路，来到健康街，然后是冰库，在到达戈布兰小河之前，会遇到一片场地，在巴黎又长又单调的环城大道，这是雷斯达尔[2]惟一想坐下的地方。 魅力正是从这难以描绘的地方产生，一片绿草地拉上了几根绳子，晾干的破衫在风中飘拂，一座菜农的旧屋建于路易十三时代，大屋顶上奇特地钻出阁楼，木栅已破烂不堪，杨树之间有些水塘，妇女，欢笑声、说话声；天际是先贤祠，聋哑院的树木，慈谷医院那黑色、矮阔、奇特、有趣、美轮美奂的建筑，背景是圣母院塔楼肃穆的方顶。 正因为这地方值得一看，反而没有人来。每隔一刻钟，有一辆大车或者运货车经过。 有一次，马里于斯孤独散步时，来到水边的这块场地。这一天，大道上有一个罕见的行人。马里于斯隐隐地被野景的魅力所吸引，问这个行人：“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行人回答：“这是云雀场。” 他又说：“于尔巴克杀死伊弗里的牧羊女就在这里。” 可是，听到云雀这个词后，马里于斯便什么也听不到了。一句话足以使沉思状态凝固。全部思绪骤然间凝聚在一个想法周围，再也不能接受任何感觉。云雀，正是这个称谓在马里于斯忧郁的深处，代替了于絮尔。“嗨，”他说，处于这种痴迷状态，就爱说这类神秘的独白，“这是她的场地。我现在知道她住在哪里了。” 这是荒唐的，不过无法阻挡。 于是他每天到这块云雀场来。 二、监狱孵化的罪恶胚胎 沙威在戈尔博老屋看来大获全胜，其实并非如此。 首先，也是他的主要忧虑，沙威没有抓住那个被绑住的人。逃走的被害者比凶手更可疑；很可能这个对匪徒来说奇货可居的人，对当局也是好猎获物。 其次，沙威没有抓住蒙帕纳斯。 必须等待另一次机会抓住这个“花花公子恶魔”。蒙帕纳斯遇到在大街树下放哨的爱波尼娜，把她带走了，宁愿跟女儿谈情说爱，也不愿跟父亲沆瀣一气。他很走运，逍遥法外。至于爱波尼娜，沙威仍派人“再抓住她”。聊以自慰吧。爱波尼娜已在马德洛内特监狱跟阿泽尔玛相会。 最后，从戈尔博老屋到福斯监狱的路上，被抓住的主犯之一克拉克苏失踪了。不知怎么搞的，警察“莫名其妙”，他化为了气体，从拇指铐中溜掉，从车缝间溜走，马车确有裂缝，让他逃走了；大家不知怎么解释，只知道到达监狱时，不见了克拉克苏。其中有仙人或警察帮忙。克拉克苏融化在黑暗中，就像雪片融在水中一样吗？有没有警察暗中配合呢？这个家伙是不是有双重谜团，同属于混乱与秩序呢？他集犯法和镇压于一身吗？这个斯芬克司前爪伸在罪恶中，后爪伸在当局中？沙威决不接受这种办法，面对这样的妥协怒发冲冠；但他的警队里有的警官，尽管是他的下属，却比他更清楚警察局的底细。克拉克苏是个大恶棍，他可以成为一个好警察。能同黑暗势力有密切的变换身份的关系，做强盗出类拔萃，当警察身手不凡。确有这类两面的无赖。无论如何，不见踪影的克拉克苏没有再抓住。沙威愤怒多于惊异。 至于马里于斯，“这个傻瓜律师可能害怕了”，沙威忘记了他的名字，没放在心上。再说，一个律师，总会再遇到的。但这仅仅是个律师吗？ 预审开始了。 预审法官希望得到一点闲谈透露的情况，认为有必要不把褐铁矿老板团伙当中的一个投入监狱。这个人就是布吕荣，小银行家街那个长发。把他放到查理曼大院后，监视者目不转睛地盯住他。 布吕荣这个名字，令人想起福斯监狱的一件事。新楼那个丑陋不堪的院子，管理部门称为圣贝尔纳院子，匪盗称为狮子沟院子，有一扇生锈的旧铁门，通向福斯公爵府的旧礼拜堂，现已改为牢房，门左边耸立一堵齐屋顶高的墙，布满斑驳的片状和千疮百孔，十二年前墙上还能见到一个城堡图形，是用铁钉粗糙地刻在石头上的，下面有这样的签字： 布吕荣，一八一一年。 一八一一年那个布吕荣是一八三二年这个布吕荣的父亲。 这个布吕荣，在戈尔博老屋的圈套中只露了一面，是个非常狡猾和灵活的小伙子，模样慌张，愁容满面。正是由于这惊慌的样子，预审法官释放了他，认为他在查理曼大院比在监狱里更有用。 匪徒并不因为落入法网而停止活动。他们并不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而收敛。因一次犯罪而下牢，并不妨碍开始再次犯罪。艺术家有一幅画挂在画展，仍然在画室里创作另一幅新作品。 布吕荣似乎被监狱吓呆了。有时看到他几小时呆在查理曼大院里，站在食堂的窗口旁，仿佛一个白痴，望着食堂肮脏的价格牌，起首是：“大蒜，六十二生丁。”结尾是：“雪茄，五生丁。”要不然，他呆在那里发抖，牙齿打战，说是在发烧，打听发烧病人病房里的二十八张床是否有空位。 约在一八三二年二月的下半月，人们突然获悉，布吕荣这个昏昏欲睡的人，通过几个杂役办了三件不同的事，不是以他的名义，而是以他的三个同伴的名义，他们花了他五十苏，这过度的花销引起了警卫队长的注意。 经过调查，并核对贴在囚犯会客室的办事费用表，终于了解到，五十苏是这样花掉的：三次跑腿，一次到先贤祠，十苏；一次到慈谷医院，十五苏；一次到格勒奈尔城门，二十五苏。最后一次也是最贵的一次。然而，到先贤祠，到慈谷医院，到格勒奈尔城门，正好是三个城关恶徒居住的地方，一个叫克吕伊德尼埃，外号怪汉，一个叫光荣汉，是期满释放的苦役犯，还有一个叫煞车杠，这件事引起警察对他们的注意。警察认为猜到这些家伙跟褐铁矿老板是一伙的，其中两个匪首巴贝和格勒梅已在押。警察设想，布吕荣的信并不按地址送，而是交给等在街上的人，信里大概有策划干坏事的主意。还有别的迹象；警察逮捕了这三个匪徒，以为挫败了布吕荣的阴谋。 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大约一周，一天夜里，一个巡夜的看守察看新楼底层的牢房，正要将执勤牌投入箱里（这种方法用来验明看守是否严格执勤，看守每一小时都要往挂在牢房门上的箱子投牌子）时，这个看守通过窥视孔，看到布吕荣坐在床上，借着壁灯的光在写什么。看守走了进来，但关了布吕荣一个月的黑牢里，搜不出他写了些什么。警察没有获得更多的情况。 肯定无疑的是，第二天，“一个驿站车夫”从查理曼大院抛到狮子坑，越过了分隔两个院子的六层楼房。 囚犯所说的“驿站车夫”，指的是一团巧妙揉成的面包；有人把面包团送到“爱尔兰”，就是说越过一个监狱的屋顶，从一个院子抛到另一个院子。按词源学解释：越过英国；从一块陆地到另一块陆地；“到爱尔兰”。这个面包团落在院子里。捡到的人打开来，看到里面有一封写给一个囚犯的短信。如果捡到的是囚犯，就会送给收信人；如果捡到的是看守，或者被秘密收买的囚犯，监狱里称为绵羊，苦役监里称为狐狸的人，信就会送到管理处，转给警察。 这回，“驿站车夫”到达了目的地，尽管收信人此刻在“隔离”。收信人不是别人，正是巴贝，褐铁矿老板的四巨头之一。 “驿站车夫”里有张卷着的纸，上面只有这两行字： “巴贝。在普吕梅街要做一笔买卖。开向花园的一道铁栅门。” 这正是布吕荣在夜里写的字条。 尽管要通过男女搜查人员的关口，巴贝还是找到办法，将字条从福斯监狱送到关在老年妇救院女监狱的一个“相好”那里。这个姑娘又把字条转交给另一个她认识的女人，后者名叫玛侬，虽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但还没有被抓起来。这个玛侬，读者已经见过她的名字，同泰纳迪埃一家有关系，后文再加说明；她去看爱波尼娜，就能在老年妇救院女监狱和马德洛内特监狱之间起桥梁作用。 恰好在这时，由于预审泰纳迪埃时缺乏证据，他的两个女儿爱波尼娜和阿泽尔玛得到释放。 爱波尼娜出狱时，玛侬在马德洛内特监狱门口候着她，把布吕荣给巴贝的字条交到她手上，委托她去“了解”这桩买卖。 爱波尼娜来到普吕梅街，找到那扇铁栅门和花园，察看了房子，又是窥视，又是守候，几天以后，她到克洛什佩斯街，交给玛侬一块饼干，玛侬再转交给巴贝在老年妇救院女监狱的情妇。一块饼干，在监狱的黑话中，意思是：“没有什么买卖。” 这样，不到一周，巴贝和布吕荣，一个去“受审”，另一个受审回来，在福斯监狱的巡逻道上相遇。布吕荣问：“普街怎么样？”巴贝回答：“饼干。” 布吕荣在福斯监狱孕育的犯罪胎儿，就这样流产了。 这次流产却有后果，但与布吕荣的计划毫不相干。下文就会看到。 人常常这样，以为结好一条线，但结的却是另一条。 三、马伯夫老爹见到鬼 马里于斯再也不拜访任何人，只是有时遇到马伯夫老爹。 有些石阶阴惨惨的，可以称之为地窖石阶，通向不见天日的地方，只听到幸福的人在自己头上行走；正当马里于斯慢慢走下这样的石阶时，马伯夫先生也在往下走。 《科特雷兹植物志》绝对卖不出去。奥斯特利兹小园子阳光不足，靛蓝的试验也没有成功。马伯夫先生只能种一些喜欢潮湿和阴凉的稀有植物。但他没有泄气。他在植物园弄到一块光照充足的土地，“自费”做他的靛蓝试验。为此，他把《植物志》的铜版送到当铺。他把午餐减少到两只鸡蛋，留一只给他的老女仆，十五个月来他已不付她的工钱。他往往只吃一顿饭。他已不再天真地笑，变得愁眉锁眼，不再接待拜访。马里于斯没有想到要来，倒是做对了。有时，在马伯夫先生去植物园时，老人和年轻人在济贫院大街相遇。他们不说话，只忧郁地点点头。穷困使人疏远，这种时刻真是令人心酸！本是两个朋友，却如同陌路人。 书商鲁亚尔去世了。马伯夫先生只能面对他的书籍、园子和靛蓝；这是体现他幸福、兴趣和希望的三种形式。对他来说这足够生活了。他常想：“等我种出了蓝色染料球，我就有钱了，我要把铜版从当铺取出来，在报纸上登广告，大吹大擂，大肆推销我的《植物志》，我知道在什么地方，买到一本皮埃尔·德·梅迪纳的《航海艺术》，是一五五九年的木刻版。”在这之前，他整天在培植靛蓝的方块地里干活，晚上回家后浇灌他的园子，阅读他的书。马伯夫先生当时接近八十岁。 一天傍晚，他见到了鬼。 他回到家时，天还很亮。普鲁塔克大妈身体不适，病倒在床。他晚饭啃了根肉不多的骨头，还有一块在厨房桌子上找到的面包，然后坐在花园里当作凳子的翻倒的界石上。 这张凳子旁按旧果园的方式，竖了一个大柜，隔板和木板残缺不全，底层是兔棚，第二层是果子架。兔棚里没有兔子，但果子架上有几只苹果。这是剩下的过冬食品。 马伯夫先生开始翻开书看起来，他戴上眼镜，在看两本使他着迷的书，甚至全神贯注，在他这种年纪这是较为严重的事，他天生的胆怯使他有点迷信。第一本书是德朗克尔会长的名著《论魔鬼的变化不定》，另一本是缪托尔·德·拉吕博迪埃尔的四开本著作《论沃维尔的魔鬼和比埃弗尔的精灵》。由于他的园子从前是精灵常常出没的地方，后一本书就更令他感兴趣。黄昏开始使上面的景物泛白，使下面的景物变黑。马伯夫老爹看书时，目光越过手里拿着的书，观察他的花草，其中有一株艳丽的杜鹃花，是他聊以自慰的；一连四天干旱和日晒风吹，没有下过一滴雨；花草的枝茎下垂，蓓蕾蔫了，叶子脱落，需要浇水；杜鹃花尤其令人目不忍睹。马伯夫老爹这种人，认为草木也有灵魂。老人整天在靛蓝地里干活，累得精疲力竭，他还是站了起来，把书放在凳上，弯腰曲背，摇摇晃晃地走到井边，但当他抓住链条时，却没有力气将链条摘下来。于是他回过身来，苦恼地看一眼布满繁星的天空。 夜晚有一种宁静，以莫可名状的永恒悲欢，压下人的痛苦。黑夜看来跟白天一样干燥。 “满天星斗！”老人心想，“万里无云！不会下一滴雨！” 他的头仰望了一会儿，又垂落胸前。 他又抬起头来，再望望天空，一面喃喃地说： “下一滴露水吧！可怜一下吧！” 他再一次想摘下井链，但办不到。 这当儿，他听到一个声音说： “马伯夫老爹，您肯让我来浇您的园子吗？” 与此同时，篱笆处响起野兽掠过的声音，他看到从荆棘中冒出一个高瘦的姑娘，站在他面前，大胆瞧着他。这不大像一个人的模样，倒像黄昏刚刚显形的精灵。 上文说过，马伯夫老爹很容易惊慌，胆小如鼠，他还来不及回答一个字，这个人就摘下链条，把水桶放下去又拉上来，灌满了喷壶，动作在黑暗中奇特而突兀。老人看到这个鬼赤着脚，穿一条破烂的裙子，在花坛中间奔忙，在她周围散布生命。喷壶的水洒在叶子上的声音，使马伯夫老爹的心灵充满了欢乐。他觉得，如今，杜鹃花高兴了。 第一桶水浇光，姑娘拉上第二桶，然后是第三桶。她浇灌整个园子。 看到她这样在小径中穿梭往来，身影黑黝黝的，骨棱棱的长手臂上飘动着撕成碎片的披巾，会觉得她有点像蝙蝠。 她干完后，马伯夫老爹走过来，眼噙泪水，把手放到她的额角上。 “天主保佑您，”他说，“您是一个护花天使。” “不，”她回答，“我是魔鬼，但我不在乎。” 老人不等也不听回答，大声说： “我这样不幸，这样穷困，我不能为您做一点事，是多么遗憾啊！” “您能做的，”她说。 “做什么？” “告诉我，马里于斯先生住在什么地方。” 老人压根不明白。 “哪个马里于斯先生？” 他抬起无神的眼睛，似乎在追忆消逝的往事。 “一个年轻人，常常来这里。” 马伯夫在记忆中搜索。 “啊！是的……”他叫道，“我知道您想说什么。等一等！马里于斯先生……当然，马里于斯·蓬梅西男爵！他住在……不如说他已不住在……啊，我不知道。” 他一边说话，一边弯下腰来，扶一扶杜鹃花的一条花枝，继续说： “唔，现在我想起来了。他时常走过大街，到冰库那边去。克鲁尔巴布街。云雀场。到那边去找，不难遇到他。” 当马伯夫先生直起腰来时，他已看不到人，姑娘无影无踪。 他确实有点害怕。 “说实话，”他想，“如果我的园子没有浇灌，我想这是个精灵。” 一小时以后，当他睡下时，脑海里又浮现出这件事，快睡着时，朦朦胧胧中好像神话中的鸟，变成了鱼，以便过海，他的思想逐渐转成了梦，以便穿越睡眠，他含含糊糊地想： “确实，这很像拉博迪埃尔讲述的精灵。这会是一个精灵吗？” 四、马里于斯见到鬼 一个“鬼”拜访了马伯夫老爹之后，过了几天，一个早上——这是个星期一，马里于斯要向库费拉克借五法郎给泰纳迪埃的日子——马里于斯将这五法郎放进口袋里，在交给监狱管理处之前，先去“散一会儿步”，希望回来后能有劲头工作。他总是这样想。他一起床，便坐在一本书面前，放上一张纸，准备马马虎虎地译点东西；这个时期，他的工作是将德国人的一场著名的论战，即甘斯和萨维尼[3]的争论译成法文；他拿起萨维尼，又拿起甘斯，读了四行，想写下一行，办不到，在纸和他之间看到一颗星星，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要出去。回来就有精神了。” 他去云雀场。 他在那里看到的不止是明亮的星星，更看不到萨维尼和甘斯。 他回来后，想重新工作，却办不到；没有办法在脑子里接上一条断掉的思路；于是他说：“明天我不出去了。这妨碍我工作。”可他仍然天天出去。 他虽然住在库费拉克家里，却不如说住在云雀场。他真正的地址是：健康大街，过了克鲁尔巴布街第七棵树。 这天上午，离开了第七棵树，坐在戈布兰河的护墙上。欢快的阳光透过刚长出的、闪闪发光的嫩叶。 他在想“她”。思念变成了责备，又落在他身上；他痛切地想到懒惰这种心灵的麻痹控制了他，想到他面前的黑夜越来越浓，以致如今他连太阳也见不到了。 他的内心活动非常微弱，他甚至没有力量感到懊恼，通过艰难发泄模糊不清的想法——这甚至不是自言自语，通过这种专注于愁绪，他对外界还是有感觉。他听到身后、身下、戈布兰河的两岸，传来洗衣妇的捣衣声，他的头上鸟儿在榆树间啁啾鸣唱。一边是自由、无忧无虑、有翼飞翔的悠闲自在；另一边是干活的声音。这使他陷入深深的遐想中，几乎在思索，这是两种快乐的声音。 突然，他在冥思苦想中，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啊！他在那里。” 他抬起眼睛，认出那天早上到他房里来的不幸孩子，泰纳迪埃的长女爱波尼娜；现在他知道她的名字了。奇怪的是，她越穷越漂亮；同时迈出这两步，好像她不可能做到。她实现了双重的进步，迈向光明和困苦。她就像那天毅然踏入他的房里，赤着脚，衣衫破烂，只不过这身破衣多穿了两个月；窟窿更大些，破布更脏些。嗓音同样嘶哑，脑门同样被晒黑和皱起，目光同样自由不羁、迷茫和游移不定。经历了这次牢狱生活，在贫困之外又在面容中加上了难以名状的惊惶和哀怨。 她的头发上有麦秸和干草屑，并不像受到哈姆雷特的疯癫传染而发疯的奥菲莉亚，而是因为她在马厩里睡过。 尽管如此，她还是美丽的。噢，青春，你是多么明亮的星星啊！ 她来到马里于斯面前站住了，苍白的脸上带着一点快乐，有点儿像在微笑。 她歇了一下，仿佛说不出话来。 “我可找到您了！”她终于说。“马伯夫老爹说得对，是在这条大街上！我找得您好苦啊！您知道就好了！您知道吗？我被关进了监牢半个月！他们放了我！因为从我身上什么也捞不到，而且我不到判断事理的年龄。还差两个月。噢！我找得您好苦！有六个星期。您不再住在那里吗？” “不了，”马里于斯说。 “噢！我明白。由于那件事。这种寻衅闹事是够讨厌的。您搬了家。啊！您干吗戴这种旧帽子？一个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应该有漂亮衣服。您知道吗，马里于斯先生？马伯夫老爹不知道为什么称您为马里于斯男爵。您不会真是男爵吧？男爵都是老头，要去卢森堡公园的宫殿前，那里阳光最好，他们看一个苏的《日报》。有一次我送一封信给这样一位男爵。他超过一百岁了。喂，眼下您住在什么地方？” 马里于斯没有回答。 “啊！”她继续说，“您的衬衫有一个窟窿。我该给您补一补。” 她逐渐黯然神伤，又说： “您看到我不高兴吗？” 马里于斯沉默不语；她半晌不吭声，然后大声说： “我要愿意的话，会逼您快乐起来！” “什么？”马里于斯问。“您这是什么意思？” “啊！你称我为您！”她说。 “那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咬住嘴唇；她看来犹豫不决，仿佛在作内心斗争。末了，她显出打定了主意。 “算了，无所谓。您闷闷不乐，我想让您高兴。您要答应我笑一笑。我想看您笑，看到您说：‘啊！很好。’可怜的马里于斯先生！您知道！您答应过我，凡是我想要的东西都给我……” “是的！你说吧！” 她死盯住马里于斯，对他说： “我搞到了地址。” 马里于斯脸色变得苍白。他身上的血全都涌向心脏。 “什么地址？” “您问我要的地址！” 她仿佛作出努力，又添上说： “地址……您不是清楚吗？” “是的！”马里于斯期期艾艾地说。 “那位小姐的地址！” 说出这个词，她深深吁了一口气。 马里于斯从坐在那里的护墙上跳起来，发狂地拉住她的手： “噢！那么，带我去吧！告诉我呀！你要什么东西就说吧！在什么地方？” “您跟我来，”她回答。“我不知道街道和门牌；完全在另一头，但我知道那幢楼，我来带您去。” 她抽回她的手，说话的声调会令一个旁观者难过，却丝毫没有触动如痴如醉、欣喜若狂的马里于斯： “噢！您多么高兴啊！” 一片阴翳掠过马里于斯的脑门。他抓住爱波尼娜的手臂。 “向我发个誓！” “发誓？”她说，“这是什么意思？嘿！您要我发誓？” 她笑起来。 “你的父亲！答应我，爱波尼娜！向我发誓，不要把这个地址告诉你的父亲！” 她吃惊地转向他： “爱波尼娜！您怎么知道我叫爱波尼娜？” “答应我对你说的话！” 但她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 “这样好嘛！您叫我爱波尼娜！” 马里于斯同时抓住她的两条手臂： “看在上天的份上，您倒是回答我呀！注意我对你说的话，向我发誓，不要把你知道的地址告诉你父亲！” “我父亲？”她说，“啊，是的，我父亲！放心吧。他在牢里。再说，我管我父亲干吗！” “但你没有答应我！”马里于斯大声说。 “你可是放开我呀！”她说，发出哈哈大笑，“您摇得我好厉害！好吧！好吧！我答应您！我向您发誓！要我干什么？我不会把地址告诉我父亲。行了吧！就这件事？” “谁也不告诉？”马里于斯问。 “谁也不告诉。” “现在，”马里于斯说，“带我去吧。” “马上？” “马上。” “来吧。——噢！看他多高兴！”她说。 走了几步，她站住了： “您跟得太近了，马里于斯先生。让我在前面走，像这样跟着我，却又不像跟。不该让人看出像您这样一个年轻人同像我这样一个女人在一起。” 任何语言都表达不出这个孩子说女人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思。 她走了十来步，又站住了；马里于斯赶上了她。她向身旁的他说话，但没有转向他： “对了，您知道您答应过我一件事吧？” 马里于斯在口袋里摸索。他在世上只有这五法郎，是准备给泰纳迪埃老爹的。他掏出钱来，交到爱波尼娜手中。 她张开手指，让钱币落在地上，阴沉地望着他： “我不想要您的钱。”她说。 [1]埃斯库斯和勒巴：青年诗人。1831年，埃斯库斯18岁时，创作出两部诗剧，演出成功。1832年，两个朋友合作写出剧本《雷蒙》，演出失败后双双自杀。 [2]雷斯达尔（约1628—1682），荷兰风景画家，作品有《灌木》、《风暴》、《废墟景色》，善用暗色。 [3]甘斯和萨维尼，德国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