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10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新想法。我跟自己说得太多了，同时也就跟别人说得少了，这恐怕有两个原因。首先，如果我一直不说话大家都会高兴，其次，我也用不着因为别人的看法而烦恼。我不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愚蠢的，别人的就是聪明的，所以最好把什么想法搁在心里。每当我不得不吃我不爱吃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把盘子摆在自己面前，假装那是好吃的东西，尽量不去看它，还没等我反映过来自己的感受它就不见了。当我早晨起来，也是一个让人扫兴的过程，我从床上蹦起来心里想着：“一会儿你就回来。”然后走到窗前，取下遮眼罩，凑着窗缝使劲闻，直到嗅出一丝新鲜的空气，然后就醒了。床被迅速地收拾掉，睡意也就全消了。你知道妈妈管这叫什么吗？“活着的艺术”——实在是奇怪的说法。上星期我们的时间全都乱了套，因为我们亲切可爱的维斯特钟显然已经被拿走为战争效力了，这样无论白天黑夜我们全都不知道确切的时间。我仍然指望他们会想出个替代品（锡、铜或什么差不多的东西）来给附近的人们报时。 无论我在楼上还是楼下，也不管我在哪里，我的脚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一双特别精致的鞋子令它们金光闪闪（也就这些天）。是梅爱朴花了27.50盾买来的二手货，酒红色的猪皮，特别高的楔形鞋跟，我感觉自己踩在高跷上，看上去高了一大截。 杜塞尔间接地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命。他竟然让梅爱朴给他带一本禁书，一本指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书。路上她刚好撞上了一辆党卫军的车。她一下子火了，大声嚷了一句“真该死”就骑走了。还是不要去想像如果她真的被带到党卫军总部会出现的后果吧。 你的，安妮